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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认为，创伤是精神上的问题或只是脑内功能失调，其实创伤与我们的身体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会被吓得动弹不得，面对恐惧感，我们会变得无助，会被击垮，瘫倒在地。我们的生命有时根本无法与创伤抗衡。
不同文化的神话故事都描述过人类被吓得动弹不得的状态。最广为人知的便是，美杜莎那令人毛骨悚然、可将人变成石头的凝视。在《旧约》中，由于罗德的妻子目睹了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的可怕覆灭，她被惩罚而变成了一根盐柱。如果这些神话看起来不怎么切合实际，我们可以想想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在玩的“雕像”游戏。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用这个游戏帮助自己掌握和控制被吓得动弹不得后所产生的最本能的恐惧。无论是古代的神话故事，还是现代人的创伤症状，如今精神病学家将其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相比于历史神话，现代科学对于准确理解人类的恐惧、身体损伤和丧失经历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南美和中美地区的土著人很久以前就对恐惧和创伤的本质有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通过类似萨满仪式转化并治愈创伤。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后，他们借用土著人语言中的“susto”一词来形容在创伤中所发生的事情，直译为“惊恐性瘫痪”和“丢了魂”。 10 有过创伤经历的人都体会过，突然不知道灵魂在这个世界上何去何从后，令人瘫痪的恐惧会紧随而来。
惊恐性瘫痪 （fright paralysis）会使人联想到受到车灯的惊吓而愣在原地不动的鹿，人类面对创伤，其反应也是类似的：南希面露惊慌，瞪着双眼，僵在了恐惧之中。古希腊人也认为创伤会造成人身体的瘫痪。宙斯和牧神潘会将恐惧和瘫痪注入战场上敌人的体内，而两位天神都具有僵化身体和引发恐慌的能力。在荷马的巨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创伤被描绘成对个人和家庭无情的毁灭。
美国内战时，许多年轻人一下子被暴露在枪林弹雨和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他们对震耳的炮声和尸体的腐臭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于是，形容战后创伤障碍的一个词——士兵之心
（soldier’s heart）便流传开来。这个名称既传达了焦虑、心律不齐、心脏猛撞和令人无眠的惊恐的意思，也表达了在战场上失去兄弟的心碎。另一个源于美国内战时期的词语是思乡之情（nostalgia），其表达的含义是独自流泪哀叹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无所适从。
一战之后不久的后弗洛伊德时代，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在1909年建立的早期的诊断标准系统中，把这种压力引起的失常行为称为惊吓性神经衰弱症（fright neurosis）， 11 他认为创伤在本质上是由极端压力造成的一种状态。弗洛伊德将创伤描述为：抵御外界刺激的保护系统的失效导致的巨大的无助感。虽然埃米尔·克雷佩林对创伤定义中的术语使其不易被理解，且“神经衰弱症”（neurosis）一词具有贬义，但他强调了惊吓和恐惧才是创伤的核心。
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战争创伤被人们称为 弹震症 （shell shock）。这个简单、坦诚的名称直白地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令人精神崩溃的炮弹爆炸声把困在湿冷战壕中的士兵吓得大小便失禁且动弹不得。正如susto这个词一样，如此未经加工的名称能让人身临其境并紧张地心跳加速。
在二战前，类似的症状又被取名为 战斗疲劳 和 战争神经官能症 。从这些偏中性化的名称来看，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士兵们所忍受的精神痛苦。“战斗疲劳”一词暗示的是，只要士兵听取祖母的唠叨并好好睡上一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傲慢地轻视相关症状的严重程度本身是非常粗鲁伤人的；讽刺的是，备受煎熬的士兵的确常酣睡不醒，而这其实是创伤的症状之一。从某种角度说，神经衰弱症和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类似，映射出的是弹震症属于一种性格缺陷或是令人烦恼的自身的软弱。实际上，这种症状是人在面对战场上的令人害怕的隆隆炮声、悲伤的生离死别以及恐惧的相互厮杀时做出的完全合理恰当的反应，而这些不确切的称谓把平民、家人和医生同士兵备受煎熬的残酷事实割裂开来。
之后的朝鲜战争给士兵带来的痛切又被新的创伤术语遮盖擦除。那时描述战争创伤的词语是官能衰竭（operational exhaustion）。在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中， 战争官能衰竭 （combat operational exhaustion）又成为新的名称。然而，这些词语早已过时，并根本无法传达出战争那令人恐惧的一面。
如今，源于越战的又一个新的称呼出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PTSD本是一种在惊恐和瘫痪的状态下，人的身心和灵魂备受折磨，从而引发神经系统濒临崩溃的现象，如今却完全被“消毒”为一种用药物治疗的疾病。PTSD这个缩写为了力求读起来顺口且服务于科学术语不带感情的特性，抹去了人类对战场屠杀真实的情感反应。相比过去惊恐性瘫痪和弹震症这两个直观且恰当的名称，如今其仅仅被称为一种疾病，一个由具体且可测的症状组成的集合体；若一种诊断是针对科研用途应运而生的，那它将与保险公司和有效的治疗方案格格不入。在这些冰冷的术语为士兵真实的痛苦提供客观、可信的科学数据的同时，也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这堵高墙的一边是“健康”的（受保护的）医生，另一边是“病重”的患者。这种治疗取向将无助的患者边缘化，使其在这个格格不入的世界中只能与绝望做伴。很少有人意识到，被当作先知置于神坛之上而未受保护的治疗者，其实是很有可能因被耗光能量而走向毁灭的。
近来，一位从伊拉克战场退伍的老兵切中要害地将他因战争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称为PTSI（战争后应激损伤，其中I代表损伤），而非PTSD。他明智地将创伤称为一种损伤，而并非如糖尿病等疾病那样，只能控制和无法治愈的疾病。实际上，创伤后应激损伤是情绪上的损伤，是可以被治愈和转化的。
尽管如此，传统医学的治疗思维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医学知识渊博的医生掌握着对病人的绝对指导权，而这对如糖尿病和癌症这样的疾病还算是颇有效果（这也存在争议）。然而，这并不是治疗创伤的好范式。创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疾病，它是一种“舒适或秩序被剥夺”（dis-ease或disorder）的体验。治疗创伤的医生其实更像是陪伴来访者走过康复过程的向导或助产妇。执意把自己打造成“健康的治愈者”形象的医生，是在把自身与无助感隔离开，而这种无助感其实如幽灵般处处潜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体会到自己真实感情的医生，是无法同来访者一起控制、处理和接纳那些可怕的知觉、画面和情绪的。患者将感到深深的孤独，致命的恐惧将他们推入情绪的旋涡，击碎他们自我掌控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在遵循这种传统取向的治疗中，治疗师会建议指导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控制感情，抑制越界的行为并改变病态的想法。萨满教的治疗方式则与此大相径庭，萨满教治愈者会同患者一起再次经历可怕的创伤，并召唤源于神秘的力量帮助患者逃离创伤的魔爪。萨满治愈者首先需要放下防备，直面自己的无助感和破碎感，这同如今的心理咨询师类似，必须首先确认并处理自己的创伤之后才能帮助来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