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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洛杉矶回国的日子早就定了。可是，不知怎的，临走前老是有一种幻觉，似乎那不是真的。直到波音777起飞那一刻，我才在心里对自己说：回家了。
大洛杉矶的满城灯火从机翼下快速消失，我想着这一年的酸甜苦辣，突然有一股莫名的伤感。我不知道这段经历能在多大程度上长进我的生命，或者，经过时间的淘洗，“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在的名词，失去我们附着在上面的那些青春故事。但此刻，却真的有些不舍。
美国，美国，我们曾经去过。
飞机很快飞离北美大陆，机舱里也熄灯了。许多鲜活的面孔和情景从记忆里毫不费力地跳出来，又一次闪闪烁烁。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等着我讲美国故事，而回国后我的写作也将很快转向中国故事。现在，也许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吧，趁着感性的热度，让我再讲一次，美国。
美国？用一个字去形容它，是什么？在英文里，会有不少答案。去年美国国庆前，《纽约时报》曾就这一问题访问了数十位普通美国人，刊出了一个整版的答案，从freedom（自由）到chance（机会）、dream（梦想）、money（金钱）、immigrant（移民）、power（权力），甚至hotdog（热狗）、chevrolet（雪佛莱汽车），不一而足。但要从中文里找一个字来形容，并不容易。我想过很久，想到了这么一个字：秀（show）。
“秀”是非凡出众。全世界都承认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尤其在经济、科技、军事、体育、流行文化等方面独领风骚。美国能在国际舞台上称王称霸，主要就是因为它有高人一等、木秀于林的强大资本。
“秀”是独特使命。多数美国人把人类发展看成一条直线，认为美国始终在最前面，始终是新的开端，美国方式（American Way）始终代表世界的未来。美国人愿意相信，美国赋有特殊使命，不仅仅是为了富强，而且是“为了上帝的某种旨意”。最早的欧洲移民就是带着对新世界的美妙幻想和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热忱来到北美大陆，要在这块从来没有诞生过国家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信奉自由并献身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林肯总统语）。这个国家应该成为“圣战者，人民的斗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的捍卫者，自由世界和人权的维护者”（学者James Oliver Robertson语）。尽管现在许多美国人也对这种幻象嗤之以鼻，但作为对“国家使命感”的基本解释，它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秀”是人生态度，人生被定义成“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很多中国人跟美国人接触，都感到他们热爱生活，充满自信，乐观开朗，喜欢相互赞美，甚至有些夸张，像是在表演。中国人比较内敛，一个得到A-成绩的中国人，远远没有一个得到B+成绩的美国人快活。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态度里带有很强的表演性，总想把生命中好的、积极的、光明的、勇敢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自己看，大自然看，并在这表演中让生命潜能进一步被激活。从早期西部牛仔单枪匹马的冒险，到今天年轻人热衷的冲浪攀岩；从家家户户对门前花园、灯饰的精心装扮，到各种节日或公众活动中人们的倾情投入和参与精神；从美国人迷醉的橄榄球比赛和好莱坞大片，到已成为民族骄傲的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在美国，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人生不是被动的追随，而是主动的选择；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创造；不是人云亦云的服从，而是自我实现的表演。在纽约，我和一位大学同学相聚，他混在美国5年多，几经沧桑，现在还在漂泊，但精神状态却比在上海一家大报工作时振奋积极得多。他推荐我去看了一部名叫《CastAway》的电影，描写一个美国邮递员在一场空难后，漂流到太平洋的某个渺无人烟的孤岛上，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下去，并在4年后获救。这正是美国精神的精髓：只要有信仰（片中邮递员的信仰是他的爱情），只要不向外在的压抑人的力量屈服（片中的代表是自然界），生命的篝火永远不会熄灭，只会越燃越旺。
“秀”也是规则体系。英文中show的意思是表演、演出。演出就需要演出规则，剧场规则，就像宗教需要仪式。美国被称为“机会之国”，对机遇的承诺非常民主，“人人都有可能成功”。因此，也就更需要人人都能参与，而且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铲除特权才能普及人权，自由社会的规则恰恰是：谁都不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遵守交通秩序和排队这样的小节，到总统竞选这样的大事，都有成文或不成文（但成习惯）的规则。戈尔在宣布竞选失败的电视讲话中说：“所有法律学院的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座右铭：‘不服从于人，必须服从上主和法律。’这是美国自由制度的最高原则，亦是我们民主自由的泉源。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已作出裁决。我毫不含糊地表明：虽然我极不同意法院的决定，我仍然愿意接受。”在我看来，2000年大选的最大赢家正是戈尔。多年以后，他的这句“毫不含糊的表明”，将和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许多名言一样被纳入美国文化的经典。
