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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站是一所永不关闭的食堂，队伍不再像一开始那么乌泱乌泱地拥挤，人们分散而来，随机抵达。最初的紧张与漠然都消退了一些，有的人会在领取救济包时相互打量几眼，或者聊上几句。他们发现在这场雪崩式的失业悲剧中，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陷入困境。这就像一味缓解沮丧的良药，多少能消除奔赴悬崖的念头。
那天以后，我的作息如下：每天一早就去领救济包，然后坐在广场边上，盯着北面入口。大约一个小时后，住在城北的她总是如期而至。在和煦的阳光与微风里，她安静地从我眼前走过——她不可能看不到我，但从经过我的眼前领取救济包，直到最后离开广场，她从不看我一眼，几乎是无视我的存在。我仿佛手里捏着一颗纸皮核桃，只要稍微用力一捏，就会噗地裂开。但是我还未掌握其中的火候与技巧，每日只能傻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她来了又走，去了又回。
几天后，我有了新的办法。当她离开广场时，我迅速折向广场的南出口，一头跑进森林幻影里——那是我新发现的一条近道，可以提前赶到河谷尽头的那块巨岩上。那是一个极佳的位置，她返回的必经之地。每次都这样，砂石与尘土脚底飞扬，我一路奔跑，最后坐在巨岩上面喘着气，看着她沿着河谷走来。她肯定早就看见我了，但直到离我五六米，她才停下来，仔细看着我，不是羞怯，不是警惕，而是一种明亮的温柔，让人一眼就能看清她那颗透彻的心，毫无复杂和隐瞒。那两三秒里，我们心照不宣地对视着，却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个哑谜。关于男女追求的一切传统想象都毁于这个气候灾难的世界里，或者毁于玻璃球的虚拟世界里。我们像两个相互倾慕的孩子，却不知道如何彼此表白。
接着，她径直向前走去，天地便恍若暗了下来，我像鬼魂一样开始在森林幻影里游荡，仿佛要将此前跟踪她的道路重走一遍，将那种无所适从的苦闷一脚一脚地踩进道路里。夜色降临之际，黄昏的风吹入单人公寓，枝叶的光影如海水起伏，我更是郁闷至极。一粒种子已埋下，只缺一个万物苏醒的春季，但我竟不知怎样找到这样的春季，仿佛自古进化而来的本能，已经在我身上消失了。
终于，我决定去找调酒师。因为在这座城市里，除他以外，我并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
—— · ——
那一日，暮色收尾，我穿过那条隐秘的小径来到酒吧门前，发现草坪当中，一张西式的长条餐桌赫然摆在偌大的草坪当中，桌上食物丰盛。七个幻影正围坐四周，发出阵阵欢声笑语，但是声音突兀而喧嚣，在暮色中显得清冷诡异。此时，远处酒吧的门吱呀地开了，调酒师正走出来，他拎着一个巨大的灰褐色旅行袋，仿佛要出远门。我远远地喊了他一声，他看到我，先是惊愕，随即变得惊喜，然后转身回酒吧，拖着两条凳子，走到我面前。
“来，一起坐会儿。”调酒师说。
我们斟了酒，晚风沉醉。我望着那些欢乐的幻影，仿佛自己也身处其中。
“你们那时候真幸福。”我说道。
“但幸福已经随他们离去了。”调酒师叹了口气。
“但至少你还可以看到他们。”
“只能这样远远地看了……”他忽然止住，不再说话。
我知道，幸福的回忆总是更令人悲伤。天暗下来了，星夜渐渐亮起，而我满腹惆怅却无可诉说。因为，得不到的幸福更令人痛苦。
“也许现在最不幸的事情，是即便两个人彼此相爱，却不知道如何表白。”我叹息道。
调酒师在昏暗中转过头，显然从我欲言又止的话语里听出了弦外之音：“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虚拟网络里逢场作戏，难道还需要我们那时候彼此表白的传统？”
