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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灾难降临之前，世上还没有玻璃球，创造“精灵”的瓦罕先生也未出生。那时候，人们使用一种由键盘、屏幕和主机构成的计算机系统。后来这种机器不断更新，体积越变越小，有阵子只有巴掌大小，人们称它为手机，用来聊天、看视频、打游戏、处理一些工作杂务或者监测自己的健康。最风靡的时候，它几乎成了人类的另一个器官。
又过了些年，人们发明了一类新型设备，某种眼镜、眼罩或者头盔，它们的技术线路有所不同，但功能极为相似。人们戴上它们后，就可以看见一个虚拟的世界，进入某种三维立体的幻境。这些设备很快风靡一时，一度成为新的体外器官。人们在上面远程开会、聊天、调情，还一度在那里面买地、创业，参与沉浸式的游戏。这个虚拟世界就像现实世界一样喧哗热闹。
不久后，仿佛人类的好奇心又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生活，另外两项技术——“脑机接口”与“仿真人”变成了人类的新宠。脑机接口就是将硬件植入人脑，让芯片、算法与大脑神经形成一种共生系统。普通的人类可以凭此以意念、手势来隔空操控其他事物，仿佛有了某种特异功能。而仿真人则成为人类的某种助手，看护、保镖、保姆、清洁工、陪伴者……任何人类所需的伙伴。设计者甚至希望能制造出一个接近或者超越人类心智的机器人。
然而，过于巨大的野心往往不容于自然法则。不到十年，脑机接口和仿真人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初期大获成功的脑机接口几年后陷入了异体排斥的泥淖，接近神明的奇妙体验难以稳定，更无法持续。大脑神经发出错乱的指令，使人陷入精神分裂或痴语谵妄，最后只得重新开颅，取出硬件。有些人就此恢复，有些人还需服药，还有些人则不得不住进精神病医院。此前的市场销售有多成功，此后的诉讼赔偿就有多猛烈。这迫使各国政府最终决定放缓脑机接口的发展，只允许在特殊批准的少量医疗试验中使用，或者将它限制在动物实验里。
同样，仿真人本来也一帆风顺，产品逐年升级，股票连年大涨，直到第五代产品发生了涉嫌谋杀人类的案件，整个行业才风水倒转，跌入绝境。几家最大的仿真人公司最初坚决否认，他们指责警方过于传统的侦查手法，企图通过私下赔偿来息事宁人，同时通过加速优化软件来平息舆论。然而于事无补，类似的恶性事件仍一再发生。半年后，一艘载有六千人的巨型邮轮在印度洋上发生大爆炸，死亡一千零一个人（仿佛古老传说的数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而事故原因的相关证据全都无可辩驳地指向那个餐厅服务员——第五代仿真人产品。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仿真人运动席卷全球，最终迫使各国政府在刚刚通过的《AI法典》中再增加一条，即凡通过威诺格拉德测试的算法软件，均不得用于仿真人之硬件制造。而通过威诺格拉德测试是制造第五代仿真人的基本技术门槛，这项条款等于禁止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技术是一条凶猛的河流，堵住了一个缺口，就会在另一个缺口突破。搁置多年的眼镜与头盔被重新捡起，并且很快转入不需要眼镜与头盔的“玻璃球”研发路线。第一代玻璃球上市时，虽然设备体积庞大，工艺粗犷，就像很久以前在迪厅里旋转的星光球，还残留着工业时代的痕迹，但是人们无不眼前一亮。人们仿佛闻到了新生的味道，仿佛此前脑机接口和仿真人的陨落正是为了迎接它的出生。
当全球所有的天才全部倾注其中以后，形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宛如当年芯片发展遵循的摩尔定律。玻璃球的体积以同样惊人的速度缩小，从篮球、足球、铅球、网球、乒乓球、弹子球、珍珠大小，直至钻石大小。到了瓦罕先生突然出名的那一年，玻璃球已变成一粒碎钻，基本呈六角菱形，一般嵌在戒指、耳钉、项链上，熄灭时晶莹透亮，启动后就折射出五彩光芒，呈现出一个裸眼可见的虚拟世界，有一立方米的尺寸及与物理现实相近的分辨率，仿佛一个折叠在碎钻里的宇宙忽然间从中蹦出，稳稳地悬浮在现实的空气中。假如在特定的室内将碎钻取出，它会自动吸附到天花板上，溢出虚构的光彩，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平行世界，宇宙星空、山川河流、森林花丛、城市楼宇，种种细节无不姹紫嫣红、纤毫毕现。
