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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在大洋彼岸。今宵，我在广州，闹市一角，对着电脑发呆。
从某种程度讲，发呆对我是一种享受，可以稍稍摆脱一下忙碌、琐碎、几乎一刻不停的日常工作。发呆时，北岭（Northridge）小城的草木人文也会悄悄浮现在眼前，让我生出遥远的回忆与感叹。
我原本以为，我在《南风窗》上发表的关于美国的那些文字已是过眼云烟；而且事实上，不少文章都是为杂志“救急”，并没有经过什么锤炼。但回国后，大量读者的来信、电子邮件、演讲邀请，以及五六家出版机构的热忱，逼得我只好用书的形式向所有的关心者作一个“交代”，也是一种“了断”。
在所有的读者反馈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这样一封电子邮件：
秦先生：
看了你的《美国不浪漫》，知道你写这篇文章花了很多心思，是认真的，所以很想说几句。你在文章中一再提到中国人聪明，我感到汗流浃背。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居然还如此坚信自己的聪明，真是不可思议，在日本也常听到日本人笨，现在又听到美国人笨，人家那么笨却创造了那么多奇迹，你那么聪明都干了些什么？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笨才会虚心学习，才会永远进步。最聪明的人往往默默无闻，最愚蠢的人才会觉得自己聪明。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能知耻而后勇？
共勉！
这是一封让我惭愧的邮件，更是让我感动的声音。“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能知耻而后勇？”这恰恰也是我在美国边看边想的核心问题。知我者谓我心忧！
正如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一书开篇所写道的：“我们生当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因而对于有思想的人们来说生活就格外的艰辛和困难。一些陈旧的信念、一切过时的世界观都已摇摇欲坠，而人们在心目中却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新的信念包罗万象而又宏伟，但犹未开花结果；嫩叶和蓓蕾预兆着壮实的花朵，然而这些花朵却含苞未放，因而人们在心目中把这些东西视同路人。”在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转型期，这样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就真实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抵抗列强和学习西方两者之间痛苦的精神历程。晚清那代知识分子中，凡是主张中国不但应该在物质上学习西方，而且应该在制度、文化上借鉴西方者，无论他们多么爱国，积极参加反侵略的斗争，大都难逃“朝野非议”和“媚外投降”的恶名。他们对国家深切而理智的呼吁，总被看成“其心必异”的证据。
21世纪是中国谋求文明复兴的世纪。文明的复兴，需要对外部的开放，需要对内部的超越，需要观念的突破，需要制度的创新。直面世界需要勇气，在世界的观照下直面自身更需要勇气。从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的中华民族面对新千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只有新的思想解放的闪电，才能把我们的文明真正激活！而一个被真正激活的文明，是不会惧怕任何外来的挑战的！
这本书中留下的思想印痕，曲曲弯弯，或浅或深，偏颇错漏之处注定很多。想到这些，我也不禁“汗流浃背”。惟一的安慰在于，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青年，为着祖国的命运，我曾在异国的土地上认真地观察过，思考过。我未必发现了什么，但我不曾捂着眼睛去拒绝什么。在内心里，我一直在听取祖国的召唤，她要我答以诚实。因为诚实，这些文字至少可以作为被批评的标本吧！
昨夜秋风独自凉，只道当时是寻常。
这份心事，这片心情，就留待读者和后人一笑吧。
秦朔，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97年起担任《南风窗》杂志（WWW.nfcmag.com）
总编辑，领导《南风窗实现了向“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转型。他以强烈的使命感。直面社会现实，倡导进步观念，撰写了大量评论和随笔，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从2000年1月到2001年1月，他在美国留学访问期间，以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独特视角，观察透视美国的政经，社会和文化写下了多篇充满思想穿透力和文字魅力的作品，为加入WT0.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泰期出版过（大脑风暴——文化工业探寻）。《传播成功学）等著作，其评论集（感动中国——个中国知识青年的思与说》也即将出版。
本书图片摄影
刘飞军
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