“未必不需要。”
“但是自由恋爱只发生在我们的时代。”调酒师晃着酒杯，盯着我。
“这正是这个时代残酷的地方。”
“哦——”调酒师在黑夜里打量着我，“你喜欢上一个人了？男的还是女的？”
“自然是女的。”我摆了摆手。
调酒师继续摇着杯子，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她来自蜂巢。”我迟疑了一下，坦白道。
“来自蜂巢的姑娘？”调酒师忽然露出了奇怪的微笑，“就是那个寄宿学校？哦，那首歌是怎么唱的？”
我于是开口唱道：
不得已，不得已，
那些孩子没有基因的秘密，
他们的家谱已成灰烬，
他们没有可以维系的
血缘关系。
为了避免自身灭绝，
不得已，万不得已。
这是那首著名的蜂巢歌谣，歌词很长，我记不得，只唱了副歌部分，忽然被调酒师打断。他骂道：“真是胡扯！建个蜂巢，就能避免人类灭绝？”
调酒师说着便弯下身去，从桌子一侧拖过那个灰褐色的旅行袋，伸手进去翻腾，像是要寻找什么东西，只听得一阵金属与玻璃相互碰撞的脆响声，以及布袋纸袋彼此摩擦的窸窣声。那过程有些漫长，长到使人觉得似乎有一样东西从旅行袋底部一直向上爬着，而不是要被他取出来。最后，他唰地从旅行袋里拎出一瓶酒来。
“给你，气候灾难之前的威士忌，估计世上也就这么一瓶了，”调酒师递给我说，“表白哪需要什么契机？找到她，和她一起喝了，那就啥都有了。”
他递给我的动作如此坚决干脆，像是在一场日渐无望的战争中，一个濒危的伤者将战斗的号角赐予一个新兵。我接过酒瓶，在黑夜里举起来，酒浆在瓶子里晃悠，分不清颜色。灾前的威士忌，据说还是最后一瓶，这礼物足够贵重。但我没有说感谢，仿佛说了，这瓶酒就会因此失去神效。
此时，金星升起来了，天空由靛蓝转黑，四周森林静默。这是一座没有虫叫鸟鸣的死寂之城，只有飞行器在天空穿行。眼前的幻影世界里，亲人们在围观小女孩的旋转舞，红色的毛衣像喷了漆似的色彩突兀。显然是因为系统数据未做优化处理，才会这样刺眼。但我想，也许调酒师就愿意在一部劣质的怀旧影片中追忆往日，因为看不真切的世界才能为记忆留下空间。
我转身望向酒吧。窗户敞开着，室内亮着灯，天花板反射出明亮的光。那幅毯画似乎消失了，但我并不能确定。也许这样看过去，那幅画本来就是这种反光。
“你的研究有进展了吗？”我远远地看着天花板，问道。
这个问题仿佛令调酒师有些局促不安。“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收获，”他可能觉得这么回答不够真诚，又补了一句，“也许我得学习你们的语言。”
然后，他弯下身，继续翻弄着那只灰褐色的旅行包里的东西，好像刚才把各色物什都弄乱了，现在要重新整理一遍。后来他忽然停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只包。空气里飘浮着红酒的味道，以及他缓慢悠长的呼吸声。忽然间，调酒师转头对我露出怪异的笑容：“其实我已经将它裁下来了。”
那声音极轻，仿佛远处的森林幻影里有一双窃听的耳朵。我没太听清：“你把什么裁下来了？”
“就是那幅画，被我像裁一块牛皮那样裁下来了，”调酒师指了一下酒吧门口，“就卷在那里。”我模糊地看见一个长长的圆柱体，人一样高，像一张卷起来的席子搁在酒吧门口。
“事实上，我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秘密。”黑暗中，我看不见他那张东南亚人的铜色面孔，但我能听出他愈发神秘的口吻，还能隐约看见他那种秘而不宣的表情。他的嘴角向一边挤去，就像一张精神失常的怪脸。
“什么秘密？”
“通往过去的秘密。”
“通往过去的秘密？”我彻底迷惑了。
“没错，我准备明天出发。”调酒师拍了拍那只旅行袋。
“去哪里？”
“去一个地方，”他眼睛里忽然射出狂热的光芒，“通往过去的地方。”
“什么意思？”
我的疑问令调酒师忽然间双目放光。他的表情复杂多变，东南亚人的宽大鼻子在黑暗中翕动着，就像一个他私藏的秘密，明知不可分享，却又忍不住想向人透露。好几秒钟以后，他才努力将那个秘密摁在心头。