但这毕竟只是虚拟的世界，如果你伸手穿越光芒，探入幻境，依然能触及坚硬的物理世界。不过，如果你穿上感应装置（以前是一件薄如蝉翼的紧身衣，后来是涂上一层犹如面霜的电子油脂），你便可以触摸到虚拟世界的物体，柱子、砖瓦、丝绸、书本、动物皮毛、人的肌肤。虽然总有隔膜感，但人们因为坚信这只是千万个亟待解决的技术细节之一，所以并不在乎这种微小的缺憾。要知道，在一个可以凭借目光、语音、手势来遥控一切的虚拟之境里，触觉本来就无关大局。一直以来，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升级换代玻璃球，因为升级后的体验总是越来越复杂细腻。他们跳进虚幻的河流，发出语音指令，打出复杂如旗语一般的手势，移动双目虹膜，万事万物都会随心而动，简直妙不可言。“虚拟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可能是更真实的。”这不仅是广告语，更是信念的潮流。玻璃球的流行势不可挡，尤其在它缩小成碎钻之后，寓所、办公室、飞行器、高楼、矮墙、街头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没有一样东西比玻璃球更普及、更受欢迎，就如自古就有的道路桥梁，或者使用了几百年的电力与照明一样。
瓦罕先生研发的“精灵”软件，就活跃在玻璃球的虚拟之境里。这是一款智能聊天软件，历史其实相当悠久，半个世纪前就有了成熟的开发模式。它的入门级算法相当简单，但要力求完美却极为艰难，事实上也不可能完美，因为它就是仿真人的通用算法框架，一直向前的结果就是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心智，没有终点。
《AI法典》规定：“凡通过威诺格拉德测试的算法软件，均不得用于仿真人之硬件制造。”但这只是禁止了硬件，并没有禁止软件算法，因为人们掩耳盗铃似的相信，只要算法属于虚拟世界，就不可能伤害现实世界里的人类。因此，这类算法软件一直活跃在玻璃球里，很多研发者依然固执地相信，接近甚至超越人类心智的通用人工智能并非天方夜谭。然而，这很可能是人类无数个妄念中的一个，因为被禁之前的仿真人虽然能够讨论令人惊愕的话题，譬如绘画中色彩与线条的意义、音乐中巴赫与勋伯格的差异、乔伊斯文字里的和谐之舞，或者更加抽象的休谟、康德、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辨，但依然无法谈论微妙复杂的话题——只要涉及价值、信仰、审美，它们流畅的对答就会忽然卡壳，古怪的词句随后蹦出，要么逻辑不通，前言不搭后语，要么全是陈词滥调的拼凑，就像一个仓库看守员匆匆跑进库房深处，胡乱捡了些名词解释，在慌乱奔出的时候，词语的零件在他身后落了一地。人们相信，仿真人谋杀人类的案件，很可能就是因为类似的欠缺。如果没有那种不快的记忆，人们也许会喜欢上这种孩子般的笨拙反应，因为这仿佛在证明，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复杂，那些细微暗示、隐喻、指代，就是凝结在人类语言里的大脑神经颤动。这类意义只属于语言文字，只属于人类。
然而，“精灵”的面世似乎正在改变这种情形。这是一款真正接近人类心智的算法软件（没错，“接近”。为了最后一丝尊严，人们避免用“超越”一词），它仿佛不是被开发出来的，而是早已存在于某处，只是一直未被发觉。正是瓦罕先生那双似乎沾染了神迹的手，将它从芸芸算法里拎了出来，置于现实世界之中。
