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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于蜂巢的兴趣，一直令我好奇。在我小的时候，他常常午后时分出门，腋下夹一个皮包，里面装着黑皮本与铅笔。当时四季尚分明，我从窗台上看着他的鸭舌帽在明媚阳光里晃动消失，直到暮色降临，他才又出现在视野里。晚饭后，他会煮上一壶茶，坐在书房的绿皮沙发椅上，以一种人类学家的口吻，向当时还未上学的我讲述当天的收获。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的语调是低沉的，语音似乎都断裂成了最单纯的音素，在袅袅升起的热气里显得吞吞吐吐，仿佛每一个词句都是深思熟虑的，但又像是在怀念某人时的喃喃自语。虽然并不多见，但有时候，他确实会在这种呢喃之语里忽然拔高声调，似乎猛然燃起的怒火，将完整的句子淬成碎片，甩向天花板上那个玻璃吊灯。而吊灯仿佛被一梭子弹击中，兀自颤动，灯上那些细密的玻璃纹路似乎也因此成形。幼时的我总是会受到惊吓，觉得他此前断断续续的谈话其实都是酝酿情绪的前奏，震荡的吊灯才是真正的高潮。就在我惊吓之际，他也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便又陷入充满歉意的沉默。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发觉，这种静默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坦白。作为一个中老年男性，父亲其实从未真正进入只对孕妇开放的蜂巢，所涉足的区域只限于那些六面体的外围，充其量只是常年游荡于城北的观光客。我长大以后，他又向我展示黑皮本子上的一系列素描（那上面画着许多形状相似的六面体建筑，它们从空中看上去真像一个个蜂巢），我又觉得他其实是一名地形勘测队员——用脚步丈量了整个山谷，标出各处的高程以及蜂巢的位置，并用一支铅笔速写，绘就一张合格的地图。我还在那些地图边上，发现许多蝇头小字，密密麻麻的犹如天书，无人能懂。但是这一点令人格外诧异，我无法理解只在山谷里逡巡往返的他，怎么会形成这么多文字材料——多年以后，当我带着她去见我父亲的时候，我猜到了其中的奥秘，因为那些六面体的蜂巢用灰黑色的墙壁封住的所有秘密，就像不允许拆开的最后一封情人信件。父亲无法知道信中的消息是喜是忧，是分手还是续好。他满怀的渴望因此化为一腔焦虑与愤懑，然后全部发泄在这些蝇头小字上，有些像诗，有些像咒语，有些是打破砂锅的追问，就像他回到家以后对我的呢喃与怒火。
后来有一天，夜雨倾盆。父亲从山谷返回后，就不停重复着一直挂在他嘴边的那句话——“这个蜂巢形状的公墓！这个六方体的监狱！这个死气沉沉的水泥盒子！这简直就是一种缠足的罪恶！”他就站在门厅处，长柄雨伞的水滴溢满了玄关，愤懑的脸上燃烧着怒火。当时已经十岁的我，听不懂“缠足”的意思，但也懒得问。用一些古老的概念来比喻当下的日常事物，正是他置身世界之外的标签。那天晚饭后，我发现他正在宽大的书房里销毁自己的蜂巢考察记录。那是很多本纸质的黑皮笔记本，山谷的地形图上标记着蜂巢的位置，蝇头小字像注释一样密布其间。他坐在书房的旧式铁窗前，将它们一页页撕下，塞入一只电动碎纸机里。古老的机器只有一个钢牙缺损的细长嘴巴，纸张在细密的一咬一合中变得粉碎，雪花一样的纸屑在机器的透明肚子里飞卷。这是我一生中仅见过一次的场景，因为父亲对待纸张和文字，尤其是自己的记录，有一种自恋的倾向。他销毁这些纸张，就像销毁自己生命的某些部分，显得不同寻常。
“你知道柏拉图吗？”父亲忽然停下，看着我。我摇着头，我努力回忆那个古老的名字，它遥远得仿佛埋在白垩纪的地层里。“古希腊的柏拉图，你不知道吗？”他坐在那里，又开始将手里那张纸塞入碎纸机。我离他大约五六步远，上面的文字密密麻麻，但看不清楚字迹。父亲似乎在尽力掩饰伤感之情，撕下纸张和塞入碎纸机的动作比平日缓慢许多，整个人显得苍老了许多。“我想那老家伙一定会喜欢这种寄宿学校的。是的，他一定会喜欢的，”父亲面无表情地将纸张塞进碎纸机的那道尖锐的嘴里，但口气中却带着悲伤的嘲讽，“他一定会说，人类就应该这样培养后代，这是最善的体制，真正的哲学王之国。是的，他一定会这么说的。”古老的碎纸机大约有半个世纪的年龄，震颤着发出嘎嘎的声音。父亲撕下了最后一张纸，塞进那条钢牙交错的细缝里，眼睛盯着那些纸屑雪花，声音忽然高亢扬起：“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以前竟会相信这样的鬼话！”这个句子愤怒地向上冲去，尾音震动着整间书房，玻璃吊灯又一次遭受了一梭子弹的射击，四面书架上扬起了许多积尘。我不了解柏拉图，我也不想了解这种古老名字里蕴藏的意思，但是父亲这声压抑着怒气的低吼留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天之后，父亲停止了所谓的研究，仿佛已经看够了那些灰黑色的六面体，厌烦了锁孔一样的窗户。就在次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全球隔都事务局出台新政，销毁了蜂巢里全部孕产妇的DNA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