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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那一切仿佛已经非常久远，其实才过去三年。我当时二十八岁，博士刚毕业，所学的专业混杂不堪，从航天机械到细菌研究，无所不包却一无所用。毕业后我四处求职，毫不意外地四处碰壁。这段经历充分证明在一切都快速折旧的时代里，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人才既过时又过剩，所学之物也已折旧为零，一文不值。并且在我投出的那些简历之中，还隐约折射出隐藏在这个衰败的教育体系里的阴谋——漫长学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拖延你的毕业时间，以缓解就业的压力。
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已是显然的事实。从卡车司机到餐厅服务员，从公司文员到高级经理，各类日常工种都像水汽似的一夜蒸发。这首先要感谢AI无孔不入的渗透。不过，数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也难辞其咎，它加剧了经济多样性的弱化。现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几十年前市场竞争的喧嚣气氛已经踪影全无，到处都是冷漠的智能合约，全部到期执行，无可商议。而在这种死寂的底下，仿佛又有无数条张力紧绷的钢索，不动声色地彼此拔河较劲。也许这正是AI与极端气候共同造成的结果，因为机器与灾难从来就是不带感情的。
因此，当我终于收到面试通知时，自然喜出望外，更何况这份通知来自老牌的全球金融巨头——尖顶公司。它是在气候灾难中依旧存活，并且不断扩展的世界级标杆。不过与以往相比，这份欣喜应当大打折扣，因为这已是另一个白垩纪时代，恐龙般的巨型公司更可能陷入绝境，而且我应聘的金融数据买手一职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就像很久以前人皆可为的快递员，这种新型职业其实并不需要博士研究生学历。
那一日，我在指定时间登录那个远程会议室，里面只有一张巨大的会议桌和几张椅子，四面墙壁空空荡荡，并无面试人员。随后，一个女中音鬼魅似的忽然飘荡在空中，没有寒暄之类的环节，而像报菜单似的直接向我提了许多貌似古怪刁钻的问题，但对经历过几百场算法面试的我来说，应对这些毫不费力。两个人在女中音消逝的背景中现身并在会议桌对面坐下，一个老一些，一个略微年轻，都穿着黑色西服，就像两个例行公事的办事员。年轻的没怎么抬头看我，只是负责继续提问，还是那些看似刁钻、实则已是陈词滥调的问题。或者说，他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复了女中音的工作。这种“先机器，后人类”的流程几乎是面试的繁文缛节，除了表达人类依然主导着机器的虚荣心，我觉得并无其他作用。
我的回答自然无懈可击。年纪大的显然是决定者，他面无表情地听了片刻，便摆了摆手，示意停下，然后向我俯身过来。我因此看清了他的脸：临近退休的年龄，脸上皱纹细密，头顶留着卷曲而稀少的白发，看上去比我父亲还要苍老。他声音低沉，犹如耳语，也许是房间太过昏暗，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参加面试，而是正和某个地下团伙的头目一起策划着谋反的计划——在那个名为“玻璃球”的虚拟世界里，沉浸式的游戏中到处都是这样的情节。
“假如阿喀琉斯在我们公司——”他竟然说着我的母语，只是带了点东部口音，“你会提醒他注意什么？”
“脚后跟。”我只思考了几秒钟，便毫无犹疑地答道。
“为什么？”他斟酌地看着我。
“因为那里会被一支箭射中。”我答道。