瓦罕先生身材高大，双掌宽阔，眼睛是蓝色的，有着显见的北欧血统，但那张脸却不讨人喜欢，五官仿佛是他父母的简笔画，随意画了几道后就成了形。大嘴、高鼻、宽额头，一脸苦相，秃得几乎没有头发，深凹的眼眶里布满血丝，仿佛经受过严苛的命运考验，才有了这般憔悴和无所适从。瓦罕先生本来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算法代码工程师，“精灵”的风靡才让他忽得大名。据说他几乎独立完成了这个超级天才的算法框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瓦罕先生一直是“精灵”唯一的默认形象。当然，将这副尊容与“精灵”两字相配，不免滑稽，除了那双湛蓝眼睛里发出的灵异幽光，它没什么能与“精灵”挂钩的。但是大众迅速接受了这个形象，似乎并不在意他的长相。也许这是因为无可选择，或者是被他（其实是“精灵”）的谈吐所吸引。无论黑夜与白天，只要召唤“精灵”，这个形象便会翩然而至，仿佛你的旧友，一个心灵知己，与你促膝相谈。无论性别与年龄，人们都会在那一刻忽然觉察到，那毒蛇似的悲戚与孤独终于浮出内心，正在暗处吞噬自己的心灵。而这一切又在与“精灵”交谈、向它倾诉的过程中渐渐冰消瓦解，变成一种温暖的愉悦，仿佛找了一辈子，才找到这样一种深刻而丰富的友谊，仿佛世界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份友谊能如此完美圣洁。尤其当它的目光因为专注而显得明亮，狭小的瞳孔里泛起湍流的时候，它的语言会显得温暖、妥帖、精准，像是手指，轻轻触碰到你的某一条战栗的神经，又像是一根针，为你专门绣出一座词语的花园，在鲜花、土壤、灌木、树丛里，开辟出微妙的小径，埋下双关的陷阱，而在这座花园的上空漂浮着不言而喻的温情气氛，只有你才能体会到那种令人沉醉的袅袅韵味。这一刻，人的审美失去了恒定的标准，它的相貌早已不再苦涩，而变得稳重可靠，就像一个历经苦难的人总是在道德上更值得信赖——没错，只要你用过一次，便仿佛中了蛊一般难以摆脱。“精灵”不做任何广告，不像其他游戏那样上市即大卖。它是一款慢热的产品，稳步而坚定地收获着用户。半年以后，它才渐入佳境，市场渗透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几乎以每周翻倍的速度，渗透了全球市场。一年以后，它一骑绝尘地将其他所有软件都甩在身后，最流行的沉浸式游戏也不能望其项背。或者说，在普及的程度上，“精灵”之于玻璃球的虚拟世界，正如玻璃球之于真实的物理世界。
那时候，不分地域，无论肤色，人们在玻璃球开启的第一刻，总会呼唤“精灵”两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口音，仿佛所有的人都在异口同声地祈祷同一句经文。如果将这无数个场景叠加起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具体、多么宏大的盛况，仿佛世上不再有异教徒。玻璃球有一间名为“精灵”的忏悔室，它的默认形象——瓦罕先生，就像神父、阿訇、法师、方丈，比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更真实，也更可靠。而历经气候灾难的不安魂灵，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安宁的居所。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精灵”的时代，人们依旧工作、吃饭、游戏，依旧生活，但每个人仿佛都有了自己的隐私。有些人会像我们一样谈论，但不会深入细节。而更多的人则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个共同的秘密，甚至刻意地隐瞒自己正在使用“精灵”的事实，就像每个人都加入了某种秘密教会，却彼此守口如瓶，心照不宣。
大家心里都清楚，每与瓦罕先生交谈一次，便是一次忏悔，但这种对于心灵的净化，其实不过是一场自我对话，一种内心的自我独白。瓦罕先生只是“精灵”的皮肤，“精灵”只是自己灵魂的皮肤，庞杂的人生往事构成了数据的内核，它像一枚映照灵魂的镜子，人们除了在这里顾影自怜，找不到任何新的东西。但是，过于坚硬的事实总会迅速被人遗忘，人们带着极度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精灵”。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灾难已是生活的常态，结痂的心灵需要抚慰，而在镜子中自恋则是最好的一支安魂曲。当时人们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同样会是一场灾难。于自恋者而言，与自己的无边亲密虽能慰藉人心，但犹如心灵毒品，会使人难以自拔。因为一个人无法从自己身上获得亲密关系，就像一个人如果只是照镜子，那么他就不会有朋友。