“通往过去，是的，就是通往过去。你知道时间和空间本身是一回事，就像你从巴黎飞往伊斯坦布尔或者加德满都，那不是距离，而是时间。”
我一时茫然，而他不再说话。过了片刻，调酒师忽然起身走向酒吧门口那捆毯画前，在那片黑暗中伫立良久，像是对着它在祈祷。最后，他拖着那个圆柱体走回来，费力的表情显出毯画的重量，就像一个逃难者拖着沉重的行装。
“我决定今晚就走。”调酒师将圆柱体扔下。毯画捆得严实，扔在旅行袋的边上，发出噗的沉闷之声。
—— · ——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我怀揣着那瓶威士忌，看着她步入救济站，却找不到任何和她一起喝酒的理由。调酒师说，这瓶酒就是我的契机。但事到临头，我发现调酒师的建议真是荒唐，就像他昨夜没有解释“时间与空间是一回事”的隐喻，便乘着飞行器在星空下翩然而去。我早应该知道，捉弄别人是他的长项。现在我也只能怀揣着那瓶威士忌，莫名其妙地站在这个广场上。这真是太荒唐了，我想。
又过了几天，在一个干燥而清爽的清晨，一向忙碌运转的两架千手佛忽然间纹丝不动。每只机械手都垂向地面，宛如胳膊脱臼似的。它们没有头颅，更无五官，却显出一副颓丧的表情。后来，人们陆续抵达，对此情景的唯一反应就是启动玻璃球。没有人会对宕机保持耐心，独居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会因为游戏的些许迟缓而大发雷霆，他们甚至没有抬头去看一眼站立眼前的两只千手佛，就将所有的抱怨与惊疑发泄在虚拟世界里。他们查询这座城市，又搜索三千隔都，最后发现所有的千手佛都一个死样，机械手像脱臼了似的垂向地面。惊惶的人们便纷纷涌向全球隔都事务局的官方站点，希望在那里找到关于机器故障的公告。但除了那块几乎黑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失业墓碑，他们一无所获，并且因为涌入的人太多，半小时后，官方站点已经无法登录。各种传言则迅速如狼烟一般升起，四处弥漫。猜测病毒感染的，猜测算法系统遭到侵袭的，或者猜测全球隔都事务局受到了攻击的，什么都有。
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挤得密密麻麻，随时有发生踩踏事故的可能。每个人都启动了玻璃球，一片片幻影光芒映着一张张魔怔的脸四处飘浮。时间已近中午，她应该已经到了广场，但是我却不见她的踪影。只有流言在弥漫，人们感到极度不安，焦虑像雪片一样从空中掉下来，广场的气氛里有一种冰冻似的冷。明明是宜季的清晨，却宛如极寒降临的黄昏。此时又有消息传来，离我们不远的一个隔都发生了失业者冲击救济站的事件，我们在玻璃球上看到大批失业者在混杂不清的口号声中呼啸着冲撞救济站的大门。这情景让我想起以前在玻璃球里看到过的各种历史影像。自从移民到隔都之后，AI已经让世界变得简单顺滑，人们从未听闻这类稀奇的事情。人们从不线下交头接耳，但此时却既迷惑又激动，开始窃窃私语。我只是在广场上奔来走去，四处寻找她。消息继续传来，更多的隔都、更多的救济站开始失控，广场上的议论声渐渐高涨，就像月圆之夜的潮汐起伏。忽然间，人群里发出一阵激烈的声音，像是期盼已久的某种事件终于发生了。没错，就像蔓延的瘟疫终于轮到我们这座隔都——我们附近有好几个救济站已经失控。
事情总是这样。远方的事件只是一种榜样，但同城的事件却是免责的借口。当特例已成惯例的时候，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心智和行动就不假思索地照着走下去了。广场上的人群就像潮水涌起，汇向仓库大门——就在那一刻，我看见了她，就站在广场的东北角，栗色的头发，幽亮的眼睛，带着一种混血儿的妩媚。她正费解地望着眼前的一片嘈杂，而我感到触电般的一阵欣喜，快步奔向她，就像穿越黑夜的船只，劈波斩浪驶向温暖的灯塔。
