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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一个冬日的下午，在北滩
一栋公寓的屋顶上，蜷缩着一个孤独的身影。他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在寒风凛冽中仿佛感到自己在浑身发抖。他裹紧毛毯，沉浸于无所事事的午后时光中。
在寒意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这个男人眼中的世界好像是透过鱼眼镜头看到的一般。他注意到金融街区的那些高楼并不是完全平行排列的，而是有些细微的偏差。在这个男人的意识中，他的身体仿佛飘升到整个旧金山的上空，整个星球瞬间变得那样璀璨而壮丽。
从太空中观察地球，不但会改变人们看待自己星球的方式，也会影响人们自我审视的角度。想到这里，这个男人开始着迷于思考如何拍摄地球的完整面貌，并以此清楚地讲明一个道理：我们所有人共享一个家园。
几小时之后，他从屋顶走下楼梯，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张整个地球的照片？” [1]
时至今日，斯图尔特·布兰德仍然声名远扬，不仅仅因为他是《全球概览》的缔造者。《全球概览》这本存在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刊物，涉及的内容涵盖了工具、书籍、知识等各类有趣的时代产物，俨然成为当时备受年轻人推崇的“圣经”。但是这个标签仅仅是布兰德传奇人生的一个侧面而已。自《全球概览》推出以来，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来看，布兰德都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人们关注这个世界的方式。可以说，他是一位狂想式的、才华横溢的游吟诗人，永远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乐观精神，脑海中始终充满了创造力十足的观点和想法。
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反主流文化思潮中，布兰德的个人影响力举足轻重。这一社会思潮对当今美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依然具有持续性影响。布兰德也直接参与了70年代的现代环保运动，涉猎新闻、摄影、行动主义、多媒体、社交媒体及商业咨询等众多领域。
布兰德还是一个能够掀起社会潮流文化的先锋人物。他曾作为肯·克西的乐队“快活的恶作剧者”中的一员，与他人共同掀起了旧金山“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的音乐浪潮。布兰德也是最早意识到网络空间和个人计算机价值的人士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参与互联网实践，协助创建了一个早期的在线虚拟社区。
布兰德一直关注着硅谷的技术社区的兴起和发展趋势。1968年秋，在他创办的《全球概览》中提出的各种革命性观念，预示和呼应了随着硅谷后续发展而出现的技术乌托邦文化。他从生物学的角度反思现代建筑，公开与反对核能和转基因食品的环保运动决裂。无论是在年轻时还是近期，布兰德都提出过“扮演上帝”（play God）的理念。最初从其比喻义上来解释，他认为人类能够掌握类似神祇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实际的探索——布兰德在过去10多年间创建了一个组织，旨在运用现代生物科技手段来拯救和恢复濒临灭绝的物种。布兰德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以加州为中心辐散开，其人生轨迹也在这里迸发出一种极其特别的敏感力，他的思维和观念也随之从加州逐渐传播开来，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
1966年2月某个让人颓废的下午，对年轻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寻常的日子。然而，布兰德并不属于“垮掉的一代”，也无心去当一个“嬉皮士”。恰恰相反，较之于同龄人，布兰德可以称得上是野心勃勃，这让他难以顺利融入周围环境。他经常可以找到打破常规的思考问题的方法，逆流而上。
此时在自家屋顶上来回踱步的布兰德，尚是一个长着鹰钩鼻、身材颀长、金发稀疏的28岁青年，脸上时常挂着灿烂的笑容。在朋友们看来，布兰德是一个不善社交、做事极其认真和理性的人。早在6年前，当他还是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时，他接触到聚集在旧金山北滩的先锋群体，立刻就爱上了这个由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诗人构筑起来的不羁的世界。布兰德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旧金山狂热的文艺氛围，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家族遗产和从事的摄影记者工作。
多年后，当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
和布兰德在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碰面时，阿瑟问布兰德在二十几岁时他都做了些什么。布兰德回答说：“
我努力试着去发现一些东西并且也确实创立了一些东西。
”迄今为止，布兰德在过去60多年间做出的很多种尝试多以失败告终，但其中也有些最后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他似乎总能很早便对即将来临的社会趋势做出不可思议的预判，甚至有时候他本人就能直接掀起一种风尚。无论是对早先的反主流文化，还是对近期的“千禧一代”来说，布兰德都为年轻人树立了一个杰出的榜样。
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他从布兰德的《全球结语》
中获得的深刻启发。《全球结语》敏锐地捕捉到了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北美大陆西岸的社会风向和时代气息。《全球结语》1974年版的封底是一张位于加州的开阔公路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旅行者在清晨试图搭上顺风车时将会看到的景象，等待着他的是旅途中的各种可能性。照片上半部分是一张从太空中看到的日出景象，中间写着一句话——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布兰德想通过这张照片来传达一种向一切偶然性和可能性保持开放心态的理念，正如乔布斯本人所言：“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讲述布兰德的人生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因为很难去简单概括和界定他。或许，之所以不能把布兰德的一切观点都放在固定的条条框框中去理解，是因为他具备一种跳脱于世俗之外观察世俗的神奇能力。 在环保运动中大放异彩之后的几年间，布兰德又对反核运动进行抨击，他把自己定义为“生态实用主义者”。 布兰德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他本人并不反对环保主义，而是反对环保主义者们，他将后者视作一群反科学的理论空谈家。