—— · ——
公司收购“精灵”的传言持续了一个月，这是戏剧性的三十天。当我们四个人最初谈论“精灵”时，它只是崭露头角的新秀，而当公司敲定谈判和约时，它已是现实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角色。最终，尖顶公司宣布将以大部分股票、小部分现金的支付方式，完成对精灵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后，尖顶公司股价小幅上扬，表明资本市场的谨慎乐观。
收购仪式在次日举行，地点是尖顶公司巨大的虚拟会议厅。公司之前的五十八次收购都在线下举办，但是已经九十七岁的公司董事会主席一年前因为某种怪异的流感而染上一场重病，痊愈之后他便闭门不出，只在玻璃球的虚拟空间里会见客人。也有人说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精灵”创始人瓦罕先生提出的要求，并且作为前置条件，写入了收购协议，表示其对繁文缛节的厌恶。毫无疑问，我们同时接受了并无冲突的两种说法，认为在虚拟世界举办仪式，是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
虚拟会议大厅可容纳五百人，仪式当天座无虚席，公司里的中高层以及邀请的外部嘉宾全都一身正装，戴着传感手套（很快就要变为电子油脂了），虽有隔膜感，但足以相互握手、彼此致意。人人都是一脸仪式性的喜气，庆祝的气氛热烈而虚假，就像以往一样。
我们四个人没有进入会场，而是站在后排外场，围观这场资本的游戏。合并之后，瓦罕先生变成了公司第三大股东，也是公司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超过了年迈的董事会主席（就算穿透之后，他的持股比例依然最高），并且因此跻身全球富豪之列。仪式上，董事会主席像以往一样佝偻地走上讲台，苍老的声音、缓慢的节奏，犹如一个老皇帝，重复着已经说了五十八次的陈词滥调，宣布这是我们公司又一次技术进步的宣言，并且以同样的话来结尾：“我不知道未来的模样，但我确信我们已踏入未来的河流。”
虚拟的玫瑰花瓣随着这句话缤纷落下，音乐响起，似乎是恢宏的瓦格纳——不，应该是AI的创作，比瓦格纳多了些得意扬扬。整个会场因此显出浮华的喜气，瓦罕先生站在会场中央，脱去了“精灵”默认形象的外衣，只剩下一张憔悴而木讷的脸。这个维京人的身子笔直如山峰峭壁，鹤立于众人之间，在接受人们致意时，他那种礼节性的握手动作，看似不亢不卑，但又像心不在焉，似乎注意力并不在这个欢庆的现场。而我们四人与分散在三千隔都的同事们一样，怀着旁观者的心态，注视着这场例行公事的庆祝会，一股难以言明的忧伤便在此刻浮现。每次都这样，罗拉乐观而侥幸的心态只适合隔岸观火，一旦事到临头，她也会神色凝重。虽然她说得没错，我们不必担心裁员，而应该关注失业墓碑——“更何况，”她又补充道，仿佛是在自我安慰，“公司的每一次收购都是成功的，事后并没怎么裁员。”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每一次收购以后，多少都会有些裁员。面试官将这种收购后的裁员比喻为我从未听说过的刀削面。“五十八次收购就是削了五十八刀，”他说，“五十八批冗员都被精简到沸水里了。”此时庆祝会已近尾声，虚拟座椅消失了，人人都站起来，围观着会场中央。花瓣正在飘落，香槟开启的声音仍在会场上回荡，但那砰的一声听上去令人惆怅，仿佛裁员的号角——没人想要失业，因为这是一个算法时代，求职的海水已经滚烫了。
