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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熙元年（306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在西晋皇朝风雨飘摇的时刻，晋惠帝司马衷突然因进食中毒身亡。顿时，洛阳宫城内的气氛变得格外紧张。皇位合法的继承人是皇太弟司马炽，而皇后羊氏为了当皇太后，便密召惠帝侄、清河王司马覃入继大统。侍中华混是执政的司空、东海王司马越的亲信，极力加以劝阻无效后，急忙派人报告司马越。少顷，司马覃兴冲冲地赶来，可是刚刚踏进尚书阁门，他就发现情况不妙。只见昏黄的宫灯下，处处人影憧憧，闪烁着刀光剑影。这时，一股冷风拂过，他不觉浑身颤抖起来，于是推说身体不适，悄悄地溜出宫去。过一会儿，司马越和司马炽火速赶到，当他们被簇拥着入宫之后，宫城内才渐渐地恢复了那死一般的沉寂。
三天后，司马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晋怀帝，永嘉（307～312年）是他在位时所用的年号。
《晋书·惠帝纪》说惠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不管晋惠帝是不是司马越所害，实际情况是当时西晋政权掌握在司马越的手里。不过，这是一个残破的政权，是颠簸在波峰浪谷中的一叶扁舟，才能平庸的司马越只能作无希望的挣扎。
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所谓朝贤素望，不过是一些徒有虚名的高门后裔、纨绔子弟而已。如被司马越罗致入司空府的有军咨祭酒庾怿、从事中郎胡毋辅之、行参军阮修、府掾谢鲲等，而这些人“皆尚玄虚，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司马越所选任的司徒王衍，是当时朝中最大的名士。王衍是西晋原司徒王戎的从弟，所谓“神清明秀，风姿详雅”，以善清谈著名。他在元城县当县令时终日清谈，回朝中任黄门侍郎后更是惟清谈是务。他相貌秀美，口若悬河，“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然而，这个名高位重的司徒在西晋面临危亡的时刻，只知趋利避害，毫无志节。他堂而皇之地向司马越提议说：“当今朝廷危急，应当依靠方镇，而方镇之任要选用文武全才的人。”结果，其弟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其族弟王敦被任命为青州刺史。任命发表后，他私下里对王澄、王敦说：“荆州凭借长江、汉水，是很坚固的；青州背靠大海，是很险要的。你们二人在外而我居中，这就足以为‘三窟’了。”司马越所网罗的就是这样一些人，如果西晋不亡，那才是大怪事呢！
西晋历史上曾经有过自己的繁荣时代，史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又有记载曰：“掩唐虞之旧城，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这些描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当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还是可信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西晋统治阶级普遍的奢侈之风。不过，物极必反，盛极则衰。由贾后政变而“八王之乱”，由“八王之乱”又演化为“永嘉之乱”，西晋皇朝已经气息奄奄了。
《晋书·食货志》云：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寥寥数语，活画出永嘉年间一幅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
关于永嘉之乱和西晋的灭亡，当时和后代人都作过不少评论。早在永嘉末年，镇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的属下陈頵就写信给后来成为东晋丞相的王导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兢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他建议改弦更张，明赏信罚，任用贤才，“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陈頵出身寒素，对西晋重虚名、轻才干的选举制度，对权贵交相请托、任用私人、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龌龊风气，对上层统治者醉心玄谈、不以政事萦怀的社会习俗深恶痛绝。他的评论虽只触及永嘉西晋乱亡一部分的原因，但敢于直接指向当权者，勇气可嘉。当然，当权的门阀士族王导等不会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把他排挤出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著名的北伐将领祖逖从另一角度思考历史教训，他说：“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其实，藩王争权的根本原因就是“上无道”耳！
晋人干宝著《晋纪》，其“总论”是探讨西晋短命原因的长篇论文。他说：“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元海（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他又说：“故贾后肆虐于六宫，贾午（贾后妹）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他强调西晋覆亡非一朝一夕，不能完全归罪于个人，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个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唐太宗李世民为《晋书·武帝纪》作史论，他说：
……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而世祖（晋武帝）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
唐太宗指出统治者应该处广思狭，居治不可忘危，这在今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他认为晋武帝不除刘渊也是西晋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显然是一种民族偏见。
西汉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中原并非汉族的禁脔，正如边境地区也并非少数民族所专有一样。问题首先是统治者的政策是否正确，社会是否稳定；其次是能不能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些时期、有些统治者（包括在中原建立皇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做得好一些，有些统治者则做得不好，甚至很不好。西晋统治者，就是属于很不好的一类，那么，少数民族起而反抗就是势所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