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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发起人
拿到《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的预读本时，我还是有点激动，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约翰·马尔科夫和主人公斯图尔特·布兰德都是我特别关注的人。这种关注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理解数字时代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们两人都是我的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访谈名单上的关键人物。一本书、一位作者和一名主人公，三者交织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于是，我和他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对马克·吐温的这句经典名言，我一直缺乏深刻的感受，直到2017年8月。当我告别炎热的北京，飞抵硅谷，入住旧金山国际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时，马克·吐温这句话一下子跃然而出。当时，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访谈著名科技作家约翰·马尔科夫，我们约好的访谈地点就在酒店房间。为了使访谈更正式点，我特意穿上西服迎接马尔科夫的到来，但一走出酒店，冷飕飕的风就吹了过来，真是十足冬天的感觉。西服根本挡不住冷风，我需要加件羊毛衫才能抵挡寒意。
当然，看到马尔科夫穿着衬衫出现，我感觉还是暖和了一点。 硅谷重要的未来学家保罗·萨福（Paul Saffo）说：“马尔科夫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报道独家消息，而是总报道独家幕后的独家。” 作为《纽约时报》前高级科技记者、驻旧金山的西海岸特派员，约翰·马尔科夫被誉为“硅谷独家大王”。他是最早对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报道的记者之一。1977年就开始报道硅谷，迄今37年，几乎贯穿硅谷引起全球关注的整个历程。马尔科夫对互联网发展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与敏锐度，他最早报道了首个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莫里斯蠕虫病毒。他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记者，还与被誉为美国第一网络安全专家的下村勉一起联手，追捕“世界头号黑客”凯文·米特尼克（Kevin Mitnick），相关报道轰动一时。在大获成功后，他与凯蒂·哈芙纳（Katie Hafner）合著了《计算机叛客》（ Cyberpunk ），该书引起好莱坞的极大兴趣，被拍成了电影。
这次访谈进行了4小时，这位最重要的硅谷记录者对我们而言，本身也成了硅谷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4小时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二次访谈，也就是在这次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个人传记，也在进行着一系列像我这样的访谈。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之前我就多次给布兰德发邮件，邀请他接受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的访谈，结果一次次被委婉拒绝。无论是个人计算机、黑客、互联网、网络文化或者硅谷本身的历史，布兰德都是难以绕过的关键人物。尽管我已经累积访谈了与硅谷相关的100多人，但是布兰德始终位列我最想访谈却一直没有搞定的名单顶部。
马尔科夫答应帮我引荐邀请，但是他说布兰德现在住在船上，基本谢绝一切媒体访谈，所以他也不一定搞得定。不过，之前马尔科夫就帮我引荐了好几个关键性人物，所以我还是寄予厚望的，只是最终他也未能说服布兰德。于是，我就一直期待他完成布兰德的传记，始终跟他询问进程，一直到2022年3月《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的英文原书出版，我第一时间拿到了图书。随后，湛庐联系我，让我推荐本书的译者，我思考良久，自告奋勇。翻译从来不是我的兴趣，更不是我的强项，尽管大学期间，我作为文学青年也曾经自己尝试着翻译完了《远离尘嚣》（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和《无名的裘德》（ Jude the obscure ）两本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但仅仅作为自己学习英语的练习。这一次不同，因为这本书与马尔科夫和布兰德联系紧密，我对这两位怀有特别兴趣，又跟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一股强烈的冲动油然而生，驱使我投身于这场体力与脑力的双重挑战。经历了漫长的翻译和校对历程，本书中文版终于在2024年出版，此时距离那天和马尔科夫讨论本书，已过去了7年。作为和马尔科夫一样都以“码字”为志业，从事同一“工种”的我，深知写书和出版在互联网时代依然依赖于没有任何进步的“手工作坊”。
我第一次与马尔科夫深谈是2016年4月12日的下午。当时，他将见面地点约在《纽约时报》旧金山办公室。虽然他服务《纽约时报》28年后已经正式退休，但是《纽约时报》依然保留着他的工位。他依然保持写作强度，尤其是保持着关注前沿科技的敏锐度。当时他开始热衷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他期望自己在即将开启的智能时代还能和过去一样，成为最具有前瞻性的“信使”之一。2015年11月，他的新书《人工智能简史》（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
在中国出版，这是他诸多图书中在中国的第一本畅销书，被国内媒体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预言家”。当然，马尔科夫向来冷静，观点也比较谨慎，他说60年来，人工智能隔一段时间就要火热一阵。最近5年，技术上的确开始有了显著进展。但是，这个领域依然崭新，远远无法看出谁将是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他也坦言，自己不敢预测Meta公司的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究竟能否大为成功。
2022年11月6日至7日，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学术年会在乌镇召开。这不仅仅是中国首次组织类似的会议，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开创性。马尔科夫是我心目中的关键嘉宾之一。当然，因为当时全球笼罩在疫情之下，所以马尔科夫通过视频做了主题发言。为什么硅谷会在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旧金山半岛？为什么计算机技术会在1965—1975年这10年间诞生于这里？马尔科夫在演讲中系统梳理了硅谷早期的历史和影响，深度剖析了斯图尔特·布兰德思想的来源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这也算是他为本书做的第一个较为全面的引介。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对互联网和高科技越来越“熟视无睹”，尤其对硅谷和美国失去了曾经的崇拜，这两者已不再神秘或者高不可攀。比起刚刚出现高科技的20世纪90年代，今天的中国，既有几乎与硅谷同步的各种新技术和新应用，也不断涌现足以与硅谷神话媲美的各种创业故事和暴富神话，还有了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可以与硅谷一线企业平起平坐的超级平台，甚至中国有了类似短视频、微信和网络支付等走在硅谷前面、具有全球引领性的更多应用。也就是说，构建硅谷神话的各种要素，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
当然，在诸多关键要素中，有一种要素依然是缺失的，那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这样的“物种”。中国人对于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开发与应用，尤其是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新颖的营销模式，让用户上瘾，这种令人财源滚滚的天赋已经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势。但是， 繁荣和喧嚣的背后，有一种缺失是始终难以忽略和弥补的，那就是与数字技术如影相随的数字文化和数字文明。 无论是开放、共享、自由的互联网精神和黑客文化，还是面向数字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落地和扎根。而这种新文化浪潮的掀起和流行，如果缺乏标志性的旗手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失布兰德这样的“物种”，无形中越来越成为我们发展和崛起的最大制约。
