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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德语录
当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时，就回头重新开始。避免让自己变得专业化。培养在任何情况下都通用的基本技能。
——摘自1971年12月《全球概览》的《放松》（ Stay Loose ）一文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就像神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承担起神的责任，而且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很简单。
——摘自1970年世界地球日在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演讲
如果我们试图教婴儿说话，他们是学不会的。我怀疑对于生态学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主动学习它，它也正在被学习。如果你试图把它教给人们，结果只会让人们厌恶它。
——摘自1970年4月14日致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信
除非我们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否则我们不会成功。
——20世纪70年代初对朋友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经常使用的一句评论
当你设计一个工具时，最好的做法是制作出一个原型，然后把它交给当地的演化机制，说：“来，试试这个。”
——摘自1971年6月23日日记
长头发的嬉皮士有着自以为是的派头，但缺乏切合实际的实质内涵。成瘾类药物是不够的，它燃起人的希望，又在一种虚妄的孤独感中让这希望破灭。
——摘自1971年7月16日日记
1956年9月的一个深夜，布兰德来到了旧金山湾区。他本来早已习惯了在西海岸开阔的道路上行驶，却突然发现这里没有适合停车的地方。最后，布兰德把车停在校园停车场里，爬到车后座上睡觉，就这样度过了大学生活的第一个晚上。
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读完两年预科后的那个夏天，布兰德回到罗克福德的家中打包行装。继上次公路旅行之后，他再次把车里装满了东西，计划一路向西。但和去年不同的是，布兰德这一次开的是自己的车，这是他去年收到的圣诞节礼物。
布兰德初到斯坦福大学时，有些不太适应，也不太会跳舞，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对待事情有点儿较真，也太过健谈。
年轻的布兰德对大学生活充满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大学里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为此，他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在20世纪50年代，人人都随波逐流的氛围里，布兰德始终坚持为自己的未来计划方向。
在阅读了斯坦贝克撰写的关于海洋生物学家里基茨的文章后，布兰德对自然界的关注和热爱逐渐加深。原本他去新罕布什尔州是打算学习生物学的，但后来柯温又唤起了他对写作的兴趣，所以布兰德在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初，便开始考虑成为一名记者。
布兰德在开启斯坦福大学的生活时，受到了哥哥迈克的朋友迪克·雷蒙德（Dick Raymond）与安·迈尔斯特勒普（Ann Meilstrup）夫妇的照顾和影响。迈克在军队服役结束后，进入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泰克电子公司工作，认识了当时的企业家雷蒙德。雷蒙德的妻子迈尔斯特勒普则是迈克的妻子盖尔儿时相识的老友。当布兰德抵达斯坦福大学时，雷蒙德一家住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的中半岛郊区。雷蒙德本人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智库，即斯坦福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工作。斯坦福研究所曾主要为军事决策提供智库服务，后来也试图拓展民用咨询业务，于是聘请了像雷蒙德这样的人才来开发新版块。
雷蒙德曾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读书，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他是一名经济顾问，主要研究领域是土地利用、娱乐经济与社区发展。此外，雷蒙德也具备非常广阔的社会视野和积极的创业精神。他是一名慢跑爱好者，通常每周累计跑量超过160千米。为了延长跑鞋的使用寿命，他发明了一种鞋胶，并在1973年创办了一家相应的销售公司。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期间，雷蒙德的客户和业务范围广布政治和商业领域，其中包括门洛帕克市政府和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项目。他向博览会主办方提出，包括著名的西雅图太空针塔在内的所有博览会建筑物应该被永久保留。
雷蒙德夫妇后来搬到了波托拉谷一个叫拉德拉的地方，当时这里是斯坦福大学西边山丘上一个具有鲜明波希米亚色彩的乡村社区。而几十年后，随着硅谷的蓬勃发展，波托拉谷变成了硅谷技术人才和风险投资人聚集的度假胜地。
