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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南希的这段经历，我被引入了好几个全新且不同的研究领域。首先我意识到，若不是对自己本能反应的信任和那一点点侥幸，或许我会不小心让南希再一次经历创伤，使她本来已很严重的症状恶化。此外，我像个早早就中了头奖的赌徒，马上发现发生在南希身上这难以置信的一次性“治愈”并非总会重演。于是，我踏上这条漫长且磨人的旅途，去探知掩埋在1969年夏天的隐秘线索。后来我发现，至关重要的是“精确测量”（逐渐接近并控制）这些创伤的生理反应，从而降低其强度。帮助患者回忆并重新经历创伤其实是没必要的（这会降低患者的掌控感与完整感），这可能会致使患者病情的加重。我还发现，用来释放能量的抖动与战栗通常很难被他人察觉到，这通常表现为肌肉的自发性收缩（微小的肌肉颤抖）或仅仅是肌肉的温度变化，例如肌肉温度升高。通过观察手和脸的颜色变化，就会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从对动物及其神经系统的比较研究起步，我开始探索创伤的生理基础。我认为，这会帮助我发展出一套体系化的治疗创伤的方案，而这套方案可以被系统地、可信地、安全地学习和复制。这场旅途也圆了我曾经的一个有关太空旅行的梦想。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医学生物物理学的时候，我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减压顾问，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宇航员准备他们的第一次太空旅行。这是一次很特殊的机会，因为我可以接触并研究那些在高压环境中适应力极强的宇航员。这些观察研究启发我回首反思早些年在南希的案例中，她适应力的严重缺乏以及出人意料的迅速康复。宇航员超强的适应力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本能；即使是经受了最严重的精神创伤的人，也有可能将这种技能激活并重新掌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