从这个角度看，布兰德对于硅谷乃至美国高科技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新技术始终是前赴后继不断涌现的，企业家也始终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即便如比尔·盖茨、格罗夫等个人计算机时代难以企及的英雄，今天也被亚马逊的贝佐斯、特斯拉的马斯克等从财富和影响力上不断超越。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基本规律。而相比之下，布兰德这样的人似乎是非常独特的，难以被简单超越。
布兰德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信息时代开端的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人文和科技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互联互通”，从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时代精神的真正“核爆”。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将布兰德追随的麦克卢汉和富勒喻为“科技的游吟诗人，也是狂热的科技传道者”，事实上，布兰德比起他们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走向大众之前，布兰德于1968年创办的《全球概览》是最早将科技视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升人类创造能力的革命性工具的媒体，是当时唯一横跨科技与宗教、神秘主义、公社社会理论的刊物。而将科技与人文结合正是乔布斯成功的秘密，也是苹果公司秉承的核心理念。
布兰德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大概就是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于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做毕业典礼演讲时引用的布兰德名言——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这句话出自1974年《全球概览》最终篇，是封底的告别辞。乔布斯分享道：
我年轻时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概览》，它被我们那一代人奉为“圣经”。刊物的创办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他就是在离这里不远的门洛帕克镇，凭一己才华塑造了这本刊物。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和桌面系统还没出现，排版印刷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它就像纸质版的谷歌，却又比谷歌早问世了35年，充满了理想主义，介绍了大量实用的工具和非凡的构想……
在每一期《全球概览》的封面上，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副标题“获取工具”。布兰德自己说：“在人们呼吁草根政治的时候，《全球概览》回避政治，推动‘草根’直接权力的发展——工具和技能。”《全球概览》中出现的关于各种书籍、工具和产品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读者写的，堪称互联网史前的“博客”空间。 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播方式，布兰德成为计算机革命的“旗手”，也成为互联网革命的“催化剂”。
当然，作为网络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旗帜性人物，布兰德的兴趣过于广泛，他游历、穿梭于不同领域，基本上属于打一枪换一炮。“孤独的探索者”始终是他的命运。如今，熟悉和了解布兰德的人只构成了一个小圈子。互联网已经主导全球，但是他不可能成为任何形式的“网红”。虽然他在1985年创办的WELL是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在线社区之一，但到了今天，他甚至没有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的账号，即便有账号应该也不可能有多热闹。2012年12月14日，这天是布兰德的74岁生日，他在冷清清的社交网站谷歌+上分享了一段视频，结果只获得了4次转发。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掀起互联网全球浪潮之后，布兰德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这也是思想先驱们固有的命运。
当然，布兰德在硅谷的影响力却是无所不在的，尤其是在乔布斯、贝佐斯等科技巨擘的心目中。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时代精神的力量。马尔科夫的这本传记，展现了他一流科技记者的本色，挖掘与复原了大量历史关键事件的细节，也注入了个人对于数字革命历程的见解和洞察。
我个人对布兰德保持一种特别的尊敬，当然，也不像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数字乌托邦》（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那样神化，认为正是布兰德们将反主流文化的基因适时地植入了那些改变世界的数字技术和产品之中，从而将他们定义为数字革命真正的主角。近30年的互联网研究历程，尤其是17年来，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访谈了500多人之后，我对这场革命的全貌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有了全新的看法，尤其契合了我有10年工科学习经历的人文社科学者的特性。诸多当事人讲述的原始素材和历史深处的真实，越发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的发生可能并没有那么浪漫和神奇。因为这一切首先是技术革命，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埋头努力的结果。
而在“奥卡姆剃刀”
式纯粹的工程思维下，这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本身可能就是真正的哲学家，就是秉承科学精神又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载体。他们往往自带数字革命的文化基因，为技术赋予时代精神的灵魂。当然，等到这场革命深入社会，融入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在文化层面上彰显出全新的可能性时，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基本进入被人遗忘的角落，商业和文化等当今社会的强势力量开始占据舞台的中央。曾经缔造历史的各种“之父”和先驱们，命运并没有比布兰德更加光彩照人。
显然，没有布兰德，硅谷依然会如期崛起，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会如期诞生，黑客和网络文化也会如期而至。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布兰德，这一场革命的面貌可能都会很不一样。就像中国互联网30年，至今依然在未来学和成功学思想的牵引之下，商业和功利主义依然是主导性力量，更多多维度、深刻性、原创性的数字文化，依然是我们最为稀缺的东西。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越成功，布兰德这样新思想和新文化先驱的缺失使得我们内心越显得空空荡荡，进而越发迫切地呼唤“中国的斯图尔特·布兰德”早日出现！尤其是在中国互联网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仅有产品和商业是不够的。
总之，希望更多的人阅读本书，更多的人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布兰德。我也期望自己有机会能早日去拜访他，在那艘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他和妻子栖身的改装过的拖船上，听他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