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之后,一位女士静静地穿过人群,坐在了我身边。“我是医生,儿科医生,”她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请陪着我就好。”我回答道。她简单而亲切的脸庞看起来忧心忡忡,但令人感到安慰。她握住我的手,我攥紧她的手,她轻柔地用手势做出反馈。当我将目光投向她时,我感到自己的眼泪已在眼中打转。她那淡雅且令人熟悉的香水味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她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在情感上对她产生了一些依赖。一波震颤从我身体中释放出来,我做了第一次深呼吸。随后,一股恐惧的战栗传遍了全身,眼泪随之夺眶而出。我听到自己在心里说,难以置信这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可能,这可不是在布奇生日这天晚上计划该发生的。我被一股难以名状的后悔感卷入谷底。我的身体继续战栗,让我慢慢回到现实。
过了一阵,更轻微的颤抖开始取代猛烈的战栗。我感到一阵阵恐惧和悲伤袭来。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伤势严重,可能我下半辈子要在轮椅上度过,或者走路会一瘸一拐,随时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一股深深的悲痛再一次吞噬了我。我害怕被它吞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位女士的双眼。我轻吸一口气,闻到了她的香水味。她一直陪伴和支持着我。慢慢地,我的情绪不再难以控制,尖利的恐惧感也逐渐消退。我看到一丝一闪而过的希望,伴随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愤怒。我身体的抖动和震颤加剧,寒冷和燥热交替袭来。滚烫发红的暴怒从我的腹部喷发出来:这个混账孩子居然撞到走在人行横道上的我?她是怎么开车的?可恶!
一阵尖锐的警笛声和闪烁的红光覆盖了一切。我腹部一紧,再用眼睛寻找那位女士亲切的注视。我们攥紧对方的手,这让我腹中的打结感有所缓解。
我听到自己的衬衫被撕开。我被吓得不轻,再一次升高盘旋在半空注视自己身体的观察者的视角。我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陌生人,有条不紊地把一些电极贴在我的胸前。之前那位男士惊恐地和谁说,我的心率达到每小时170次。我听到我的衬衫被更多地撕开。我看到急救人员在我的颈部贴上一片领子似的东西,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我滑到担架上。当他们把我在担架上固定好后,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无线电通信的声音。护理人员在请求创伤救援团队的帮助。我心中一惊。我要求被送往仅在1英里 之外的最近的一家医院,但是他们告诉我,我的伤势或许需要得到拉霍亚(La Jolla)的大型创伤中心的救助,而那在30英里之外。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的恐惧感马上就平息了。我被抬上救护车时,第一次闭上双眼。那位女士模糊的香水味,以及她安静和亲切的眼神在我的眼前浮现。她的出现再一次让我感到宽慰。
在救护车上,我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体内仿佛充满了肾上腺素。虽然这种感受非常强烈,但我并没有被其吞没。虽然我的眼睛想要四处张望,去考察陌生且未知的四周,但我还是有意识地引导注意力至体内。我开始对躯体知觉进行评估。这种主动的聚焦把我的注意力拉到贯穿全身的强烈且不适的嗡嗡感上。
在这种不适的知觉中,我注意到左臂上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我让这股感觉进入意识,追踪左臂上那变得越来越强的紧张感。我慢慢地意识到,胳膊想要收缩然后向上抬起。当这种动作的内在冲动得到发展后,我的手也想转动。尽管非常轻微,但我依然感受到它在移向我的左脸——仿佛在保护其免受一击似的。突然,我眼前闪过一面褐色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而在玻璃蛛网状裂纹后那双茫然的眼睛,再次如闪光快照般浮现了出来。我听到自己的左肩撞碎挡风玻璃那一瞬发出的闷响。出乎意料的是,随后一股释怀感席卷而来,将我淹没。我感到自己回到了身体之中。如电击一般的嗡嗡感也减退了,那幅有双黑色的眼睛和破碎的挡风玻璃的画面开始消退,或者说是消散。我想象自己离开家,和煦的阳光洒在脸上,心中充满了期待晚上拜访老朋友的愉悦。当我环顾四周时,我的眼睛能够放松下来了。救护车内部不再像之前看起来那么陌生,我用更加清晰和“柔和”的方式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我确信,自己已不再处于僵直状态,那个阶段已经过去,我已从噩梦中醒来。我望着坐在我旁边的急救人员,她的镇静让我安心。