正是因为有独特的使命感，有充分的表演欲望，有完善的保障个人演出权利的游戏规则，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没有大的社会冲突和长期的震荡，基本上是在建设性的轨道里不断上升。概而论之，在美国，“秀”是无处不在、一直延续的创造。纽约百老汇的歌剧秀，NBA的明星秀，拉斯维加斯的建筑秀，硅谷的创业秀，大选中的政治秀，千奇百怪的商业秀、产品秀、展览秀、景观秀。也许你在价值判断上并不认同很多“秀”背后的观念，但你不能不赞叹其中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那种演什么像什么的惊人表现力。2000年微软公司庆祝创办25周年庆时，《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比尔·盖茨，问他对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有何看法，他回答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此语决非矫情。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从1969到1982年长达13年对当时的计算机霸主IBM的反垄断官司，压得IBM不敢排挤或收买微软，微软很难说能有今天。大公司发展到一定时间都有垄断性，美国通过一套制度化的调控措施，为后来者、新到者、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贫弱者，都留下适合的发展空间，让今天的弱者有机会在未来变成强者，小公司变成大企业，让平凡人的梦想有一天能在现实的舞台上飞翔。
每一个国家都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在人类的舞台上表演。美国秀并不完美，但客观地说，在20世纪和可以预见到的21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秀都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秀”、“民族秀”之一c只有正视它，深入地观察它，研究它，学习其中的积极因素，我们的“中国秀”才有可能后来居上，真正崛起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世界民族之林。
在美国，经常在想，美国领世界之先的原因是什么？换另外一个角度说，美国称霸世界的资本是什么？我看到一种提法：任何社会都由三方面构成，就是hardware（硬件）、software（软件）和peopleware（人）。我的理解是，“国家硬件”主要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物质层面的设施、装备、技术条件等；“国家软件”主要指国家一切领域的规则系统、运行机制；而people-ware主要是指人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文明素质。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谈到，“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按贡献对它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自然环境是一种物质资本，法制是一种社会资本，民情则是人力资本。托克维尔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比如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富强，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的民情”。
美国能长期稳定发展，我想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基础相对都比较好，相互协调促进而不是相互抵消破坏，才使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傲然于世。
根据在美期间的观察理解，我认为美国有十大财产（资本）助其成就了大业。
首先，是优越的自然环境。两个大洋夹着一个大陆，地大物博，得天独厚。凡是在美国生活过的外国人，一经和原住地比较，很少不为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肥沃而感叹。260多年前，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外貌：“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在这种简单而壮观的安排中，既有景物的杂陈，又有景色的多变……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我们住在加州，加州是美国人口第一州，每当我们从洛杉矶驱车外出，南到圣地亚哥，北到旧金山，随处可见一望无际的牧场、果园、空旷的原野，人却很少。至于其他的州，尤其是北部、中西部、南部，有的同学开车旅行，几天都在森林或旷野中穿行，除了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很难见到人烟。加州海域富藏石油，可里根当州长时签署命令，不准开发。美国北部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但也立法不准开采，很多纸张和造纸用木浆都是进口。克林顿卸任前又把很多森林列为保护区，说要把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美国自己有资源，捧着金饭碗却向别国要饭吃，进口人家的资源，是很有长远打算和战略眼光的。
