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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工
未尽研究创办人
数字技术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基础，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每一个世代都原生于新的技术。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创业者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比如，美国“科技七雄”
全部从初创企业成长起来。个人可以用技术改变世界，科技创新成为一种大众可以参与的活动，伴随而来的还有创业的民主化，这让技术以快于以往的速度向全世界扩散。
信息技术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孕育，并且随着大国冷战展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半导体和网络技术，都在五角大楼等美国政府部门和IBM这样的大企业里集中使用。
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开始真正走向大规模应用，进入消费市场，从技术革命演变成一场产业革命，目前比较公认的标志是1971年第一个微处理器问世。同年，美国电子和半导体记者唐·赫夫勒（Don Hoefler）写了一组专题文章《美国硅谷》（ Silicon Valley USA ）。从此，硅谷这个名字流行开来，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扮演着技术革命策源地和实验室的角色。
1972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KPCB与红杉资本作为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公司在沙丘路建立，直到1975年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立，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横空出世，在当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之后硅谷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硅谷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科技、初创公司和风险投资书写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除了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掀起的两次技术浪潮，背后还有一股力量在推动，即社会和文化的力量。
如果从1971年回望，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数字文明中所有重要的思想都已经产生，而这些思想借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势头，在美国迅速传播。那些离开大城市、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开始寻找可以赋能自身、改变世界的工具，而其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个人计算机。
改变了世界，同样也改变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本书的主人公斯图尔特·布兰德直言不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士。”
布兰德最重要的一个标签，似乎是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给他贴上的。乔布斯在演讲中宣称，布兰德创办的《全球概览》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是印刷品时代的谷歌。
实际上，年轻的乔布斯是布兰德的追随者，像成千上万名嬉皮士一样，他在乡间公社营地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全球概览》。他在演讲中提到布兰德，也是想得到有布兰德亲笔签名的《全球概览》最后一期，那本杂志的封底写着：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全球概览》在1968—1971年连续出版，它的后续出版物《协同进化季刊》《全球软件概览》《全球结语》（ Whole Earth Epilog ）等的出版发行、在线社区WELL的问世，以及全球商业网络的诞生，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都扮演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革命先知的角色。这些林林总总的事件激发的科技乌托邦理想，催生了美国的新经济，也为美国互联网泡沫注入了强大的情绪动力。
布兰德自称是美国“沉默一代”的一员，是读着能把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与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结合起来的杰克·凯鲁亚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的小说长大的。
“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长期处于大国冷战的核恐怖之下，目睹国家成为巨大的战争机器。他们在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期”里长大，却发现在一个由技术和工业理性所决定的世界里，他们不可避免地正在步入一个巨大的等级系统。他们生活在一个追求物质主义的世界里，生态危机开始警醒人类。当想表达自己时，他们却受到了现存体制的压抑。“沉默一代”不想再沉默，“婴儿潮一代”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
所以，属于“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文化只能以反主流的形式出现，从边缘开始生长。“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都来自社会底层，成长于主流文化之外，居无定所和四处漂泊成为他们常见的生存状态。他们通过小说、诗歌、艺术和新的媒体技术闯入了主流文化的殿堂，最底层的人物通过反叛变成了新的文化精英，尽管他们仍然遭到了主流文化的攻击。