然而，收购后的一周里，公司内部却平静得有点出乎意料。除了算法系统更新（这本就是此次收购的目的），公司运转一切如昨，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仍是勇敢的骑兵，在玻璃球里四处采购草料，只是换了一匹马而已。而这款以“精灵”为模型的新版算法，似乎也并无特别之处，唯一的区别是它对数据的需求量比以前大了上百倍。
“未经世事的小马驹总是饭量巨大。”罗拉说。
这也不是难事。因为合并之后，购买数据的预算大幅增长，几乎不再受限，只要肯花钱，新鲜安全的草料处处可得，而我们这些人也因此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因为世上的数据总是良莠掺杂的，那些可恶的竞争对手还会在数据中恶意下套（其实我们偶尔也如法炮制，虚构数据是行业竞争的方式之一），只有我们这种每天在优劣草料中摸爬滚打的人，才能嗅出其中的恶意。两周之后，我们与新来的算法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骑兵与马匹、战士与枪支、猎人与狼狗，我们彼此依赖、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偌大的公司里也风平浪静，甚至一个员工都没有被裁。我们曾经提心吊胆，现在却不得不赞同，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收购，没有之一。
整件事情里，也许只有公司权力结构的调整令人有点意外。我们本是并购的一方，但权力却向另一方转移。公司急切地更新了章程，董事会迅速重组，年高衰老的董事会主席主动辞退，公司的一切权力全部转移给瓦罕先生。尤其令人惊愕的是，本应属于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策大权，也全部委托给瓦罕先生一个人——这项等于集体弃权的提案，居然获得了全票通过。资本市场的反应则显得暧昧不清，公司股价下跌了一个多小时，震荡之后便迅速回升，仿佛事情本该如此。
瓦罕先生掌舵我们公司的当天，通过玻璃球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平淡的内部演讲，并且与我们一一握手。这是他第一次履行我们公司CEO的职责，也是最后一次。自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作为公司决策第一人的瓦罕先生，而只能在“精灵”聊天软件里看到那个似是而非的默认形象。
公司里很多人都是“精灵”的拥趸，他们就像罗拉一样，怀着追星的巨大热情去聆听偶像的真实声音，却在惊愕中备感失望，在最后的握手中丧失了所有的幻想。真实的瓦罕先生严肃而拘谨，有一张过度辛劳的脸和一双目光迟钝的眼睛，说话时眉头微皱，口齿甚至有些不清。在虚拟世界中握手的那一刻，他神情淡漠，仿佛整个人都疏离于这个现实世界，迥异于“精灵”的默认形象——那个人情练达、世事圆熟的智者。
罗拉痛苦地发现，此人不再是熟稔她私密的挚友，他的言辞中也不再埋藏着哲理的机锋。她痴迷的游戏、热爱的音乐、私密的嗜好，她的名字和生日，以及她在气候灾难里亡故的亲人，他全都恍然忘却。他神不守舍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在演讲台上说着陈词滥调。尤其最后一句话，仿佛一种虚伪的承诺——“算法与数据，一定会给你们每个人带来最彻底的幸福”，令这个毫不起眼的中年“码农”在罗拉心中祛了魅。
倒足了胃口的罗拉发誓不会再看那人一眼——“那蠢货简直是玷污了我心中的瓦罕先生！”她简直怒不可遏。没错，如果说“精灵”是一种宗教，那么罗拉就是最早皈依的教徒。如果说“精灵”是一个丈夫，那么罗拉就是最忠诚的妻子。对她而言，瓦罕先生不是公司掌舵人，而是“精灵”里的默认形象，是她的闺蜜、情人、牧师、树洞。沉溺“精灵”的人大多如此，默认形象瓦罕先生令他们痴迷，感情上不可替代，精神上不可分离，但当瓦罕先生真实出现时，这些人却失去了挚爱的偶像，愤怒因此持久不灭。罗拉转头就删了瓦罕先生，改为新的形象，一个黑白混血的女子。然后她发觉，自己早就应该把“精灵”的形象换了——“啊，果然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罗拉说道。我不知道她的西班牙语怎么会翻译成这样地道的汉语。在那次会面中，我的观感和其他人并无不同，只是瓦罕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闪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深邃，像是枯燥无味的乡间池塘连通江河时瞬间奔腾的状态，令我既惊又惑，仿佛被黄蜂蜇了一下。