第二，是年轻的历史和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历史机遇我们知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动力。经济自由的最好表述是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政治自由的代表作则是同年7月4日由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的弗吉尼亚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其中最著名的段落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究竟是自由选择了新大陆，还是新大陆人选择了自由？无论如何，美国成为历史上能够将两种自由思想同时付诸实践的少数国家，而且是开国之始就走上了新轨道，美国历史成为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指出：“19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等待着人们去征服。”到了20世纪，美国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尽得其利而少受其害，战后一举奠定霸主之席。
第三，宪政体制。美国人把宪法、橄榄球和爵士乐看成“上帝赐予的三大礼物”，宪法是保护人民自由之法，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之政。在美国，政府权力被横着竖着切得七零八落，还要时时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的压力；而社会上的犯罪嫌疑人却享有许多宪法保障的权利，聆讯时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钱请律师，政府还要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在20世纪前30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尔姆斯说：“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导致了“罪犯比政府更自由”的奇特政治景观。宪法赋予政府的自由是“不做坏事”的自由，但对罪犯，还给了他们“做坏事后沉默”的自由。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立国之初就致力“献身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法律创新（它最早始于英格兰的普通法法庭上，所有人被看成是平等地创造出来的。这种身份平等观导致了契约自由及交换经济的发展）。而谁都明白，要真正实践这一主张，障碍不在普通百姓，而在掌权者。权力的集中是对平等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所以，要落实“人生而平等的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监督政府权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真正爱国的表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障，恰恰也是因为它们在监督政府权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写道：“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
在建立宪政制度方面，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开了个好头，坚决摒弃“人治”而选择“法治”。在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里，他深情地说：“我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能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在华盛顿看来，打天下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永远坐天下，而是为了和人民一起创造与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并把这种温暖视为“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第四，法治社会。我们在美国这一年，正是大选年，天天看电视报纸，深感其闹而不乱、闹中有序，这个“序”就是法治的秩序。无论是行政系统的僵局最终交由司法及立法系统解决的过程，还是候选人在漫长竞选中尽量依法说理，以及政府和社会的运作一如往常，都可以看到法治的威力和魅力。权威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5%的美国人相信联邦大法官会公正处理，而最受信任的政府机构也是联邦最高法院。
守法意识表现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难“走后门”。我们一位美国老师的小孩想上一所好一点的小学，而小学校长正好是她的学生。学生说，按规定，她女儿只能在某某学区就读，爱莫能助。我们学校有一大片橘子林，却没有人去摘成熟的果子。高速公路有些地段的内道留给乘客在两人以上的车子，鼓励“一车多人”，即使外边几条大道塞车，内道空着，也没有谁走这条捷径。
