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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天，布兰德作为国际交流项目计划的参与者，登上了“阿罗萨库尔姆”号，这是一艘一年前在废品厂改装的军用运输船，前往欧洲瑞士洛桑。此项目将学生送到国外与当地家庭共同生活，充分融入外国文化。在航程的大部分时间里，布兰德都因晕船感到十分难受。他写信回家，询问回家的时候能不能坐飞机，还说飞机票和船票价格差不多。
布兰德所在的交换生团队一行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港口，他们先到巴黎观光，第二天乘火车前往洛桑。
他把大半个夏天的时间都花在了修读语言课和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上。瑞士乡村经常会进行自行车旅行和登山探险活动，当地人也从和美国学生的交流中学会了新运动：布兰德带来了他的飞盘，教瑞士人怎么玩。
布兰德与参加该项目的其他人来往很密切，但就像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约会一样，这种关系是简单又理性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958年8月，布兰德与另一名交换生返回巴黎，去了皮加勒的红灯区，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没什么好夸耀的，一点浪漫的感觉都没有。”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后来，布兰德认为这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
回到学校后，布兰德继续在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志愿者，这让他结识了一名参加留学生活动的新人——高挑的金发女郎琼·斯夸尔斯（Joan Squires）。斯夸尔斯的年纪比布兰德小一些，但更成熟世故。她的父亲是一名驻印度的美国企业高管。在刚进入斯坦福大学时，斯夸尔斯因为突然被推入一个基本上没有知识分子的上层中产阶级环境而感到手足无措，所以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年就拼命想转学到拉德克利夫学院。由于找不到一个超越啤酒和足球狂热的知识分子团体，斯夸尔斯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外国学生圈，在此过程中和布兰德相遇了。
没人能想到他们俩竟会成为情侣。布兰德性格比较拘谨，身上仍然有童子军气质。与此同时，他又对一切都十分好奇，显然想摆脱身上来自中西部的刻板印象，不希望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乡绅。在布兰德眼中，斯夸尔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环球旅行者，会直视着他的眼睛，同时人又“好得可怕”。斯夸尔斯比他低两个年级，她的西方文明课教授彼得·金（Peter King）和教授妻子福克斯带她领略了北滩的文化氛围。斯夸尔斯已经去过城市之光书店、共存百吉饼店、“饥饿的我”俱乐部，结识了“垮掉的一代”诗人和像瓦尔达这样的艺术家。当布兰德第一次和她一起探索北滩时，斯夸尔斯担心她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过于呆板的人，一个时髦世界中的童子军领袖。但他正在迅速进化，完全可以融入其中，且如鱼得水。
然而在布兰德更深入地享受北滩气氛之前，他必须完成学业，还要服完兵役。尽管哥哥迈克和姐夫都在陆军服役，但布兰德觉得海军陆战队听起来更加强悍威武。海军陆战队要求服役3年，所以布兰德决定在大学毕业后参军。
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夏令营在西雅图开营。布兰德计划与同样打算参军的朋友杰夫·费迪曼（Jeff Fadiman）一起参加。杰夫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早期电视名人克利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
的侄子，比布兰德大两岁，两人是亲密的朋友和酒友。杰夫是一位传奇人物，曾在国外待过几年。与布兰德不同的是，他觉得自己是左派，并想成为一名作家。
在去西雅图和杰夫会合之前，布兰德先回家看望父母，遇到了当时在哈佛大学读医学预科的约翰·埃德森。一天晚上，他们在埃德森家车库附近找了个地方坐下，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问题。两人都认为在人口爆炸和洲际弹道导弹等先进武器的发展的推动下，人类历史将要走到尽头。他们猜测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卷土重来，一致认为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灾难。
布兰德根据自己一直在研究的进化生物学的观点，说他认为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 第一，人类将发现自己处于“进化的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以集体智慧行动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最终也会自我毁灭。
· 第二，世界将会彻底发生崩溃，一个沦为“后智人”的物种将利用智力来削减马尔萨斯主义。
· 第三，人类将在技术或书籍的基础上快速进化，以抵抗即将到来的危机。
埃德森认为第三条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个物种将迎来无法避免的灭绝结局。起初，布兰德勉强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毁灭既不可避免又迫在眉睫，“就像天气一样，我们对它无能为力”。