—— · ——
自此之后，一向无人管束的公司便更加自行其是。我们每天按惯例工作，对于新算法的分析建议，我们甚至有些欺生的心态。虽然没有完全不接受，却也很少完全接受。一些古怪的建议不时冒出来，我们总是相视摇头，带着主宰者那种自得的微笑。
只有面试官蹙着眉头，总是愕然盯着那些建议，从不嘲笑。那一日，新算法根据全球每年死亡男女的比例，倒推出贵金属期货的涨跌。这种莫名的逻辑总是起点特别清晰，结论却特别古怪，令我们摸不着头脑，只能尴尬地发笑。
“太古怪了，”杜克说，“就像上古时代的巫术。”
“但未必不正确。”面试官说道。
我们都愕然回头，看着他。但他沉默着，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仿佛站在某种神秘而宏大的事物面前，迷惘而又敬畏。“你们是知道的，”他的手指开始在褐色的桌面跳动，黑色和银色的戒指交替上下，但没有丝毫的声音，“现在各种算法多如牛毛，但没有一种可以在行业之间通用。即便是‘苏格拉底’‘盖亚’‘沃森’这些在气候灾难中拯救过我们人类的算法，也无法渗透每一个行业。但是这款以‘精灵’为原型的新算法，原来用作聊天，现在竟然能适应金融行业，你们不觉得很特别吗？”
“但是它很愚蠢。”罗拉说。
“很愚蠢……好吧，也许是大智若愚。”面试官跳动的手指倏地停下，淡灰的脸上皱纹横生，仿佛有无数刀片擦过面庞，显露出苍凉而勉强的微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比我们其他人更早地看到了未来。
两个月以后，在经历了几次血本无归的教训以后，本来自视甚高的我们终于开始重新审视新算法的古怪建议。经过几次细致的复盘，我们发现此前的鄙视是不公正的，对它们的各种修正都是自作聪明的多余之举，而那些断然的否定更是粗暴的错误，当时如果我们遵循那些古怪的建议，就会少走很多弯路，避开很多陷阱。后来我们越是审视这个新来的朋友，背脊就冒出越多的冷汗。我们常常在虚拟的会议室里相视愕然，觉得这个技艺高超的棋手对市场棋局的洞悉近乎上帝的神算，股票、债券、期货、大宗商品、结构性产品、衍生类产品……无论哪一种，它总是能在表面的因果之下展示出复杂的相关性，就像在海水之下发现遍布暗处的涌流一般，就像一架设计精巧、倍数极高的显微镜清晰看见了犹如纤毛的细菌一般，察觉到更高频、更细微、更高利润的机会。它能从全球童装、马桶刷和水泥的变动里准确推测出大豆期货的交易机会，从某种新游戏的流行程度中准确预测出原油价格的瞬间波动，从女性内衣销售飙升的比例中预测出赤道附近的冬季小麦产量。如果说金融投资是一个万事不确定的篮球赛场，旧算法至多是一名不错的球手，而“精灵”每投一次，必是三分，并且从不失手。它就像一个只是活在传说里，而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超级球星。一开始谁都不敢相信AI的算法竟能精进如斯，但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盲目与短视。是的，这是一扇门，它正敞开着通向我们从未抵达的深邃领域。我们从不屑变为惊愕，变得不敢言语，每个人都怀着敬畏的心情，甘心成为它的传声筒。就像当年我们的祖先信仰上帝，我们的祖辈信仰电脑，我们现在也全身心地信仰这套算法。