美国人极其珍惜自己的信用和守法形象，像酒后开车这样的事情，一旦被警察发现记录下来，就会载入你的“社会安全号”档案里，下次买汽车保险会被多收费，申请新工作时得先注明过去的过失。你的一切违法行为都会被记在“社会安全号”里，跟你一生。在旧金山，我问一位投资顾问“在美国欠债不还怎么办”的问题，他听了很吃惊，说“那是不可能的”。首先，私人和私人之间基本上是不借钱的，因为你要借钱可以找银行，只要你有信用，银行会借给你。所以一般美国人就算有钱一次性付款买车，也会分期付款，为的是建立个人信用，以后买房时能贷到款。其次，公司和公司之间，做生意的前提就是请穆迪、邓白氏这样的征信公司调查对方的信用，你在欠债不还的“黑名单”里，没有谁会再跟你做生意。最后，还有法庭的处理。我们广州的访问学者回国前的一大事情，就是跟电话公司联系，将end bill（最后账单）寄到朋友那里，先预支一笔钱在那里代交。道理很简单，你逾期不交钱，个人记录就有污点，将来想再到美国访问，签证都拿不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当然，前提是，法律的制定过程是民主的，法律是能够保障人们的正当利益的，法律面前也必须是人人平等的。我有一个中国同学，有一次在美国导师面前学残疾人走路，一向温和的导师当即对他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会被起诉的。”尊重残疾人的原则，已经内化在美国人心里，因此在社会公共空间，残疾人受到礼让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第五，市场制度。选择自由企业制度，走市场经济之路。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市场是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机制，是经济的活力之源。比如，对美国农业的研究指出：美国建国早期，农业是主要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动力养活全国人口并提供余粮以换取外国货物。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信息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今天，美国只用占人口不到5%的劳动力就养活了全部居民，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第六，管理水平。管理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过，“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思想是继“联邦主义者的文章之后美国对西方思想最持久的贡献”。1966年，《财富》杂志指出：“在1900年几乎不被承认的管理工作，已经成了当今文明的中心活动。”从最早期的科学管理，到今天的知识管理，美国成为世界上管理观念、管理知识、管理技术积累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国家。管理水平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无形法宝。
我的一位朋友、现任广州花都区常委的楼旭逵先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到洛杉矶市政府实习，他最感叹的就是政府的一切决策都严格按科学管理原则和程序处理。比如，某地段要在地下铺水管，究竟怎么布线，管子的直径是多少，都要有调查数据支持，如当地现在的人口，未来人口，现在排水量，未来排水量预测等等，都用电脑模拟，选出最佳方案。美国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不变，仍应付自如，关键就是靠科学管理而不是长官意志。
把中美之间的行政管理加以对照，很有意思。表面看，中国的行政管理无所不包，非常有力，从上到下遵循统一规则，相当严密。如计量管理，有全国统一的计量法，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技术监督部门，这些部门享有专有的技术监督权，不让社会上其他机构的实验室（如科研机构）插手，把监督权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但在实践中，这种管理极其缺乏操作性。一个地方那么多企业，都要政府来检查，根本管不过来。只能造成“徒有其表、实际缺位”的现象。
而在美国，表面看，政府管理很薄弱。仍以计量管理为例，美国的计量管理机构，在联邦政府层次上叫NIST，其长官由总统任命，但NIST对各个州的计量管理没有强制性，其制定的检验标准只是建议性的，供各州参考；各州、郡的计量管理部门人数很少（是中国同样部门的几分之一），主要处理消费者举报的问题，一旦查出问题会依法处理。但实际上，美国的管理却是疏而不漏。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社会管理和企业自身管理的发达，很多管理职能和管理标准由社会和企业负责，不关政府的事。如医院仪器的监管，并没有政府制订的什么标准，主要就是靠仪器生产商提供的标准和仪器维护手册来实施。作为仪器生产商来说，它受市场竞争的约束，千方百计要保证达标。医院受声誉的约束，更不敢拿标准开玩笑。中国的一大本法律条文不一定能管好的事情，美国的一本企业自定的仪器维护手册就足以管住了。美国政府要影响企业标准的制订，靠的是政府采购时提出的要求，而不是“错位”到自己去制定大量的标准。
近年来，推动美国管理水平提高的最大动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甚至超过了五角大楼。技术隐含着也催生着管理的新思维，如软件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方式。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多谈。但我敢肯定，美国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管理水平正在实现新的飞跃。
第七，教育为本。2000年总统大选，辩论的两大焦点是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障。小布什的一张王牌就是他在德州对中小学教育的推动。我们一些同学的孩子在洛杉矶上小学、幼儿园，感到美国的基础教育确实存在问题，如小学是一个老师教一个班的所有课程，各科水平参差不齐。但美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国民基本的文化素质很不错，而且美国的教育是越往上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水平最高，吸收了全世界的青年精英，属于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