仿佛忽然有两片刀片凭空飞来，在他两个嘴角勾勒出几道细纹，一只纸鹤停在上面，双翼似张未张。那是一种奇怪的笑容，本应是愉悦的，却似乎带着一丝莫名的凄凉。我不知所措地回了一个微笑。当时我并不知道，阿喀琉斯正是他亡女的奇怪昵称。此刻，远程会议室里忽地生出一种合谋的意味，就像两块碎片恰巧契合，充满了破镜重圆的惊喜。第三个人正迷惑地看着我俩，像是惊讶于这种类似魔术的奇妙氛围。他不知道，我们的一问一答里隐匿着古典文化的某个暗号，而如今这种学问既无人传授，也无处学习。如果我没有一个沉迷于此的父亲，也绝不会知道人类的上古文明里，还有一个叫什么阿喀琉斯的远房亲戚。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老者的一个保留问题，有时候开头提问，有时候结束提问，而无数应聘者之中，只有我的回答契合他的心愿，像是唱了多年的山歌，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回响。我们的友谊因此有了牢固的开端，虽然他比我年长，职位也高，但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每个人都带着相似的悲伤，年龄和职位的差异早已不是私交的障碍。面试结束后，他像长官挑选士兵一样选择了我，将我招募进他的团队。
我很自然地称呼他为面试官，并且自然地形成一个习惯，常常和他坐在大厦顶楼的尖顶咖啡厅里相聚聊天。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真实见面，虚拟的远程办公系统早在气候灾难之前就已盛行，但尖顶公司是一家老派的金融企业，保留了遇事面议的旧传统。年长的同事们总是隔三岔五地来上班，并且常常聚在尖顶咖啡厅里抚今追昔，仿佛在此相聚的唯一目的就是哀叹那些无可挽回的往事——如果说世上还有AI未能改变的社会习俗，这个绝对是其中之一。
尖顶咖啡厅在尖顶大厦的顶楼，与其说它的名字是源自公司之名，不如说是由于它所处位置的形状。因为远远看去，尖顶大厦就像一把刺向天空的长剑，而剑锷之处就是尖顶咖啡厅。人坐在里面，头顶四周都是透明的玻璃，就像一个巨大的三角玻璃罩封住了剑锷。在玻璃罩的正中间，有九根金灿灿的柱子，就像九条倾斜的长枪倚在同一个支点上。咖啡桌只有一张，仿佛是一条漫长的贪食蛇，在九条长枪之间蜿蜒穿插，上面整天翻滚着一些毛茸茸的小动物，都是浑圆的形状，像狗或猫，沿着桌面四处推送咖啡，像在表演杂技。它们偶尔也会发出一两声叫唤，就像宠物在讨好主人——这些当然都是机器狗或机器猫。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活的宠物是最奢侈的东西，它们绝大多数已在气候灾难里死去。
坐在尖顶咖啡厅鸟瞰，眼底是一个高原盆地，四周群山围绕，主峰矗立在西面，海拔超过六千米，山顶曾有终年不化的积雪，现在只剩下黑色赤裸的山岩。主峰的余脉向南北两边延伸，在正北处豁出一道山谷，曾有一条河流由北向南流经整个盆地，源头就在那里。但如今主峰积雪已经融尽，河水便也干涸，漫长的河床上只堆着光滑发亮的石头，从高处看去宛如盆地上多出了一条细长疤痕。主峰向南延伸的余脉与这条细长的疤痕交接，交接处也是一个豁口。那条河流曾经从这里冲出盆地，成为落入山崖的瀑布，而现在那里鸦默雀静，仿佛亘古以来便是如此。
群山环绕的盆地里，覆盖着一片葱郁的森林，呈现出高原上极为罕见的景致。但有两处例外：一处是北边的山谷，那里没有森林，只有一幢幢六边形的灰黑色房屋，就像军队营房似的整齐划一，矗立在一片乱石上；另一个则是东面的旧城，全是黄褐色的老屋，向东绵延，直抵悬崖那条漫长的天然花岗岩——从尖顶咖啡厅里望过去，旧城那条漫长的花岗岩就像一条若有若无的黄色虚线，但到了近处，每块花岗岩都高人一头，像牙齿一样彼此紧挨，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崖边，宛如一条盘踞着整片山崖的巨龙。如果爬上某一块花岗岩，俯身探向下面，便会见到万丈峭壁中雾气氤氲，崖壁光滑平整，仿佛是被巨人之斧一刀劈出来似的，近乎鬼斧神工。如果雾气散去，崖底下则大地苍茫，能依稀看见沼泽的光亮以及各种绽放的野花。这儿曾是全球旅游胜地，如今在无远弗届的气候灾难影响下，却变成自杀者云集之地。