年轻时期的布兰德混迹于纽约和旧金山，这里汇集着“垮掉的一代”、反主流文化者、嬉皮士、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波希米亚式群体，像是一处在一个巨大的主流文化和建制体系中的“法外之地”。在纽约的艺术家组织USCO中，布兰德为他们拍摄和制作多媒体艺术作品。这群艺术家沉浸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著作中，相信媒体技术不仅是人体的延伸，而且能把这个世界连接成一个“地球村”。
反主流文化者想要把自己从主流文化和建制体系中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告别城市，走向乡村和原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过上了公社里的集体生活。而在精神上，他们寻求建立和扩展新的意识。为了向嬉皮士们提供服务，布兰德创办了《全球概览》，帮助公社中的嬉皮士们“获取工具”，其中就有维纳的著作和惠普的计算机。
在嬉皮士们看来，药物和计算机都是工具，用来增强人类的意识能力，而扩大体验空间的技术都是意识的转换器。1971年，微处理器出现之后，布兰德提出，计算机是一种新的“药物”，是一种全新的、能扩展意识和开放社会的微型技术。也正是这一年，布兰德首次提出了“个人计算机”一词。
在维纳《控制论》（ Cybernetics ）的影响下，科技界把人类的认知理解为信息处理，整个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运作方式。这种计算隐喻和科学哲学，特别是人与机器共同创造的新领域，日益通过科幻作品和科普活动渗透进主流文化中。嬉皮士们发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赛博空间，这也是科技精英和嬉皮士们共同向往的世界。
反主流文化出现了新左派和新公社主义的分野。新左派走向了政治，走向了街头抗议、民权运动或者环保运动，融入了进步主义，而新公社主义走向了科技。布兰德创办的媒体、组织的活动以及运营的社区，汇集了新公社主义者和美国主流科技机构里的技术专家。一场反主流文化在社会运动中所产生的能量，在硅谷转向了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布兰德无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本书作者马尔科夫认为，“硅谷”这个名字和《全球概览》诞生于同一历史时刻绝非偶然。如果说硅谷后来“一直吸引着塑造世界历史的各种力量汇集于此”，那么布兰德正是这种汇集力量的真正开拓者和创造者。
布兰德是一位真正的超级个体。他没有任何人生的设计，追随自己多变的兴趣和不羁的好奇心，却总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当时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一批人，正在离开各类传统机构，主动出击，去创造全新的天地。”一位年轻人遇到如此时代，凭着直觉投身其中，其实是最好的人生。
他放任思维漫游，也积极行动，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他的影子：现在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的恩格尔巴特主题演讲，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研发出改变世界的计算机算法，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研发的第一台现代个人计算机，举办黑客大会推动开源软件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数字世界的探索成果，以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在线社区WELL等。布兰德提出的“信息渴望自由”，对开源软件运动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免费服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不但预见了未来，还创造了未来。与布兰德同时代的人们发出惊叹：“他总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时刻出现。”
布兰德是科技媒体的先驱，《全球概览》启蒙了硅谷：为大众文化提供了计算机和网络空间的隐喻；把数字技术思想、实验室中的人机交互技术转换为大众文化表达；首次把微型计算机称为个人计算机，让人与计算机之间建立了情感连接；将互联网世界称为虚拟世界，将“赛博空间”称为电子前沿，等等。
布兰德对这个世界直觉性的思考，许多时候表现为他提出的问题。例如，他曾发问：“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张整个地球的照片？”布兰德以一己之力发起了一场游说。最终，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了照片，该照片也成为第一期《全球概览》的封面。人类第一次看清了“地球母亲”的全部容颜，这张照片也改变了世界。它不仅激发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产生了世界地球日、世界公民等表达，推动了人类文明走向星际的探索，也让人们思考自己在这个孤独渺小的星球上的意义。
相对于硅谷的硬科技，布兰德代表了硅谷崛起背后的软实力。一部关于布兰德的纪录片中称他是“赛博文化的达·芬奇”。 从艺术到技术，从代码到密码，从硅基到碳基，布兰德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创造答案。“我们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才能让问题本身不断地去提出有用的新问题。”布兰德视学习为一种能够掌握任何知识的能力，“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这帮助他对前沿领域敏锐地产生直觉，并能跨学科地组织社区和论坛，集成了赛博文化。
1996年，正当互联网取得全面胜利，反主流文化的技术乌托邦正在实现时，布兰德又做了一件“反主流”的事情，他和并行机缔造者丹尼·希利斯共同创办了恒今基金会。一反技术所追求的“更快且更廉价”的思维，他们想在整个人类文明长度的时间线上，去求索和创造那些“更慢且更好”的事物。布兰德要用基因技术复活地球上消失的物种，用万年钟去提醒人类文明的脆弱性和它的寿命。
《全球概览》所倡导的“获取工具”，今天已经实现。人类在获取工具的同时，工具也在“获取”人类。数字世界已经重新集中化了，布兰德开始受到批评，似乎他当初所倡导的解放个体的技术乌托邦，最终演变成了反噬个人的反乌托邦。赛博空间出现了新的垄断者和集权者。而新一代的去中心化提倡者又开始从布兰德那里寻求指点：加密货币社区要从反主流文化中获得合理性，区域链要成为新的工具。
布兰德人生之路的轨迹正是当代数字文明兴起的“轴心时代”的缩影。硅谷盛产富豪，也不乏巨头，布兰德则是硅谷工具中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