美国一流的大学多为私立，历史悠久，有9所大学创立于建国之前，最早的哈佛大学1636年创立。美国人乐善好捐，而最大的捐助对象，无外乎教育、教会和医疗。美国多所大学都由私人捐助成立。到1999年底，哈佛的捐助基金已经达到192亿美金。我到哈佛商学院参观时，获悉在这里读MBA（工商管理硕士）一年的样本费用（模拟出的全部开支）超过51000美元，但85%的学生能够获得主要由MBA系友提供的奖学金。花旗银行更承诺：凡是哈佛商学院录取的MBA，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地给予贷款。斯坦福大学2001年得到去世不久的HP公司创办人之一、该校校友休利特的基金会的捐助，达到空前的4亿美元。
教育是立国之本。培养具有创造力、独立思考和操作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的国民，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美国的学校非常独立，被看成一块“特殊的区域”。杰斐逊说：“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另一位学者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达到6350亿美元。
第八，社会改良。“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这是胡适当年的判断。任何社会内部都有矛盾，美国通过系统化的调节修正，使劳资矛盾、种族矛盾、贫富矛盾等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或消解，避免国家陷入暴力的、无序的、冲突动荡的环境中。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严重的自我破坏。自己不折腾自己，乱自己，别人就很难弄垮你。
美国的社会改良工程，是在不断回应社会矛盾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既包括政府在税收、医疗、卫生、居住条件、救济保障、社会服务（穷人打官司可以免费）、劳资关系等方方面面的措施，也依赖于广泛的社会力量，如形形色色的非赢利社会服务与救济机构、各种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组织、教会、传媒等等。我读的是MPA（公共管理硕士），班上好几位美国同学都在非赢利组织工作，它代表着社会中的某种声音，承担着社会的某些职能。2000年，盖茨基金会的慈善捐款比美国政府的慈善投入还要多。188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探索处理财富途径的文章中写道：“应该好好记住，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社会。”富人的慈善举动当然有宗教信仰的驱动，但客观上确实缓和了贫富之间的张力，有助社会的稳定。
第九，文化财产。奥斯卡，NBA, Barbie娃娃，迪斯尼，yahoo，可口可乐，麦当劳，万宝路，MTV，托福，TIME, CNN。借助强大的资本优势和传播优势，美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风向标，让人们不知不觉中产生“美国瘾”，向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在文化贸易方面，恐怕对哪个国家都是大大的顺差。而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的判断——“经济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正由美国作为代表，在全世界开疆扩土，所向披靡。
今年1月，我在纽约的百老汇剧院观看了音乐歌剧《西贡小姐》（Miss Saigon），不仅为它的艺术魅力深深感染（为了达到真实的舞台效果，剧中甚至安排了一架直升机从舞台上空轰鸣着落到舞台上），而且为其产业化经营的魄力而感慨（《西贡小姐》的全球收入超过13亿美元）。该剧在可容纳1800名观众的百老汇剧院已经演出了4000多场，每周8场（到2000年1月28日不再上演，但还可以在网上付费观看，票价18到57美元）。百老汇许多剧目的投资不亚于拍一场电影，一演就是数年乃至十年、几十年，而且一直保持很高的上座率。一个剧目就是一个市场，乃至一个可以不断复制、延伸、多元化持续开发的产业。
美国文化财产的一个集大成之地是拉斯维加斯。这个在沙漠中建起的梦幻王国，成人的童话世界，世界娱乐之都，充分表现出美国文化的创造力和融合力。我在美国一年，到过拉斯维加斯三次，不是去赌（赌城只是拉斯维加斯的表面层次）去乐（艺术演出是拉斯维加斯的第二层次），而是去体味拉斯维加斯生活方式（作为成人娱乐园地的拉斯维加斯，作为家庭休闲度假方式的拉斯维加斯，作为情侣乐园的拉斯维加斯），去领悟拉斯维加斯建筑和演出背后的世界文化原型。拉斯维加斯的建筑凝聚了全世界多种文化的精髓，无论古罗马还是古埃及，无论巴黎还是纽约，都被当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化理念符号，贯穿在整个建筑之中，贯穿在整个建筑所营造的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之中。拉斯维加斯的文化娱乐生产方式，实在值得深思和研究。
第十，公民素质。言谈举止，行为方式，遵纪守法，参与公益……在美国，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美国人较高的文明素质、公民素质和自我管理、自主管理能力。我们的一位导师，圣诞节那天忘了把自家庭院里的灯饰通电，他从教堂回家后看到邻居家的院子灯光美丽，心里十分不安，因自己没有给社区做出和他人同样的贡献而沮丧了很久。很多美国人建房子，都会征求邻居意见，惟恐破坏了小区的整体风格。如果你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乱来，以恶对恶，以乱对乱，那么结局是社区环境越来越差，房屋贬值，有点钱的人搬走，再搬来一些更乱的人，大家都是输家。