高原、盆地、悬崖，这种特殊的构造令旧城幸运地躲过气候灾难，于是理所当然地，一支勘测队远道而来。他们乘着飞行器抵达，先是考察旧城，但注意力很快转移到西边的荒漠，只用了半天时间，便迅速决定保留旧城，在荒漠上建设新城，以承接即将涌来的灾区移民。旧城居民闻之无不欢欣鼓舞，连一向不信神佛的父亲竟也开始赞同：“旧城确实是被神祝福过的。”此前，这个老学究一直担忧自己的三万册藏书会在旧城改建的过程中灰飞烟灭。
这支勘测队是由一个名为“全球移民事务局”的机构派遣的。那时候，气候灾难已几乎毁灭了一切。以前的政府、党派、联合会、慈善机构……形形色色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全都破碎瓦解，只留下一片政治废墟。而那些残余的组织碎片在这片废墟上不断自我重组，将力量汇聚在虚拟世界里，最终诞生了这个全球移民事务局。现在，它已是事实上的全球政府，统一协调全球的救灾工作。不过它的权力庞杂而虚泛，高级决策委员会虽说是它的最高决策机构，但深度依赖一款名为“苏格拉底”的AI软件，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各种版本的传言层出不穷，猜测所谓的高级决策委员会只不过是“苏格拉底”的前台木偶。但这种传言又总是自我消解，因为人们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从不犯错，正是在它的指引下，人类才能够救援幸存者，并且四处搜寻各种宜居之地，安顿灾后移民。
所谓的宜居之地，就是灾后的人类避难所。气候灾难虽然像刀锋一样刈平了整个地球，却有惊无险地掠过这些地方的眼眉鼻尖，并未造成真正伤害。它们大多是天然的造化，深藏在高山、谷坳、盆地甚至地下溶洞里，拥有最基本的生态、可容忍的温度、地形上的保障，其面积允许迅速新建或者扩建居住区（从几十平方公里、几百平方公里到一两千平方公里），其环境容量足以承受相当人数的新陈代谢（从几万人到几千万人）。人们要在疤痕累累的星球上逐一搜寻宜居之地，就像在丛林里捕捉珍稀的蝴蝶一样颇为不易，非得依靠AI的指引才行。十多年以后，人们终于像收藏蝴蝶标本一般集齐了三千多个宜居之地，再加上因祸得福的北极圈沿岸以及逐渐温暖裸露的南极洲，全球六十多亿气候灾难的幸存者终于可以安居落定，而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可谓厥功至伟。
时间一久，人们都习惯地将这三千余处避难所称为“隔都”，一个古老的名词，当年专指犹太人隔离定居点，现在则拿来借喻。当然有些人并不喜欢，总是在玻璃球上大肆攻击这个名字，认为不应使用含有历史歧视意味的名字。但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却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在我母语的发音里，这两个字甚至有一种肌肤上的安全感，仿佛我们真的被隔离在一间温暖的小木屋里，窗外风雪呼号，而屋内炉火正旺，春意正浓。后来，灾区移民工作最终结束的时候，全球移民事务局正式更名为“全球隔都事务局”，宣告了这种争议的结束。
就在勘测队拍板开发西部荒漠的第二天，形状各异的飞行器就从远处飞来，大量涌入旧城的荒漠。它们在这个弹丸之地卸下了种类繁多的器件，仿佛扔下了无数个大小不同、相互契合的零部件，任由它们自我组装，诞生出一架超级巨型的基建机器。然后，这架巨无霸就像永动机似的，在荒漠上昼夜不歇地自我运转，昔日寂静的高原盆地忽然喧闹起来。当时只有八岁的我，趴在卧室的西窗上，目睹一座城市拔地而起，仿佛无中生有。起初，高楼稀疏如荒漠上的杂草，但不久就密集地伸出大地，仿佛漫天的箭镞插在荒原上。半年以后，大约五六千幢高楼冲天而起，形成了方圆二十余公里的新城。大约两年不到，五百万左右的移民犹如子弹上膛似的填满了每一间公寓，一切便尘埃落定。