骚动逐渐扩大为旋涡，仓库是旋涡的中心。最前面的失业者几乎是暴然起身，后面的人则跟着冲过去。他们绕过了垂头丧气的千手佛，闯入黑洞洞的仓库里，直到几乎塞满了洞穴，队伍才渐渐缓下来。后面的人不得不止步于仓库门口，向幽深的洞内探望。那时候我已经穿越广场上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气氛，站在她跟前。我们彼此凝视着，像两块岿然不动的礁石，矗立在奔涌的人潮里。那是耀眼的一瞬间，我一言不发地张开双臂，紧紧搂住了她，而她顺从地将脸轻轻贴在我胸前，没什么表情，既无忧喜，也无犹疑。但她的身躯却在微微震颤，犹如春风掠过，夜雨来袭，笋尖在晨雾中破土而出。所有的幻觉都在这一刻落地生根，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自然得犹如我们是一对失散的情侣，一直在期待这样的重逢。仓库那头传来沸腾的喧闹声，我和她充耳不闻，都在专注倾听着另一种声音，埋在我俩心底的种子正在发出哔剥的抽芽声。
冲进仓库的人们最终一无所获，那里没有信号。一个个充当手电的玻璃球，仿佛萤火虫乱飞在黑暗的洞穴里。人们则在机器的五脏六腑之间迷失逡巡，铁钩子割破了他们的手掌，弹簧一样的机器部件绊住了他们的腿脚，额头又撞在某条金属横杠上。而当他们终于摆脱了这些纠缠之后，洞穴深处的一扇厚重铁门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人们在黑暗与光影中摸索着、争吵着，一直闹到中午。那时候仓库里的机器忽然发出了一种类似提琴走调的呜咽声，紧密的铁门嘎嘎地开启，各种机械像五脏六腑一样开始蠕动，节奏协调而明快。受了惊吓的人们从仓库里仓皇出逃，发现门口的两架千手佛已经开始吱嘎嘎地运转了，三十二只机械手就像重新上了发条，一袋袋橘色的救济包就像平日一样从黝黑的仓库深处流淌出来。
没错，救济站恢复正常了，就像它毫无预兆地暂停一样。人们愕然地站在广场的四处，很多人启动玻璃球，搜索其他救济站的情况。玻璃球的信号时强时弱，很不稳定，半个多小时后，地球上所有救济站全部恢复正常的消息才传遍了我们的广场。那些冲进洞穴的人脸上挂满了讪笑，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此前为什么会如此激烈与慌乱，如此沉不住气。直到傍晚，全球隔都事务局才姗姗现身，在它的简短声明中，除了郑重的道歉（这毕竟是涉及全球的事故），还解释因为AI决策顾问“苏格拉底”突发故障，以致他们无法及时发布安民告示。在这份不足五百字的简短声明里，他们也毫不客气地谴责了失业者冲击救济站的行为，认为这无疑是一场冒失的、冲动的、愚蠢的、不应再犯的闹剧。但是，没有人因此受惩罚。因为根据《AI法典》，人类为了抢夺口粮而破坏机器的自救行为，永远不会受到惩罚。
这份安民告示里，并没有详细说明故障的具体原因，只是用“一个极为微小的故障”一言带过。这种语焉不详，有力佐证了全球隔都事务局已是AI决策程序最忠实的傀儡。但人们并不担忧，因为救济站毕竟是一套陈旧的系统，因为“一架不用修复的机器从来都不是好机器”，是一句符合宇宙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谚语。直到很久以后，当那场巨变悄无声息地降临时，我们才意识到救济站的设立，其实是某种宏大预谋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我很感谢这一场闹剧，因为这让我和她突破了那一层薄如蝉翼的禁忌。我甚至体会到，只有在陈旧的机械系统里，才会出现这种不确定的契机。如果在一切都在料算之中的AI时代，就不存在任何偶然性。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住在一起了。她从蜂巢带了一个不大的冷蓝色箱子，搬到我的公寓。我们几乎没有商议就这么决定了，自然得就像我们本来就该如此，有时候我甚至有些迷惑，这过程是否过于自然，缺乏过渡和周折，反而显得不够自然。但当时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我们订购了双份的洗漱用品、双份的换洗衣物、双份的鹰隼机餐食，飞行器搬来的双人床替代了单人床，我们就像亚当与夏娃似的毫无理由地相亲相爱，仿佛命中注定。