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美国的乡镇自治传统（乡镇精神）是人民主权和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美国民主的民情扎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自治制度。“这个早在17世纪开始形成，后经基督教新教的地方教会自治思想培养壮大起来的制度，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并为后来被联邦宪法肯定下来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毛寿龙语）当时美国乡镇的人口规模大约在两三千人，实行直接民主。行政官员被选举团选出和任命后，都要按照居民事先通过的规则办事。若想更改，就要找个日子召集全体选民大会讨论和表决。托克维尔写道：“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
美国的民主经验说明，民主建设和公民素质间有一种同频合拍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法律未必有法治，因为法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上对法治的接受，而不是法律自身。同样，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因为宪政主义的作用如何，最终取决于公众对宪政主义的接受和愿意付诸实施的程度。
“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我们在美国一年，对此深有体会。美国的商店奉行“无因退货”，也就是退货时你不必讲是什么原因。如果有人想钻空子，完全可以大钻特钻，比如，电视看它29天就去退掉（无因退货期是30天）。只有良好的公民操守，才能保证类似的许多制度的通行。
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太长，虽然我力求缩略。要完整地认识美国，还需要了解美国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问题乃至危机，以及为什么美国在国际舞台常常是不讲民主的。这个侧面，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谈及。
在美国时，我发现美国人很喜欢问外国人：“Do you like here？”我不止一次地回答：“Yes, I like here, but it is not my home。I love my homeland。”热爱和喜欢是两个概念，虽然爱有时会很痛。
中国正在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着伟大的历史变革和进步，尤其是这20多年。每个人只要回味一下今天和昔日个人在思考言说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变化，都会承认这样的经验事实。今天，在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新的历史时刻，人民需要对政府更多的理解，政府需要对人民更多的信赖。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更伟大也更艰巨的变革，那么我们要的不仅是理性的智慧，更是同舟共济的勇气。
（本文写于2001年1—2月，改定于5月）
关于“为什么美国在国际舞台常常是不讲民主的”这个侧面，我曾约请国内知名的公共管理与制度分析专家、曾三次到美国进修与教学的毛寿龙先生为《南风窗》写过一篇文章。毛先生的主要观点如下，可供参考：
首先，这是由民主政治的逻辑决定的。民主国家的错误不见得比专制国家少，可能还要多，但民主国家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美国的民主可以在国内问题上有积极性去改正错误，因为一旦犯了错误，其引起的成本是由美国人自己承担的，美国人自己可以通过民主制度给政府施加压力；但是美国的民主却难以保证其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使美国有积极性改正其已经犯下的错误，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犯的错误，其成本基本上是由他国人民承担的，而他国人民并不在美国民主的范围之内，难以通过美国的民主制度对美国施加压力，使其认识到并修改其中的错误。
其次，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决定的。美国的国内事务是自主而民主的，但美国的对外事务管理本身就不是民主的。托克维尔在160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联邦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是有意设计的，因为民主对国内事务有利，但对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有利。“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
制度不足人情补，在建国早期，美国政治家的卓越见识和独特的地理条件，弥补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其没有实施扩张性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人情是可以变化的，一旦人情发生变化，制度的缺陷就会转变为现实的政治错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逐步走出了孤立主义的界限，到目前为止已成为一个超级霸权国家。可以说，在国内，美国联邦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民主政府；在国际上，美国却是力量无限，权力也无限的专制政府。立国200多年来，宪政制度没有变化，但是美国的国力强大了，其孤立主义政策自然也就为扩张主义政策所取代，美国总统也就成了在国内没有什么作为但在国际上却一言九鼎的帝王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