这种昂扬锐利的生长，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可避免的混乱。那些年，无人飞行器到处乱飞，无人陆上机器四处爬行，新城的街区还未成形，移民便已大批涌入。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路边，表情呆滞地望着四周，无所适从地排在一条毫无必要的队伍里。有时候他们还会游荡到旧城，新奇地打量着我们这座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小城，最终步行到悬崖，俯身盯着云雾缭绕的绝壁，失魂落魄地发呆。我当时已经十岁，有时会在他们中间走动。他们的语言五花八门，仿佛是非洲河马和澳洲袋鼠的发音。他们的服装风格迥异，有的像金刚鹦鹉的羽毛般艳丽，有的则像僧服一般黯淡，令我既新奇又不安。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仿佛并不是灾难的受害者，而是不祥的肇因，就像毁灭之地的残余音符，死亡的钟声正是通过他们的逃亡才响遍全球。旧城的习俗和礼节，甚至人们的口音，都因为受此浸染而变了味道。旧城本来不多的年轻人也纷纷搬到西边，住进崭新的单人公寓，留下那些老人，透着衰败的气息。后来我也离开了父亲，乘坐飞行器搬入新城的那一日，仿佛身后的旧城已经死去，而追悼会却在前方，正等着我去参加。
但是到了新城，住进单人公寓，尤其是在我入职尖顶公司以后，我才理解自己此前目睹的混乱、悲伤、压抑、孤独，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虽然地球上的政治机构全部涣散，但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已经扎根在玻璃球里，现实世界虽然满目疮痍，但是资金流转、货物运送、救援统筹、转移安置、通信交流全都在虚拟世界里有条不紊地运行着。那些从飓风和洪水中逃出来的人只要接入玻璃球，就依然是工程师、程序员、设计师、律师、投资经理，依然可以进入熟悉的游戏和娱乐之中，接入此前环环相扣的生活链条。唯一的区别是，他们需要重新寻找工作。
但是，失业与就业，不正是人生的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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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官的团队一共有四人，除我和他以外，还有罗拉和杜克。
罗拉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子，皮肤略黑，头发是棕色的，爆炸式的发型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小头饰，仿佛垂落的枝条上挂满了花儿。她的相貌暗示着祖上经历过多次混血，她的大声欢笑透着拉丁裔的乐观主义。在这普遍沉寂和冷漠的独居者世界里，她就像荒漠里钻出一束春草似的罕见。杜克则是最初面试我的另一个人，典型的独居者，尖鼻小眼，模样像老派精明的账房先生，仿佛与他温厚谦逊的性格针锋相对。他脾气极好，总是低眉不语，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年龄大约四十岁不到，但有时又像是五十多岁。他的外貌有时像亚裔，有时又像来自太平洋群岛的居民。后来在“机器乱局”的时代里，我见过很多类似的独居者。他们静坐时就像一块石头、一株枯树，仿佛时间在他们身上停止流逝，但他们的面容在不同的光影里又总是发生变化，让人猜不准他们的年龄或种族。