不过很快他就动摇了。如果说绝对没有出路，这也是说不通的。还是拿天气来类比的话，布兰德说：“如果暴风雨必然来临的话，我们就走进去。”
“但是人们在被淋湿或感到紧要关头要来临之前是不会行动的，所以那只会是一片混乱。”埃德森说道。
这场对话让布兰德越发想弄清楚个人的责任到底在人类文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另一种选择可能是直接挖个洞，然后跑到树林里躲起来，但显然这个方式并不能解决布兰德的困惑。这种逃避的想法不正是造成一切毁坏的原因吗？布兰德相信个人独立和个人决策应该是最先考虑的问题，但他当时只能用胡搅蛮缠的方法去反驳朋友：“去你的，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但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人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两个年轻人达成共识的是，有一批人像信使一样拥有关于人类境遇的重要而独特的知识，并且有责任警示整个世界。第二天，布兰德写道：“假设说，只是假设，我把这一切都写在一本书中。如果写得好，那这本书将被全世界知晓。人们会恨我，这样我就算是毁了自己了。那它到底能不能拯救世界？还是说只能延长我们的痛苦而已？”他继续写道：“判断和决定，这都是上帝要做的事。我和埃德森算什么，还能决定整个星球的命运？”
这是布兰德第一次在他的人生中表达对行动主义的呼吁，他所接受的生物学教育与个人浪漫主义彼此冲突。布兰德一直在阅读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包括《基督的最后诱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和《希腊人左巴》（ Zorba the Greek ），其中充满了关于信仰和救赎的神秘浪漫观念。他现在想知道世界是否已经为新宗教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这种宗教观念中，人类能够发挥终极的存在主义功能，直接帮助上帝拯救诸多物种。10年后，布兰德创立《全球概览》的前提就是“我们就像神一样，具备神的力量”。
第二天晚上，布兰德去看了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的电影《猪排山》（ Pork Chop Hill ），电影讲述了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军事目标而进行的激烈战斗的故事。剧中人物为夺取这座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美军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仍决定持续增兵进攻。
回到家后，他草拟了一些关于写书的想法，并将这本书命名为《最后一代》（ The Last Generation ）。
“我想根据之前所说的感受和想法采取行动，”布兰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挖一个洞（逃避现实），或许确实也可以这么做。”
他继续补充说：“我不相信这本书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然后他又划掉了最后这句话。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位教授享有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称号，其中一位是斯皮格尔伯格，另一位是哈里·拉思本（Harry Rathbun），后者教授的商业法课程非常强调个人道德和价值观。和斯皮格尔伯格一样，拉思本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课堂上常常座无虚席。布兰德的哥哥迈克和迈克尔·墨菲后来共同创立了位于大瑟尔的静修中心和研究机构，即伊萨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他们都曾听过这两位教授的课，并且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在大四的冬季学期，轮到布兰德去听拉思本教授的课了。为了充分做好修读课程的准备，布兰德参加了在圣克鲁斯山举行的为期两周的静修会，内容是关于拉思本特别关注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1935年，拉思本和妻子埃米莉亚在加拿大参加了亨利·B.沙曼（Henry B. Sharman）发起的旷野静修会，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曼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富有的加拿大神学家，主要研究与耶稣教义相关的历史档案。回到帕洛阿尔托后，拉思本夫妇开始在家里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举办沙曼式的学习小组。慢慢地，这个学习小组规模逐渐扩大，课程内容包括集中静修。静修的位置在距离斯坦福大学校园西南约32千米的山区里，靠近当时气氛沉闷的海滩小镇圣克鲁斯。
拉思本夫妇曾是帕洛阿尔托教友会的成员，现在打算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不仅要借鉴耶稣和沙曼的教义，还要借鉴贵格会