在一个普遍独居的时代，同居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虽无律法禁止，却有伤良俗，周围难免都是歧视的目光。但是我们毫无顾忌，每天牵手而行，往返于公寓与救济站之间。广场上的那些失业者一开始像躲避瘟神一样自动为我们让出一条道路，他们的灰暗目光短暂地离开了玻璃球的光芒，注意力移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相互牵着的手让他们既好奇又鄙夷，很多人难以想象这种仅仅存于玻璃球里而在现实中早已绝迹的牵手仪式，竟然会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因此也好奇我们是怎样在一起的，因为独居者总是猎艳而不同居，更何况现在有了“精灵”这个完美的伴侣，人与人之间的痴心相守早已经是陈腐过时的旧习俗。所以，我们这种公然的两情相悦，几乎是一种令人刺目的张扬之举，一种挑衅的行为。因此他们的目光里还另有一层被冒犯的惊愕，犹如现代人看到了有人赤身裸体地行走在街头。我觉察到了这种目光里的好奇、鄙夷、愕然，但我不仅毫无顾忌，反而有些得意，因为他们这种表情越是强烈，就越是证明我找到了传统者应该遵循的道路。而她甚至毫无觉察，她从不关心他人的看法，似乎只要与我相伴相随，便是尘世安稳。于是，我们白天携手而行，晚上相拥而眠。我的单身公寓不再是一座荒芜的废墟，六尺床铺不再是一片冰凉的苦海。肉体替代了虚拟，长谈替代了失眠，我们仿佛是两个流落街头的弃儿，在这个落魄仓皇的世界里幸运地捡到了对方。
她总是伏在我的肩上，栗色的眼睛像水一样冰凉，栗色的头发散开后像初春的森林，散发着单纯清澈的气息。这是一种自洽的宁静，也许因为蜂巢生活总是周而复始，单调得仿佛每一瞬间都彼此相似，所以自然地在她身上渗透出一种淡如无物、不彰其形的气质。但这种气质里似乎还隐含着某种坚定、某种冷静的执着。我觉得，这并非历经世事之后的那种坚毅沉静，而像一张白纸，只是因为简单无瑕、无欲无求而显得坚不可摧，一种因为虔敬而形成的平淡、宽恕与决绝。
每个晚上，我们都相拥而眠，就像两个饥渴的读者，怀着无穷兴趣阅读对方，从不漏掉包括序言与跋在内的每一个字符与标点。也许彼此探索对方的秘密、彼此坦白自己的过去，本来就是恋爱的本质。她从没有谈过自己的来历，但自从看见她走进蜂巢区之后，我便知道了她的一切——蜂巢的孩子没人知道自己父母姓甚名谁，自己来自何方，就像出生在孤儿院里的无根浮萍，生命没有源头。每一个蜂巢孩子都有自己的编号，她的编号以A开头，表明她是在旧城蜂巢里第一批出生的孩子。我因此可以推断在二十八年前，当时我们这座城市的蜂巢刚刚出现（名字还叫育婴堂），独居者的潮流正盛行，应该有一对彼此独居的男女在一次猎艳的交合中孕育了她。一方面，她和我同龄，一样经历了玻璃球面世、AI的成熟、一年四季被劈成了灾宜两季的历史；另一方面，她和我却截然相反。她是蜂巢的孩子，是一名天然的独居者，而我只是名义上如此。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有家族谱系，父亲还在旧城，现在的独居生活只是我成年以后的自主选择。按照普遍的说法，我是一名典型的传统者，是一根藤蔓上的葡萄，虽然垂在枝头，根脉却未断绝。事实上，在我的同龄人里，像我这样还能寻根问祖的已是罕见的异类。