在迈克的安排下，雷蒙德夫妇在布兰德到达斯坦福大学的第二天早上与他碰面。他们开车带他去旧金山的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店买了几身衣服，随后还安排了城市观光。迈尔斯特勒普在布兰德身上感觉到一种顽皮的气质，这一点和她自己有点像。迈尔斯特勒普比布兰德大不了几岁，布兰德又经常来雷蒙德夫妇家里吃饭，于是她像姐姐一样照顾布兰德。
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还未成为像后来那般著名的国际精英大学，与世隔绝的校园与周围的城镇几乎没有交集。这与海湾对面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喧闹和热烈的氛围甚至有些出格了。根据斯坦福大学创始人制定的规范，该学校要求校园附近区域必须纯粹、干净，以至于那时候附近都没有卖酒的地方。
斯坦福大学后来成为创立硅谷的推进力量，其实在当时就有了很多征兆。布兰德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感知到这个地方未来成为传奇的关键所在。在宿舍楼里，学生们正在研究一种不一样的技术，起先是做出一种小工具，后来被一群业余爱好者完善，最后变成一种称为“蓝盒子”的简易电子装置，能让人拨打付费电话却不需要花钱。布兰德在学校里将晶体管与电话听筒连接，并将它接地连到电话亭的铰链上发出拨号音，然后操作者就可以拨打免费电话了。布兰德曾在业余无线电操作员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了基础电子学，他从当地一家叫作扎克的电子供应商店买到了一堆晶体管，免费分发给大家。布兰德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在13年后，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遇到了早期黑客“咯吱队长”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他教他们如何制作“蓝盒子”，随后在沃兹尼亚克于伯克利的宿舍里出售。
从一开始，布兰德在定期给家里写的信中就充满了乐观和夸张的表述：“今年的课程看起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哲学系最厉害的人”“古典专业里最活泼的家伙”“体验卓越”“真是个大好人”……他第一季度的课程包括法语、英语、西方文明、生物学和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当西方文明课的第一次作文考试内容分配下来时，布兰德发现他的同学们都觉得这种考试方式很吓人。“听到这些抱怨的时候，我突然对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充满感激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两年来，我一直定期参加涵盖很多领域且限制在50分钟以内的客观论文写作考试。因此，我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大学的考试时如鱼得水，而且我觉得自己考得相当不错。另外，我想知道，我还有什么别的方面比这里的其他人领先？”
但是仅仅过了3天，布兰德就意识到他之前盲目乐观了。他的第一篇作文只得到了“C”的成绩，这让他感到羞愧。“好一个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大人物！还自以为知道该如何学习、如何参加论文考试呢！”他在日记里自嘲。
进入大学以来，布兰德立志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的目标总是碰到很多干扰。他觉得问题还是在于自己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太沉闷了，他需要找到一种让思绪加速运转的方法。于是，布兰德开始计划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约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直到1970年后才男女同校，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大学里的规矩让约会变得相当尴尬。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女生的数量远远超过男生，所以学校对学生实施了所谓的父母代入式的管理方法，要求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女生们遵循宿舍的宵禁制度，晚上不允许外宿。于是布兰德的约会方式只能是开车去旧金山吃晚餐和看电影，或者到校园后面的红杉林里。有一次，他甚至弄来一台便携式唱机放在汽车后座上。
在布兰德年轻的时候，美国社会的普遍观念是，一个女孩读大学就是为了在学校结识自己的另一半，然后毕业就结婚。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很多大学男生来说，女生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才智以外的品质。布兰德的一位化学教授曾经解释说明了定性和定量方法之间的区别：“从定性来说，你可能会形容某个女孩身材匀称；从定量来看，那就应该是36:24:36
。”布兰德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第一学期结束时，在父母的鼓励下，布兰德加入了学校兄弟会
