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斯托拉罗夫和哈曼的研究对象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位教授享有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称号，其中一位是斯皮格尔伯格，另一位是哈里·拉思本（Harry Rathbun），后者教授的商业法课程非常强调个人道德和价值观。和斯皮格尔伯格一样，拉思本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课堂上常常座无虚席。布兰德的哥哥迈克和迈克尔·墨菲后来共同创立了位于大瑟尔的静修中心和研究机构，即伊萨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他们都曾听过这两位教授的课，并且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在大四的冬季学期，轮到布兰德去听拉思本教授的课了。为了充分做好修读课程的准备，布兰德参加了在圣克鲁斯山举行的为期两周的静修会，内容是关于拉思本特别关注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1935年，拉思本和妻子埃米莉亚在加拿大参加了亨利·B.沙曼（Henry B. Sharman）发起的旷野静修会，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曼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富有的加拿大神学家，主要研究与耶稣教义相关的历史档案。回到帕洛阿尔托后，拉思本夫妇开始在家里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举办沙曼式的学习小组。慢慢地，这个学习小组规模逐渐扩大，课程内容包括集中静修。静修的位置在距离斯坦福大学校园西南约32千米的山区里，靠近当时气氛沉闷的海滩小镇圣克鲁斯。

拉思本夫妇曾是帕洛阿尔托教友会的成员，现在打算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不仅要借鉴耶稣和沙曼的教义，还要借鉴贵格会 的价值观 ^[2] ，这些宗教中的活动被称为红杉研讨会（Sequoia Seminars）。在20世纪70年代，又衍生出了一系列团体，包括创意倡议基金（Creative Initiative Foundation）、“超越战争”（Beyond War）和“女性以儿童之名创建地球”（Women Building the Earth for the Children’s Sake）等组织。在硅谷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主要是上层中产阶级。在通常情况下，加入组织的人会卖掉房子和其他个人财产，并将他们的一生都献给这些新时代团体。

受红杉研讨会影响最深的是迈伦·斯托拉罗夫（Myron Stolaroff），他是中半岛的早期科技公司之一Ampex的一名高管。1954年，斯托拉罗夫饶有兴致地参加了研讨会，并在那里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神秘主义体验。

也正是在红杉研讨会上，斯托拉罗夫和斯坦福大学校友、电气工程师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第一次见到了杰拉尔德·赫德（Gerald Heard）。赫德是一位英裔爱尔兰作家和学者，在剑桥和牛津开启学术生涯，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与赫胥黎同时移民到美国洛杉矶。

到了加州之后，赫德成为印度教信徒，并继续撰写各种书籍，内容涵盖了从宗教散文到以不明飞行物为主题的科幻小说等各个领域。他同时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作为拉思本的密友，受其影响，赫德又将东方思想灌输给赫胥黎。赫德在红杉研讨会的一次静修会上领导了一个讨论小组。当时还是Ampex公司仪器营销主管的斯托拉罗夫到洛杉矶出差时，经常去赫德位于帕利塞兹的家中做客。

正是在1956年的一次碰面中，赫德热情地向斯托拉罗夫介绍了一种新药，这让年轻的工程师感到十分震惊。斯托拉罗夫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需要药物来协助获得更强烈的精神启示。赫德对这种药物很感兴趣，他告诉斯托拉罗夫，一个不同凡响的大人物偶尔会从加拿大来美国，给他和赫胥黎服用这种药物。

这个人就是阿尔·哈伯德（Al Hubbard）。哈伯德身材矮小结实，持有两本护照，并且曾经和执法机构与情报机构保持着隐秘关系。毫无疑问，哈伯德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最具好奇心的社会活跃人士之一。他完全相信药物能够辅助获得启蒙的力量，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这种药物在西海岸的“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 ，热切地将这种药物传播到斯坦福大学周围技术专家聚集的小社区内，进而搅起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技术力量旋涡。这些势力在未来10年内逐渐发展成规模。

到1961年，斯托拉罗夫和哈曼在门洛帕克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创造力和药物之间的关系。年轻的布兰德就在他们首批研究对象之列。

布兰德早期对自由主义的短暂兴头，以及他对东方思想和神秘主义的兴趣，与他对人类生态学日益增长的关切发生了冲突。 但他有一种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人类对物种和地球负有道德责任，这一主线贯穿了布兰德余生的所有思想和行动。 此刻，他和20多位红杉研讨会参与者坐在红杉林中的会议厅地板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圣克鲁斯山脉。布兰德提出，人类已经进化到当下的程度是由于人类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可以为物种做出贡献并施加影响。他说，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生存问题已经是所有物种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们不断面临着选择，”布兰德告诉小组中的其他人，“然而，我们从未完全了解过各类不同方案的内容。我们依据部分知识做出选择，所以这些选择经常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情有可原，当然也有教育意义。唯一的恶是不做任何选择，而这是我们要担起的责任。”他最后引用了《小王子》中的内容，书中的狐狸说：“你要对你驯服的一切永远负责。”

研讨会结束后，就在大四生活开始的那天，布兰德写信给父母说他已经改变了：

我知道这种经历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它确实是真切的，因为我的行动和思想都发生了改变。在研讨会上，有人会从自我中抽离出来，思考如何面对和自我的关系，有些人把旧的自我改造成新的自我，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充分的发掘，在某些地方有所改变，并发现了很多种可能性，还有令人兴奋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式，也许它们都算同一件事。我很确信的是（参加研讨会的）这笔钱花得很值。

在那之后一个月，布兰德仍在思考人类、自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人性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怎样的自由，也就是选择走哪条路。“进化论是最后的经验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物种如果不断地工作，就会生存下去；如果不工作，就会灭亡。” d7k0IDkVNiewYXFf4SukQXW7htRAWQEopqZT8mYOpHgy0v3nARSFUe/RZv8Jmq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