关于蜂巢的历史，我们都是知道的，那是人类迫不得已的自救制度，发轫于我们的祖父一辈。那时候，一些年轻人决定发扬更早期的单身主义，倡导独居生活的“三不原则”（不结婚，不生育，不抚养）。他们人数太少，只能在社会边缘游走集结，蚍蜉撼不动树大根深的传统习俗，而他们的口号和行动却相当激进，“三不原则”就像三把不同结构的锋利刀片，从社会的边缘开始切割传统习俗的肌肤，左一道豁口，右一道伤疤，鲜血无须召唤，就从伤口中汩汩而出，旧伤止血了新伤又出现。如此反复不绝，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父辈。而那时候，事态已在转变，独居者开始自我组织，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逐步谋求更大的社会尊重和权利。这些不愿繁衍子孙的社会寄居蟹，本来遭人歧视的边缘人，后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接替了同性恋、变性人、少数族裔甚至女权的话题，成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强声音。人们因为理解一切而同情一切，因为同情一切而宽容一切，因为宽容一切而接纳一切。短短几年里，独居者便从边缘走上舞台中央，独居不再可耻，甚至渐渐成为世俗生活的一种风尚。年轻人开始不婚，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中年人为此离婚，因为婚姻是生活的枷锁。消费市场也出现了专为独居者设计的产品，便捷的公寓、高效的电器、简洁的家具、健康的饮食，不一而足。曾经对这场运动侧目而视的人，那时也开始满怀羡慕和敬意地赞美这场风靡全球的潮流。渐渐地，独居从边缘变为中心，从弱势变为强势，变成一种无人敢反对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有了“三不原则”，甚至还发展出这场运动的色调，一种冷蓝色的调性，暗示着自己疏离与旁观的姿态。就在那段时间，气候灾难也从零星出现变为大面积爆发，更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当时全球到处爆发极端气候，数十年里愈演愈烈的狂风海啸与极旱极寒留下无数人间悲剧，以及无数的鳏夫寡妇。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怀着一颗难以愈合的心，就像面试官和调酒师那样，被迫地加入了独居者的行列，整个社会很快被漂染成冷蓝的色调，疏离、旁观、冷漠。曾经如日中天的传统家庭却成了极少数派，犹如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带着最后的基因在地球上苟延残喘。
然而，独居者虽然孤傲孑然，拒绝繁衍生息，但是并不拒绝性爱。事实上他们约会、调情、做爱，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猎艳夜场，处处都是狂欢的舞会。没有终身厮守，没有生儿育女，传统的桥梁在这里断裂了，人们借独居之名，从繁衍的责任中抽身而出，将性爱变成了纯粹的欢愉。因此，与避孕相关的一切产业，无论药品还是器具，当时的股价都一路飙升。人们似乎在那些上升的股市曲线图里看到了无数扇落下帘幕的窗户、无数张翻卷打滚的床单、无数个缠绵悱恻的夜晚，仿佛那是人类欢爱高潮的指标，也是全社会的性爱总量年年飙增的证据——当年在尖顶公司，杜克负责这个产业，其性格的木讷和产业的暧昧之间所构成的夸张奇趣，常常是我们闲聊时笑话的来源。