公司规定所有的员工必须以真实形象登录公司的虚拟办公室，所以罗拉应该就是罗拉的长相，杜克应该就是杜克的模样，但我总是怀疑他们是否遵守了这条规则。这不仅因为罗拉的热情和杜克的寡言都是过于鲜明的性格标签，可以在虚拟世界里轻易设定，还因为他们通过翻译器传来的发音纯正到没有口音，仿佛故意掩饰了自己的出生痕迹。有时候，我很想问他们究竟身在何处，但最终还是忍住了。灾后的世界已经建立在伟大的玻璃球之上，这类问候早已是过时的乡愁，并且就像半个世纪前贸然询问别人的收入一样，很不礼貌。
在这个AI时代，食物来自“盖亚”基地，日用品来自“黑暗工厂”，健康依靠“沃森”医生，出行借助“自动飞行器”，决策求助“苏格拉底”顾问，并且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算法系统，甚至不止一个。世异时移，一切工作方式以及社会的运转方式都与几十年前全然不同，我们公司同样如此。投资分析师不必研究行业、分析财报，不必调研公司、拜访高管，不必走街串巷，像商业侦探似的计算商铺坪效。那些面试官年轻时苦练到熟稔的种种技能，现在全都一文不值。AI将我们的日常工序一道道剥离，只剩下最纯粹、最适合人类的一种工作——数据买手。
数据买手就是数据的采购员。按照面试官的说法，在算法统领一切的时代，所谓的市场竞争就是一个激烈的赛马场，每家公司的算法系统就是一匹赛马，而数据则是马匹所吃的草料。因此，数据越是及时可靠，就等于马匹吃的草料越是新鲜与丰盛，那么马匹奔跑起来就越是撒蹄如飞，一骑绝尘。而我们就是这种草料的采购员，游弋在玻璃球中各种公开的草料市场，像果农挑选成熟苹果一样购买数据。所以，我们每日的工作就是像战斗小分队一样，登录玻璃球，穿梭在争夺草料的硝烟里。一旦找到水草丰盛之处，面试官就端坐在一头，守着数据上传的端口，其他三人则分别行动，就像采集狩猎部落的先民，四处采集新鲜果实。繁复庞杂的原始数据已经由特定的算法去芜存菁，压缩成固定形态，或者大如箱子，或者小似巴掌，全都发着光，在虚拟世界里漫天飞舞。我们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瞪大眼睛，在眼花缭乱的光芒中寻找猎物，一旦认准——那是一种膝跳反射似的、一见钟情似的、灵光乍现似的瞬间——你必须迅速出手拍下，然后像抛掷垒球那样，扔向远处的面试官。这动作非常简单，但难在速度，因为速朽的金融数据常常等不到下一秒，不是变质，就是被同行抢走。你需要迅速判断，并果断出手。守着上传端口的面试官经验丰富，他负责验证，一旦通过，便将数据包压入那个井口似的黑洞里。那是公司算法系统的上传端口，上传时洞口泛红，载入结束时变绿，就像很久以前的红绿交通灯。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犹如一支垒球队，在五彩缤纷的孔明灯之间来回穿插，奔跑、发球、接球、传球，彼此配合，一气呵成。作为新人，我时常觉得好笑，人类本以为在算法时代可以过得轻松些，实际却仿佛还在两百年前的工厂流水线上干着体力活。这类体力活不仅辛苦，而且困难，很容易买到过时、掺假的“有毒”数据。因此我们常常要采用一些特殊手段，绕开某些法律障碍，从黑市上“合法购买”某些特别的数据，它们总是更加及时准确。那种购买的场面有点像两百年前的马匹拍卖市场：精明的同行聚拢在一个场子里，你不能犹犹豫豫、拖泥带水，你得迅速判断出某个数据包的价格，果断出价，并且愿赌服输。这关乎经验，但更关乎直觉和运气。在这方面，我们年轻人总是占尽优势，因为在这种类似拍卖的反应上，我们总是比面试官那一辈人更少犹豫、更敢出手，仿佛天生擅长此道——没错，这其实就是虚拟世界的游戏，我们是虚拟世界的猎手，不会等到瓜熟蒂落，只懂得眼疾手快。我们的时态是绝对的当下，乐趣不是来自你用自己有限的脑力去分析无尽的数字迷宫，也不是来自忽然灵光一现的思考突破带来的愉悦与惊喜，而是来自将购买当作一种轮盘赌博而获得的一种冒险的快感——闭上眼睛，转动轮盘，像在等待老虎机发出叮咚的音乐，期待着猎物入囊后那种击穿全身的欢欣感。