而今，布兰德将自己视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主张和自然互利共存，而非单纯地与自然割裂的环保主义者。 依照他的观点，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相应地也要肩负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布兰德的观点和立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尽管他曾被贴上早期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标签，但在过去的20年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言行。
在运营《全球概览》期间，布兰德热情地吸纳很多非专业人士参与到编辑过程中。布兰德在等级制度固化的问题上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网络世界的视角下，社会关注的中心应该随时根据最“有关与有利”的原则进行相应的调整。布兰德的这一观念既与新左派产生一定的共鸣，也与之分裂。布兰德早期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反对传统政治，专注于他所认为的“直接的权力”，即对个人工具和技能的关注。
布兰德把自己称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沉默一代”的一员，在实践中则更像是“行动知识分子”（action intellectuals）， 这一概念由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于1967年在《生活》杂志（ Life ）刊登的文章中提出，用来描述“肯尼迪式”的在政界任职的知识分子。然而，与白修德笔下那些活跃在肯尼迪政府圈子内部的专家学者们不同的是，布兰德远离美国政府机构，他是一个在美国另一端海岸边生活的局外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事物层出不穷，布兰德一直在通过频繁反思和重塑自己来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用“变色龙”这个词来形容他，似乎是相当贴切的。事实如是，这些年来布兰德的主张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演变，如从反核到亲核，从环境保护主义到自然资源保护主义，从极端自由主义转向更接近于传统派的自由主义。但与此同时说他是“变色龙”又显得不那么恰当了，因为在这60年来的各类社会活动、创新思索和不断探寻中，对这个世界的热烈关切自始至终贯穿布兰德的人生，这一点从未动摇和改变。
布兰德一直充分肯定科学本身的地位。 无论是出于对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支持，还是个人的强烈兴趣，他始终认为科学才是唯一的“真相”。布兰德具备一种惊人的敏锐力，他总能够在一些社会现象和技术发展拐点初见端倪之时，及时捕捉到风向。当其他人后知后觉地跟上来时，布兰德又跑去关注其他新奇的事物了。他始终对正统观念保持着强烈的排斥感，这使得他有时受到右派的批评，而有时又成为左派抨击的对象。
包括汤姆·沃尔夫的《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在内，大约有二十几本书曾提及布兰德的观点，同时也涉及他对各类政治和文化议题的思想贡献，例如美国本土政治、环境保护主义、创新、建筑、计算机网络、社交媒体或自媒体等方面。他的观点也成为不同领域的学者用于提出个人观点的有力佐证。
近年来，有人开始把布兰德称为第一个互联网空想主义者。 依照几本当代著作的观点，布兰德对于互联网滋生的自由主义理念息息相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人对互联网的看法发生了180度大反转，甚至对硅谷的态度也是如此。脸书、谷歌和推特从前是全美国的宠儿，而现在人们指责它们是破坏美国社会稳定的帮凶。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的《没有思想的世界》（ World Without Mind ）和乔纳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的《冲击波》（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都把布兰德视作新兴网络文化的先驱，认为这种文化最初宣扬和捍卫数据和信息自由，但后来却带来了“后奥威尔式”的柔性控制和权力集中。需要指出的是，福尔和塔普林在布兰德对这一问题的贡献上存在分歧，塔普林认为布兰德最初的乌托邦主义正在被后来兴起的互联网资本颠覆。
无论如何，以上所有这些评论都没能公正地描述布兰德的真实人生。布兰德永远不安于现状，尽管他早已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但他依旧执着于此。布兰德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且永不回归，他的哥哥迈克·布兰德（Mike Brand）为此感到十分痛苦。他认为，“斯图一直想到达最前沿的地方，同时也被困在了那里”。
这一切仿佛让年轻的布兰德感到自己有些孤立无援，然而正是因为他的执着，他才让整个社会受益无穷。布兰德一生都以一直不断创立新机构为重要事业。艺术家和设计师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vitz）曾担任《协同进化季刊》（
CoEvolution Quarterly
）
的艺术编辑，该季刊也是布兰德《全球概览》杂志的继任者。霍维茨认为，布兰德的思想和工作具备一种可被称为“全球文化”的重要价值。
布兰德带给这个世界的深刻思考可以凝缩成那张整个地球的象征性影像。20世纪60年代末，这张地球的完整图像意味着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对未来的恐惧也将走向终结，它取代了蘑菇云，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直到今天，在所有描绘与定义现代生活的政治和商业符号中，这张地球全景照也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它真正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人们对地球家园的整体性思考。布兰德和《全球概览》封面上的地球图像，最终使人们意识到统一的星球文化的重要性。从那以后，这张照片一直都在为布兰德自己以及被它影响到的所有人指明前行的方向。
[1] 斯图尔特·布兰德曾在各种出版物上描述自己在屋顶上的神秘经历。最完整的记述见于Michael Katz等人合编的 Earth ’ s Answer: Explorations of Planetary Culture at the Lindisfarne Conferences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p. 184-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