但是再先进的避孕方法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杜绝精子与卵子的相遇。三五年后，一开始只是零星出现的弃婴现象渐渐蔓延全球，孤儿院的铁门前、医院的通道口、慈善中心的门卫室，甚至在女厕所、城市垃圾桶的边上，弃婴们用自己尖锐的哭声形成合唱，声调此起彼伏，仿佛有着声部的分工。这种奇特歌声从不间断，比当时刚刚出现的飓风与暴雨更加嘹亮。无论传统家庭还是独居者，都在这种刺耳的哭声里陷入了良心的震惊与羞愧。那些禁止堕胎的国家更多了道德的焦虑，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社会堕落和人类的自我戕害。而另一些国家则更为现实地觉察到，弃婴不仅有违道德，更是在浪费资源。在人类生育率因为独居风潮而急剧下降的时代里，没有什么比一个婴儿更珍贵的了。十年之后，这些国家都将崩溃于气候灾难，而当时它们对未来的命运还一无所知，它们开始扩建孤儿院，并且寻觅哭泣的源头，尽量收容那些无助的弃婴。而随着独居风潮愈演愈烈，弃婴也变得异乎寻常地多，仅仅扩建原有的孤儿院已难以支持。于是一些国家开始建设统一标准的寄宿学校，帮助孕妇解决生育和抚养的后顾之忧。这种方式蔓延到几乎所有的国家，最早的设计风格渐渐变成统一的标准——规则的六边形建筑（蜂巢恰由此得名），每条边都妥善安排着产房、育婴室、宿舍，当中是一个天井，可以让孩子们在那里憩息玩耍。外墙都是灰黑色系，它将孤儿院和妇产科合二为一，向每一个意外怀孕的独居女子敞开怀抱，为她们提供免费的分娩、寄养服务。当然，所谓的寄养，其实只是一个彼此安慰良心的说法。当一个女人来到蜂巢分娩，便注定要放弃她的抚养责任，而蜂巢也注定会变成妇产医院与孤儿院的结合体，并且注定会形成一条按照分娩、寄养、教育、就业排序的流水线。从某种角度看，这条流水线其实是一种自我增强的系统：一边是政府（后来全球隔都事务局替代了这个角色），它就像操碎心的父母，主动为纵情声色的子女兜底买单；一边是独居者，他们因为受到纵容而愈发放肆；中间则是蜂巢，它承接了一切具体工作，几乎是每座城市的标配，就像每座城市都有的孤儿院和养老院。于是，避孕产业一落千丈，随着更多女人怀孕，蜂巢的规模也日渐扩大。此前人们担忧独居者盛行、人类生育率凋零的现象，一时间峰回路转。独居者带来了蜂巢模式，人类的生育率反而回升——蜂巢替代了数千年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家庭，成为人类繁衍的机构。
在气候灾难最盛行的数十年里，全球隔都事务局逐步接管了全球的蜂巢，他们不仅将蜂巢迁移到三千隔都，同时还根据情势变化，谨慎小心地弥补法律条款中的一些漏洞。在此之前，各个蜂巢还保留着孕妇们的DNA信息，因为当时的决策者们都模糊地觉得，一个无法追溯来源的生命可能会一辈子面对一个痛苦的谜题，所以最好为蜂巢的孩子们预留着谜底。但是全球隔都事务局接手后，却决定终身禁止蜂巢的孩子寻亲问祖。当时全球隔都事务局已经依托AI“苏格拉底”做决策，很难判断这是高级决策委员会的想法，还是AI的主意。但是这条看上去不近人情的法律，最后却证明踏准了独居时代的节点。因为蜂巢里的孩子都是独居者偷欢的漏网之鱼，如果切断两者关系，独居者便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会更加热烈地猎艳做爱，繁衍后代。而对蜂巢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寄宿蜂巢，每天蜷缩在蜂巢的世界里，既缺乏细腻的感情，也毫无交往的热情。他们已经被塑造为天然的独居者，比他们的父母更纯粹，没有谁会想到要寻宗认祖，也没有谁会期待父母的光临。于是那些母亲此前留在蜂巢的DNA以及其他生理资料，全都被一笔勾销地毁灭了。