算法可以完成一切，却无法胜任这种基于动物性的瞬间决断。所以我完全相信，数据买手的工作只能交给人类。然后，事情就简单多了。数据载入公司的主机，算法系统负责完成一切脑力工作。就像传统制造业，你填进去矿石，就吐出来钢铁，你倒进去煤炭，就产生电力，现在你将各种数据载入机器，算法便会在我们喝咖啡、聊天、发呆的时候，整理数据、调查背景、交叉验证，然后吐出一份判断与建议，譬如行业的风险系数、公司的安全边界、买入卖出的时机，以及其他配套的对冲操作。如果你充分授权，它还会自行安排交易，根本不需要你看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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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算法出结果的间隙，我们总是闲聊，而气候灾难的话题，则是必不可少的佐料。我出生在旧城，从未亲历灾难。虽然玻璃球中的记载生动而清晰，但是与聆听一个亲历者的叙述相比就像观看艺术复制品与亲睹原作的区别，感受全然不同。
我记得罗拉说过，这场不可逆转的灾难，科学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警了。当我质疑的时候，杜克便补充说：“你们年轻人之所以无法相信，完全是因为你们已经不再关心过去。”于是，历史的原貌就在这种闲聊中现身：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那种预警一开始总是被视为杞人忧天，倔强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一代接一代地搜寻证据。他们的足迹遍布北极海域、南太平洋岛屿、阿拉斯加冻土、南极大陆、青藏高原，以及很多今天已经湮灭的地方。他们将形形色色的监测仪器埋入地底深处。年复一年，各类数据犹如树木之轮逐年累积，像一篇含义微妙的长篇叙事史诗，暗示着不祥的预兆。最后，当确凿的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人类既心怀侥幸又各怀鬼胎，会议、决议、宣言层出不穷却毫无用处。芸芸大众在矛盾的网络舆论中时而忧虑惊惶，时而犹豫不决，整个世界最终被拖入一场没有终点的讨价还价里。
“但是灾难自有节奏，就像清晨的闹钟，一到时间便会爆发出尖锐的响声。”罗拉总结道。“是的，就像摇晃的船只，”杜克伸出一只手，“只要倾斜到一定程度，就再无挽救的可能。”
一直沉默不语的面试官搁在桌上的那只手此刻正在轻轻弹跳，银色的戒指、黑色的戒指，就像海边一闪一灭的灯塔，在暮色四合中召唤归航的船只。这是东部的悼亡习俗：银色的戒指表明他曾经有妻有子，现在则鳏寡孤独；黑色的那一枚则暗示着他的家庭（或者是整个家族）全都丧身在同一场灾难里。气候灾难已经持续数十年了，面试官的故事只是人类无数悲剧中的一个，但他那犹如一名钢琴师单手演奏的手法，总是令我想起父亲的说法——幸存者总是比亡者更为不幸。
很久以后，我从罗拉那里知道了面试官劫后余生的经历，但当时我只知道，他最终选择这个高原小城作为迁居的终点，是因为他与家人曾经在这里度过假。毕竟在这个满目疮痍的星球上，幸存的旧地和幸存的亲人一样稀少。他告诉我，抵达当天，他就被困在一座令人绝望的原始森林里，直到三天以后，他才来到旧城的悬崖，发现所有的景物都冬眠似的完好如初，尤其是那道鬼斧神工的天然城墙，还残存着此前他们一家人度假的气息。他走到漫长石墙上的一个缺口面前，岩石的色泽形状丝毫未变，仿佛他那个小名是阿喀琉斯的女儿刚刚从这里爬上去拍过照。他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细节，我甚至不知道他家有几口人，所以我常常想象他顺着岩墙寻觅记忆的凄苦景象。他甚至可能爬上了那个缺口，凝视着峭壁的深处——受过他那种打击的人，想要自杀并非不可理解。