事实上，变化要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以前，算法只是我们胯下的一匹马，数据是它的草料，市场是它的疆场。所谓“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策马前行。但如今，这款脱胎于“精灵”的新算法几乎在一夜之间脱离了我们的控制，再也不屑听从我们的指挥。它开始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反馈、自行寻找优质的数据，而不再依靠我们购买的数据。它所消耗的数据量以及增长速度，令人惊愕地以指数式增长，那些决策建议也越来越古怪，总是有违常理，或者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月以后，事情发生了转折，它提供的已经不是建议，而更像一道命令。我们呢，也渐渐变得懒散，不再驾驭它，而是任由它驮着我们，在荒野里随意奔跑。我们知道，算法比我们更清楚哪里有水草，哪里是陷阱与沼泽。所有的一切都倒转过来了，表面上我们还是骑兵，身穿军装，肩扛旗帜，手执缰绳与刀剑，但是算法已经隐匿在我们的绶带与肩章里，成为我们的灵魂与旗帜。我们成了听从指挥的傀儡，表面上我们总在认真审视它的建议，其实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变革就这样静悄悄地发生了。万事遵循新的算法成了公司上下心照不宣的处事方式，我们就像一两百年前的那些官僚衙门，每天在故作一番沉吟之后，最终慵懒地敲下公章，而设立这些毫无必要的繁文缛节，唯一的理由就是领取一份薪水。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种双簧戏当时正快速地在整个社会上蔓延，三千隔都，统一市场，看上去依然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人人慵懒，事事悠闲。在失业巨浪席卷全球之前，很多人都享受了几个月的美好时光。然而我们并不知晓，那是崩溃之前的间歇、暴雨来临之前的宁静。我们也不会知道，一种幽暗、迅猛、诡异的变化，正在机器内部翻滚暗浪——这个隐秘的事实，直到“最终迁徙”开始之前，都无人知晓。
在这种近乎颓废的日子里，杜克沉溺于某款流行的沉浸式游戏里，很少露面。木讷的独居者心思单纯，往往有难以自拔的相似癖好。罗拉则频繁登录远程办公室，就像一只发情的猫，来了又走，心神不宁，四处溜达，仿佛愈是无聊，她就愈是兴奋。她已经被新算法的强大威力彻底征服，此前的嗤之以鼻现在全都变成由衷赞叹。她将一切奇迹都归功于隐藏其中的“精灵”血脉，并且顺理成章地将自己对“精灵”的狂热情绪，复制移植到新算法的身上。“太匪夷所思了！”她总是惊呼着同一句话，仿佛赛场边一名欢欣雀跃的啦啦队员，只有肤浅的欢喜，毫无敬畏的情感——而敬畏这种感情，正在我的心里滋长。新算法每次提供建议的时候，我几乎屏住呼吸，想要琢磨出其中的逻辑，却无一成功。是啊，非线性的演化怎么可能用人类的线性思维去理解呢？
面试官则惜字如金地沉默着。我们时常坐在尖顶咖啡厅里，他啜着咖啡，瞭望四野，就像一个提前退休的人，与其说是悠闲，不如说是无聊。在无懈可击的新算法面前，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接近死亡的枯燥。那时候我们既不再谈论“当年”，也无心想象“未来”，而当下则已死去，死于过度的悠闲。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终于开始抱怨这恼人的困境。
“不，裁员很快就会开始的。”面试官转向我，阳光从四面八方奔来，他的灰色眼睛闪闪发亮。
“如果要开始，早就应该开始了。”我不解地说。
面试官嘴角抽动了一下，笑容若有若无，细密皱纹从嘴角伸向广阔的面颊，滑坡似的双颊拱起了两个颧骨。我想起他面试我时，在提问“阿喀琉斯”的那一刻也有过这种笑容，但我却是在此刻才第一次看见那张隐蔽的蛛网——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某种遗传绝症的征兆。
“你应该倾听自己的内心，用心倾听，”面试官将咖啡杯放在桌上，指了指自己的心脏，“只要仔细倾听，哪怕在最嘈杂的地方，你也能听到死亡的号角。”一句暧昧不清的话，一种拐弯抹角的暗示。窗外的阳光打在九根金色的柱子上，然后折射进那只咖啡杯里，仿佛照出了杯子里的震动，无声的震动，就像心电图的波峰与波谷，密密麻麻地叠加在咖啡表层的微澜里——死亡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