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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绞尽脑汁地理解那天在南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一个关于动物行为比较的研讨会上，一条不起眼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彼得·马勒提到，被捕食动物（如鸟类和兔子）被束缚住时，它们会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那晚我辗转反侧，激动难眠。当南希被医生制伏按倒时，她的反应是否和这些因科学实验而被束缚的动物类似？我脑中关于匍匐猛虎的幻觉一定源于那次研讨会。
在试图理解研讨会带给我的启发时，我读到了一篇发表于1967年的文章，题为“催眠特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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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和我的研究生导师唐纳德·威尔逊
讨论了我对这篇文章的想法。他的研究领域是无脊椎动物神经生理学，并且对于“僵直”类型的行为非常熟悉，然而专心研究昆虫和龙虾的他对动物的催眠行为心存质疑。但这并不妨碍我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满是灰尘和霉味的生命科学图书馆，着迷于对动物瘫痪行为现象的广泛观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来访者被艾德·杰克逊（就是把南希介绍给我的那位医生）转介给我。于是，我和来访者们开始一起探索各种各样的肌肉紧张状态以及躯体姿态的模式，同他们的病症症状之间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就是，释放肌肉能量并让这些根深蒂固的模式回归正常状态，会产生怎样惊人且出乎意料的治疗效果。随后，1973年，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廷伯根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致辞中
，出乎意料地并没有过多地提及他的动物研究，而是提到了人一生中的躯体变化，以及其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失调现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亚历山大技术
的运用。他和他的家人在健康上受益于这种躯体再造疗法（他的血压回归到正常水平），而这与我的来访者身上发生的改变有相似之处。
我意识到，我需要和这位前辈聊一聊我的想法。了解到他供职于牛津大学后，我作为一名普通研究生，与这位不摆架子且慷慨大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通过跨大西洋的电缆取得了联系。我告诉他关于南希等来访者的治疗状况，以及我对南希的“动物性瘫痪行为”原因的推测，即当面对无法躲避的威胁或承受极端压力时，动物的僵直反应也适用于人类。他非常激动，并鼓励我继续调查研究。
我偶尔也会想，若没有尼古拉斯·廷伯根、汉斯·西利（第一位精神压力研究者）和雷蒙德·达特（发现南方古猿的人类学家）的支持，我恐怕早已放弃研究。
在那次难忘的通话中，廷伯根用父亲般亲切的声音和略带责备的语气对我说：“彼得啊，我们毕竟只是一群动物而已。”然而，根据最近的调查，西方社会仅有一半的人（在美国甚至比例更低）相信进化论，并认同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事实上，已有明显的解剖学、生理学、行为学与情绪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人类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具有相同的大脑结构以帮助个体存活，所以我们对于致命威胁有相似的反应。因此，我们可以从观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和更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对致命威胁的反应中获益，学习他们是如何回归正常生活并在威胁过后恢复平静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恢复与自愈能力已被大多数人遗忘，这使我们面对创伤时变得异常脆弱。
然而，直到1978年，我的观察研究才步入正轨。那时，我一边在位于加州山景城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一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展我的身心疗法，并挤出业余时间泡在生物学研究图书馆。1978年12月的一个雨天，我照常去图书馆查找文献。在那个谷歌和个人电脑还没有诞生的年代，我的研究方法是，带着午饭来到图书馆，在书海中一页一页地查找相关文献。虽然这种方法看起来曲折且低效，我却发现了高科技搜索引擎可能无法帮我找到的、极为有价值的文献。这些扎实的文献积累工作为我倾注心血的终身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来，我偶然读到一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作者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和杰克·马斯（Jack Maser）在实验室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描述了动物的瘫痪行为是如何被触发的。 7 这篇文章（第4章将讨论这篇文章）加深了我对和南希有类似症状来访者的理解，也让我开始思考某些由恐惧驱使的生存本能与创伤本身及治愈创伤的关系。由创伤引起的症状在20年之后被正式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被当时的文献形容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令人庆幸的是，当时的我并没有用20年后的视角理解创伤。
天缘凑巧，世事循环。几年前，在位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的一个题为“心理治疗前沿”的研讨会上，我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讨论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充满活力且略显淘气的男人跳了出来自我介绍道：“嗨，我是杰克·马斯！”我将信将疑地摇着头，然后开怀大笑起来。我们简短地聊了一下，之后一起吃午餐时，他告诉我他很开心看到自己在动物身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心理咨询中实现了临床应用。可以说，他就像是我在科研领域的教父一样。
2008年，杰克·马斯向我推荐了一篇他与史蒂文·布拉查合写并刚刚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向传统主流的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发起了挑战，指出“紧张性僵直”这个概念对理解创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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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胆提议令我目瞪口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以下简称《手册》）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用于诊断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百科式手册。（目前《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4版修订本是最新的版本。）理想情况下，下一版，也就是第5版，在内容上将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上一版《手册》中，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的说明非常谨慎，并没有提及任何理论来解释精神创伤对人脑和身体上的影响。这种谨慎首先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因为提出一个理论意味着向读者暗示出了治疗和预防该心理障碍的原理。其次，曾经对心理学领域具有绝对统治力的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依然势力强大，这也是上一版《手册》中对理论的回避和对分类学依赖的原因。我相信，学术界与实践派的有机结合将会带来心理疗法上真正的创新。怀有开放态度的跨学科合作，能够帮助我们筛选出行之有效的疗法，最终使饱受心理疾病煎熬的人们获益。
杰克·马斯和史蒂文·布拉查合著的这篇生气勃发的文章，对第5版《手册》的编写者们提出了一个挑战。他们大胆地假设，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因可以从进化（动物本能）的视角被解释，而这种视角也完全可以解释在1969年南希是为何康复的。可见这篇文章对我的研究生涯是多么重要。1977年，盖洛普和马斯关于恐惧和动物的瘫痪行为的研究，启发我从全新的视角解释南希的症状。如今，马斯和布拉查写下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话，作为他们发表于2008年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我们迫切建议第5版《手册》的编写者，寻找收集相关实证研究与理论，从而用动物进化的视角理解精神病理学。在未来，这个领域将会更多地涉及生物学，也将诞生许多精神病理学新概念，从而有助于临床医生发展出更多切实有效的行为疗法。 9
这是多么令人欣喜振奋啊！我不由得好奇，我在圣迭戈医学研讨会上的报告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马斯和布拉查发起这项提议。在走过了不少弯路后，仅仅是想想我的科研成果有可能推进对创伤的精神病学诊断（或者至少能影响相关的讨论）就令我无比兴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创伤诊断的简要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