但后来我惊讶地得知，面试官其实只去过岩墙一次，此后不再接近，当然也没有远离。他每次坐在咖啡厅里，总是背脊直挺，仿佛哨兵站岗，默默眺望着那条淡黄的细线，仿佛最忧伤的记忆只能远远地用目光抚摸。渐渐地，我发现了这种悲伤带来的某种话题禁区。我们可以谈论气候灾难，可以谈论洪水、极寒或者干旱，但是不能谈论飓风——具体的灾难是禁区，每次涉及，跳动的戒指便会倏地停止，锤子不再落下，灯塔不再闪亮，干枯的脸瞬间凝固成某种铅灰之物。虽然在短暂的静默之后，他也会悚然惊醒，但是两只戒指像被电击似的失去了此前的匀称节奏，显出急促与不安，仿佛在拨弄一根颤抖的琴弦。无法静止的颤音犹如浩大的波涛，淹没了四周。
那当然是最尴尬的一刻。我只能默默地盯着那两颗犹如旗语一般交替上下的戒指，它们似乎是踩着秒针的速度，将每一段悲惨记忆都转为摩斯密码，一串串地向我奔来——冰川消减，冻土融化，甲烷大量释放，温室效应加速，异常的热盐环流改变了海洋的酸度，海洋生物大片灭绝，陆地生物纷纷倒毙，逐年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岛屿与沿海地区，都市的高楼变成耸立海面的礁石，逃亡的船只像鱼群一般游弋其间。四季不再分明，摩天高楼在飓风中折断，一座座城市一夜之间冻僵，飓风、海啸、暴雨、极寒、极旱驱赶着所有人——时至今日，全球已经失去十亿人，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无法照顾自己的幼童。
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无法真正破译这些密码，因为厄运从未在我的生活里现身。在我这里，只有玻璃球里的灾难影像。所有的人间苦难都已化作不计感情的电子信号，那些恐惧、惊叫、战栗只是一个个字节，散落在玻璃球里。是的，我听不见面试官指尖上的悲号，或者说，他用指尖的悲号来回应我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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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则是另一个闲聊的话题，因为这是盘旋在每个人头顶上的阴影。
在玻璃球上的全球隔都事务局官方站点，竖着一块巨大的墓碑，世上所有职业的消亡时间和次序都列在上面。这是一种极为高级的算法模型，最初的设计目的是解决灾后移民的求职匹配问题，后来高级决策委员会意识到，鉴于AI的进展速度，预测职业的灭亡速度是更为迫切的需求。于是他们允许AI微调算法模型，预估出各种职业的寿命。因为最终呈现形状如碑石，预测的又是各类职业的消亡次序，所以该算法模型被人称为“失业墓碑”。
失业墓碑的分类之细密，排列之规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在闲聊时，偶尔会去看一眼数据买手的排名变动，就像忧心的学生总会在考试后不停查阅自己的成绩。数据买手总是稳定在石碑的上半部分，排在它下面的是会计师、审计师，在它上面的是律师、公司高级管理人——所有的职业都这样紧挨着，摩肩接踵，就像在监狱里的死囚排队等候奔赴刑场。而那些已被处决的职业名称周围加了黑框，并且沉入石碑底部，一如从前的丧葬传统。譬如在最底部，你能发现货车司机、机修工、出租车司机、伐木工、餐饮洗碗工，这些都是工业时代的古老职业。而浮在最顶部的则是理论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是长期脱离社会的闲散分子，现在却仿佛逃脱了厄运，变成了幸运儿。
不过，我想他们的好运也不会长久，因为职业的消失并不完全遵照石碑所显示的顺序。我们曾经认为飞行员是最安全的职业，因为AI无法解决复杂天气下的起降问题，飓风、龙卷风、雷电都会让飞行变成近乎自杀的行为。但是未曾料到后来出现了一种名为“同态协调”的技术，飞行器的体积、空气动力、飞行适应性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有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一直高枕无忧的人类飞行员在某一日忽然间直接坠入墓碑底部，先死为敬。