但是自那以后，蜂巢却陷入危机。由于气候灾难全面加剧，飓风和冰暴在赤道盛行，南极大陆有时长出芦苇和鹭草，一年四季转向灾季与宜季，人类逐渐移居新建的隔都，被喜怒无常的气候逼入单身居所。曾经盛行的猎艳做爱，因为人们彼此无法相见而渐渐偃旗息鼓，即使在草长莺飞的宜季也未能改观。更重要的是，玻璃球面世后，三维立体的影像日渐逼真，虚拟性爱终于超越了现实的恋爱。只要有三维的色情影像和自慰的工具，焦躁的人们就能重回澄明的心境，而当黑色的皮肤衣以及电子油脂出现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容易。从此不再有怀孕、妊娠、临盆、养育这些琐事了。蜂巢日渐门可罗雀，就像一场正在散去的舞会，前来分娩的女子越来越少。那时候人们仿佛忽然发现一个真理，人类会死于饥饿、死于脱水、死于劳累，但不会死于无人上床——性欲其实比原先以为的更容易满足，也更容易熄灭。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法律仍有应对之策，它规定男子必须捐精，女子必须捐卵，就像以前的兵役，都是必须的义务。而蜂巢也有配合的预案，试管婴儿和人工授精技术已经完美无瑕。当这些孕妇庄严出现的那一刻，无数个蜂巢仿佛就是人类的巨大子宫。但是好景不长，玻璃球升级以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迷于虚拟世界，游戏的欢乐吸走了人们的注意力，适龄女子的数量越来越少，于是一切归零。有人开始掐指计算，也许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以后，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一个新生儿。
正当人类一面焦头于气候灾难，一面烂额于后代凋零之时，却突然峰回路转，呈现出真正令人惊愕的突破，它将“盖亚”的核心技术转移到人类自身的妊娠和分娩上。从此，人类的繁衍可以交由机器完成。这件事不仅舒缓了人类的困境，也震惊了几乎所有的成年人。父亲曾经反复对我说，他没想到自己年轻时看过的科幻情节，比如精子库和卵子库替代父母的血缘传承，做爱都通过电子传感器完成，繁殖则由机器来孵化，而血肉之躯的男女性爱变成最原始、肮脏、恐怖的仪式，竟会在自己有生之年亲眼看到。
几年以后，全球隔都事务局批准了第一批机器子宫上市。这种机器启用零下196摄氏度液氮罐里的精子库和卵子库（来自捐献者年复一年的捐献），精确模拟孕妇的妊娠与分娩的过程。它们就在蜂巢的某个特殊的房间里，看上去像一个个圆柱形的铅色铁罐，每一个都吊在碗口粗的导缆上，一排排一列列，仿佛一个大棚里整整齐齐地结出了许多的瓜。因为太整齐了，它们显得不够真实，像是一种充满隐喻的艺术作品。到了某个瓜熟蒂落的时刻，圆柱铁罐底部的口子会忽然张开，一个湿漉漉的婴儿轻轻落下，掉入下方十厘米处的粉色软垫里，然后在某条传送带上滑向另一个大暖房，一声尖锐的哭闹便在那一刻响起。繁衍不再是人类的特权，不再是肉体的愉悦和分娩的痛苦，而是某种精确的实验过程——所有的胚种都在某种容器的阴湿深处滋生，然后化形为人。
虽然我们这些肉胎孕育的人（包括独居者在蜂巢生下的孩子们），从理智上完全清楚，机器子宫里繁衍出来的人类心智健全、思维正常，与我们毫无二致，但是我们实际并不能真正接受这种方式。虽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从残存的旧式家庭到人人独居的代际更替不久就会完成，到那时，农耕时代确立的家庭将完全灭绝，机器子宫将是人类血脉的唯一延续，但这种充满玄机的现象，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猛然领悟的。那时候父亲已死，她也不辞而别，我正乘坐飞行器穿越大海去寻找她，忽然心有灵犀地体会到，弃婴、孤儿院、寄宿学校、蜂巢，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突变，其实都是为了机器子宫所做的铺垫，而机器妊娠、蜂巢养育、纯粹的独居者、没有祖辈的新人类，也是后来“最终解决”方案的土壤，就仿佛是几百年前，蒸汽机与纺织厂大规模出现，需要无数农民离开田野作为献祭。
是的，历史总是自有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