在颠颠簸簸几英里后,我感到在靠近颈部的脊柱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紧张状态。我的右臂想要向外伸展,我瞬间看到了一幅闪回的情境:黑色柏油路面向我冲来。我听到手拍在地面上的声音,右手手掌随即感到一股擦伤的灼烧感。手部向外伸展的知觉感知与保护头部免于撞击地面的动作有关。我感到极大的解脱,并十分感谢自己的身体没有背叛我,它知道保护我脆弱的头部免受可能的永久伤害。在继续轻微颤抖的过程中,我感到一股温暖的麻酥感,以及从身体内部生发出来的力量感。
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测量了我的血压和心电图。我让她告诉我这些重要指标时,她以专业的态度和善地拒绝告诉我这些信息。我感到一种微妙的冲动,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进一步建立联系。我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告诉她我也是医生(算是半个医生)。这算是我开的一个轻松的玩笑。她摆弄着仪器,然后说这可能是误读。随后,她说我的心率是74次,血压为125/70。
“第一次测的时候,我的数据是多少?”我问道。
“当时心率是150。我们到达之前给你测的那个人告诉我说是170。”
我轻松地深叹了一口气,说:“谢谢。谢天谢地,我不会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了。”
“你的意思是?”她充满好奇地问我。
“我是说,我应该不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了。”她依然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解释了一下我的颤抖和随后的自我防御反应是如何帮助我“重置”了神经系统,并将我带回身体的。
“这样一来,”我继续说,“我就不再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了。”
“嗯,”她评论说,“这就是为什么意外事故中的受害者有时和我们抗争的原因?因为他们依然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
“没错,是这样的。”
她说:“我发现到医院的时候,他们经常有意地阻止伤员颤抖。有时,他们会将伤员绑紧在担架上,然后打一针安定。也许这样并不好,对吗?”
“当然不好,”我好为人师地回答说,“暂时可能会缓解,但是可能会长期将他们困于僵直和卡陷的状态。”
她告诉我,最近她上了一门叫“重大事件简报”的创伤急救课程。“他们和我们一起在医院进行培训。我们必须分享一次事故之后自己的感受,但是分享感受让我和其他急救人员觉得更糟糕,之后我就失眠。但是你并没有说刚才发生的事情。在我看起来,你只是在颤抖。这是你心率和血压下降的原因吗?”
“是的,”我和她说,并补充道,“也是因为我的手臂做出了即时且微小的自我保护动作。”
“我确信,”她做沉思状说,“如果在手术后,病患可以完成这个颤抖的过程而不是被抑制的话,康复的过程会更快些,甚至术后疼痛也会减少吧。”
“没错。”我微笑着表示同意。
尽管这是一段令人震惊且可怕的经历,但它为我提供了机会去使用我自己发展出来的处理紧急创伤的方法,而我已经教授该方法近40年了。通过倾听自己身体中“无声的语言”,它便会去完成它该做的;通过不去阻止颤抖的过程和“追踪”内在知觉,防御和适应反应才能得以完成;我幸运地感受到了暴怒和恐惧等“生存性情绪”而未被其吞没,并且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安然无恙。我不仅要感恩,还谦恭且感激地发现,我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完成自我救赎。
虽然一些人能够依靠自己从类似的创伤中康复,但其实许多人做不到。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战场上经受了极端的压力和恐惧,令人绝望的性侵害和袭击事件也屡屡发生,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是被非常平常的事情压垮的,如外科手术等侵入性治疗。 1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52%接受过外科整形手术的患者在手术后被诊断出患有与之直接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其他创伤包括跌落、严重的疾病、被遗弃、突闻令人震惊或悲伤的消息、目睹暴力事件以及遭遇车祸,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他一些相对平常的经历也会造成潜在的创伤性影响。若我们没能从这些事件中恢复,或没有及时地得到专业人士足够的援助,我们就会受制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引发大量的躯体和情绪症状。如果我缺乏相关的知识,或没有这么好运气遇到那位女性儿科医生和她香水味带来的亲切感,不敢想象什么样的后果将等待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