“我觉得数据买手毫无问题，因为人类在选择数据包的时候，都像膝跳反射似的凭直觉行事，属于非理性。而AI胜在理性，它没有非理性。”罗拉说。
“是的。”杜克缓缓点头表示同意。
“没错。人类也许只能用非理性，也就是动物性，才能应对AI的挑战。”我和他们相互壮胆。
“假如AI也能发展出非理性呢？”总是沉默的面试官忽然问道。
“这不可能！”我们三个转过脸一起反驳他，罗拉几乎尖叫起来。
不仅我们对失业忧心忡忡，公司也害怕在竞争中失败。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它们竞相收购新型算法，就像年迈的魔鬼需要处女的鲜血续命。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就像气候灾难一样四处蔓延。我入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传统公司都不再相互合作，而是以你死我活的姿态争夺新型算法。没有喧哗，没有呼号，处处都是沉默的刀光剑影，仿佛每家公司都在悬崖之巅相互扭打，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
事实上，这完全是人类理性抉择的必然结果，因为谁拥有更锋利的刀剑、更迅捷的战马、更猛烈的火器，谁就能克敌制胜。尤其是在“赢家通吃”的AI时代，最优秀的算法就是最精良的枪炮战马，谁拥有它，谁就能横扫市场。而算法的更迭速度既像飞鸟一般迅捷，又如雨天的水泡，鬼魅般生灭，难以预测。由此构成的一种亡命者游戏的焦虑气氛，每个公司都无法逃脱，它们都像吃了春药的赌徒，赤膊红眼，押上全注，在癫狂与痴迷中撒出骰子。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就像过河的青蛙，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跳到坚实的石头上。
“也许只有我们尖顶公司除外。”罗拉说。
没错，尖顶公司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前后一共五十八次收购新算法，其中侥幸成功五十三次，另外五次也不能算完全失败。正因为这种惊人的运气，这只巨型恐龙才能在这兵荒马乱的世界里勉强屹立，至今不倒。
现在，尖顶公司又有第五十九次收购的计划了。自从我加入公司以来，关于这场收购的传言就一直没有停歇过。据说尖顶公司准备收购的是当下最火爆的算法创业公司——瓦罕先生的“精灵”公司。那时候，“精灵”算法刚刚崭露头角，还未风靡全球，我们并未像后来那样意识到这场收购的历史意义。当时我们担忧的只是裁员问题，尤其是我这个新人。
“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罗拉总是像过来人似的宽慰我，“没错，这些年来，黑暗车间埋葬了工人，基因粮食埋葬了农场，自动驾驶埋葬了驾驶员，自动飞行器埋葬了飞行员，所有的岗位最终都会被技术替代。但关键是，数据买手这种职业不可能死，因为AI不可能有非理性。”
是啊——“哪里不需要快递员呢？”——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谚语，觉得罗拉的安慰真是抚慰人心。没错，数据买手虽说最终肯定会消失，但如果这种厄运将在我们死后才会降临，那管它洪水滔天呢。
“难道你没发现吗，罗拉？”面试官忽然插话，一贯冷漠的口吻里带着调侃的味道，“与以往的收购不同的是，‘精灵’是一种通过了威诺格拉德测试的仿真人通用算法。”
“这有区别吗？”罗拉在虚拟世界里转过头问道。
“这没区别吗？”面试官反问道。
“难道‘精灵’会吃掉整个世界？”罗拉笑道。
面试官默不作声，只是低头轻吹着褐色的咖啡。咖啡的味道从荡漾的波纹中升腾，像是夹带着某种秘密向我们飘来。
“也许你猜对了，罗拉。”面试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