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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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宗教中的活动被称为红杉研讨会（Sequoia Seminars）。在20世纪70年代，又衍生出了一系列团体，包括创意倡议基金（Creative Initiative Foundation）、“超越战争”（Beyond War）和“女性以儿童之名创建地球”（Women Building the Earth for the Children’s Sake）等组织。在硅谷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其中主要是上层中产阶级。在通常情况下，加入组织的人会卖掉房子和其他个人财产，并将他们的一生都献给这些新时代团体。
受红杉研讨会影响最深的是迈伦·斯托拉罗夫（Myron Stolaroff），他是中半岛的早期科技公司之一Ampex的一名高管。1954年，斯托拉罗夫饶有兴致地参加了研讨会，并在那里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神秘主义体验。
也正是在红杉研讨会上，斯托拉罗夫和斯坦福大学校友、电气工程师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第一次见到了杰拉尔德·赫德（Gerald Heard）。赫德是一位英裔爱尔兰作家和学者，在剑桥和牛津开启学术生涯，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与赫胥黎同时移民到美国洛杉矶。
到了加州之后，赫德成为印度教信徒，并继续撰写各种书籍，内容涵盖了从宗教散文到以不明飞行物为主题的科幻小说等各个领域。他同时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作为拉思本的密友，受其影响，赫德又将东方思想灌输给赫胥黎。赫德在红杉研讨会的一次静修会上领导了一个讨论小组。当时还是Ampex公司仪器营销主管的斯托拉罗夫到洛杉矶出差时，经常去赫德位于帕利塞兹的家中做客。
正是在1956年的一次碰面中，赫德热情地向斯托拉罗夫介绍了一种新药，这让年轻的工程师感到十分震惊。斯托拉罗夫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需要药物来协助获得更强烈的精神启示。赫德对这种药物很感兴趣，他告诉斯托拉罗夫，一个不同凡响的大人物偶尔会从加拿大来美国，给他和赫胥黎服用这种药物。
这个人就是阿尔·哈伯德（Al Hubbard）。哈伯德身材矮小结实，持有两本护照，并且曾经和执法机构与情报机构保持着隐秘关系。毫无疑问，哈伯德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最具好奇心的社会活跃人士之一。他完全相信药物能够辅助获得启蒙的力量，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这种药物在西海岸的“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
，热切地将这种药物传播到斯坦福大学周围技术专家聚集的小社区内，进而搅起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技术力量旋涡。这些势力在未来10年内逐渐发展成规模。
到1961年，斯托拉罗夫和哈曼在门洛帕克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创造力和药物之间的关系。年轻的布兰德就在他们首批研究对象之列。
布兰德早期对自由主义的短暂兴头，以及他对东方思想和神秘主义的兴趣，与他对人类生态学日益增长的关切发生了冲突。 但他有一种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人类对物种和地球负有道德责任，这一主线贯穿了布兰德余生的所有思想和行动。 此刻，他和20多位红杉研讨会参与者坐在红杉林中的会议厅地板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圣克鲁斯山脉。布兰德提出，人类已经进化到当下的程度是由于人类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可以为物种做出贡献并施加影响。他说，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生存问题已经是所有物种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们不断面临着选择，”布兰德告诉小组中的其他人，“然而，我们从未完全了解过各类不同方案的内容。我们依据部分知识做出选择，所以这些选择经常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情有可原，当然也有教育意义。唯一的恶是不做任何选择，而这是我们要担起的责任。”他最后引用了《小王子》中的内容，书中的狐狸说：“你要对你驯服的一切永远负责。”
研讨会结束后，就在大四生活开始的那天，布兰德写信给父母说他已经改变了：
我知道这种经历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它确实是真切的，因为我的行动和思想都发生了改变。在研讨会上，有人会从自我中抽离出来，思考如何面对和自我的关系，有些人把旧的自我改造成新的自我，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充分的发掘，在某些地方有所改变，并发现了很多种可能性，还有令人兴奋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式，也许它们都算同一件事。我很确信的是（参加研讨会的）这笔钱花得很值。
在那之后一个月，布兰德仍在思考人类、自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人性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怎样的自由，也就是选择走哪条路。“进化论是最后的经验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物种如果不断地工作，就会生存下去；如果不工作，就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