。迈克曾是“菲·德尔塔·希尔塔”兄弟会的成员，布兰德因为哥哥的缘故也想加入其中。但是在申请入会时，他觉得加入兄弟会的过程怪异而虚伪，而且可能比想象的还要更复杂。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没有真正了解自己，所以还没法在任何事情上给出很确定的承诺，”布兰德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正在改变，学会了很多事并且很享受整个过程，但未来的方向还是不太明晰。”最终，兄弟会的事不了了之。反正兄弟会对他是否加入并不在意，斯坦福大学的每个俱乐部也是如此。
布兰德倒是在一些局外人身上找到了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外国学生圈子里。从大一开始，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活动，接触到的同学拥有各种文化背景，眼界更为开阔，远不像斯坦福大学里典型的上层中产阶级新生那么具有乡土气。
在同学的记忆中，布兰德是一个高大、严肃且认真的年轻人，甚至可以说是“方方正正”的，头发总是剪得很短。他给人留下了正直又热情的印象，这一点也打动了瓦坦·格雷戈里安（Vartan Gregorian）。格雷戈里安是一个出生于伊朗的亚美尼亚人，他与布兰德都是22岁，并且同一年入校就读，两人都热衷于参加国际关系学院的活动。虽然他们并不算是好朋友，但格雷戈里安对布兰德在校园里的那种军人状态印象深刻。布兰德穿着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制服的场景对他来说十分难忘。格雷戈里安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来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纽约公共图书馆、布朗大学和卡内基公司的领导人。
国际关系学院为布兰德打开了一扇了解斯坦福大学架构的窗口，也让他更深入地接触到教职员工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对组织学生评价教师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学生教务长否决了。教务长告诉布兰德：“好吧，你有这种主动性是很好的事……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教员们自己就是判断谁是最好的教员的最佳人选。”于是布兰德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在多年后都对此感到后悔。
读书总是能为布兰德提供关于新方向和新领域的灵感。春季学期时，布兰德听过一场关于人口、食物和环境保护的西方文明讲座，大受震撼。讲座教授虽然认为整体形势黯淡，但依旧推测人类可能还有希望，在南美洲可能有足够的环境空间来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下课后，布兰德非要把教授留住继续交流，教授让他去读一读《我们被掠夺的星球》（ Our Plundered Planet ）。这本书由费尔菲尔德·奥斯本（Fairfield Osborn）写于1948年，是引发马尔萨斯主义复兴并影响了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几本书之一。埃利希在布兰德大四时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布兰德对技术发展和人类状况的态度变得更加乐观了，并在这节课中产生了莫大的热情。这一天结束时，布兰德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事情都深深激发了我的野心，比如南美洲、环境保护和生物学等。走出课堂时，我满眼都闪烁着星星。”
很快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另一件事发生在第二天。这两件事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让布兰德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踏上成为科学家的道路。当晚校园电影放映的是《我们的太阳先生》（
Our Mr. Sun
）。这部电影由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于前一年制作完成，是著名的“贝尔系统科学系列”
的第一部。这些电影将有趣的动画与科学家的权威演示相结合，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都还能吸引美国孩子在家收看。
“这很有教育意义，也令人兴奋，而且充满启发性，”布兰德后来回忆说，“也许我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我脑子里就是摆脱不掉那些星星！”
第二天，布兰德去听了《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讲座。赫胥黎认为生物学将在未来成为主导世界的学科。受此启发，布兰德决定要在科学这条路上走下去。赫胥黎也是《知觉之门》（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讲述了他将药物作为精神提升工具的经历。
到了1957年春天时，布兰德终于蜕变为一个真正的加州人。他躺在宿舍外的草地上，天旋地转的感觉持续了半分钟，虽然此时的加州正处于一个没有余震发生的平静期。说句题外话，在这一年发生的地震虽然只有5.3级，但还是造成了1人死亡、40人受伤的结果。
布兰德仰卧在晴朗的天空下，和朋友们聊着天。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他对一直以来都坚实、平稳的地面失去了那种天然的信任。平静的天空和突然开始震颤的大地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深深的触动，这让布兰德对这个所谓的“黄金联邦州”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