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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乎其大，则其小者不可夺也。”这是老子的一句名言。“大河有水小河满”，在中国则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一句口头禅。中国人长于宏观思维，概括总结提升拔高能力强，凡事均能大处着眼，喜欢谈大原则，大思路，大问题，大理论，气势宏伟，高屋建瓴。对于平凡小事，世俗小节这类等而下之的琐碎具体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是不大的。胡适当年讲，“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对“主义”的关注还是大大超过对“问题”的探索。
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堂，基本是讨论形式，老师只开个头，剩下的时间都是同学发言研讨。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思维特点明显有差别。美国同学喜欢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来谈对某个概念的认识，“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国学生则旁征博引，纵横联系，很有深度。听起来，美国学生的发言比较直观、单一、缺乏历史感。中国学生则比较丰富，但似乎跟自己的实际关系不是很大。美国学生对“微观机制”方面的事很在乎，关注点很小。有一次，一位福建泉州来的同学讲“中国干部的绩效评估”，美国同学的提问全都围绕实操细节展开，如“上级调查时，如果有员工说他经常迟到，而事实上他没有迟到，怎么办？”我们听得都累了，他们还兴趣盎然问题层出不穷。相比而言，中国同学更关心“理论问题”，如在某个领域乂有什么新观点了，谁是代表人物了，关注点很大。
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中美思维比较，我想讲的都是在美所见的小事，算是“入乡随俗”，从小处着手次我的结论很简单，可以提前告诉大家，就是“立乎其小，则其大者不可夺也”。
玛莎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二年级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此外还在校学生会做些义务工作。这一天，学生会交给她一件任务，在校园里的醒目位置张贴幾十张“文化节”海报。学校标志性的公共场所都有广告栏、所以玛莎很快就贴得七七八八。当她再回到学生会，准备贴完最后一批海报时，她发现广告栏已经贴满了。怎么办？
那天我正在学生会所在的“Union”转悠，这里是校园生活的一个中心。看到一个美国姑娘在广告栏前站了好久，以为有什么好事预告，连忙走过去凑热闹。搭上话才明白，玛莎遇上了这么一个小小难题。我不禁脱口而出：“广告栏里有几条东西早过时了，贴上去没什么問题。”玛莎回答：“我不确定。”我心想，这姑娘真笨，连上上星期的活动都记不住。再说，有些学生的卖车租房交友信息，到处的广告栏贴得都有，将其覆盖一二又有何妨？跟她一建议，回答更绝：“他们会投诉的。”这下我不管了，就找了份报纸坐到旁边去看。只见玛莎走到Union的露天中厅里，在四周的木柱子上比划着。个别学生会在那上边贴或订东西，但很不雅观，柱子也被弄得不干净。我暗想，你不也得这么于吗？是不是这样就没人投诉？玛莎比划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她到底想怎么办？好奇的我决定看下去。
玛莎回来了。拿了很多新东西。她先用彩色的塑料布将一根根木柱子包起来，用透明胶封好口。然后再在塑料布上面贴上海报。她干得一丝不苟，不一会儿，10根左右的柱子都好了，一派鲜活生动又整整齐齐，既利用了空间又保持了清洁，看起来很有艺术效果，将来取下来也非常方便。
我看着玛莎的“作品”，心里不禁浮起阵阵涟漪。玛莎既没有用“学生会”的名义“覆盖”掉个别学生的“私有空间”（虽然这些“私有空间”远不如“文化节”对学校有用），也没有随随便便去“占据”“公共空间”。她不是想着怎么脱离规则求方便，而是想怎么在规则之内求创造。不少中国来的学者都说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同一件事中国人脑子里有很多想法，而美国人只有一种想法。但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规则之外的，总想绕过它另起炉灶，是规则外的“发散思维”。美国人是只有一种想法，但却往往是聚焦规则内形成的“创造思维”。
4月中旬，学校放了一个星期春假。我参加了一个旧金山方向的旅游团，也去饱览一下美国的大好河山。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和自然环境质量令我大开眼界。不过，印象最深的却是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加州州政府的两次“方便”经历。
长途旅行，难免遇到“方便”问题。虽说空调大巴上有个简易厕所，但导游说厕所要回公司后才能清理，容量有限，且气味不好，建议大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并保证大家肯定有“方便之地”。哪里最方便？除了公共厕所，加油站，麦当劳等等，导游还带我们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加州州政府里“方便”了一下。用他的话，“我们是纳税人，养着他们，‘方便’一下是最起码的要求了。”
无论是位于卡森市（Carson）的小小的内华达州政府，还是位于萨克拉门脱（Scramento）的气象不凡的加州州政府，都没有围墙和门岗。内华达州政府的大门敞开着，进去后只在前台看见一个警察装束的服务员，他主动介绍我们到二楼的州博物馆参观。我看见一楼最边上斜对着厕所和楼梯口的位置有间办公室，大门敞开，一位中年妇女正坐在那里办公，门框上沿写着“Governor”的字样。一问，果真是内华达州州长。我走过去跟她打了声招呼，但她说正在回复E-mail，没时间谈话。我问那位服务员，州政府有多少公务员。“70个。”“这么少？”“不少了，我们只管拉斯维加斯，雷诺和这里，我们不像芝加哥有那么多人。”我又问，这样人来人往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他说，州民们来的并不多，而且“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跟人接触”，“We are elected by them。”（我们是他们选出来的）
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有3400万人。尼克松和里根都曾当过加州州长。加州政府大厦很有气魄，大门很厚重。但一推就开，无人把守盘查，由得你方便。我在里边转了20多分钟，只见到两个保安。和内华达州政府稍有不同的是，加州州长戴维斯的办公室关着门。我推门向里张望了一下，面积也比内华达州州长办公室大很多。当我准备出大门时，一个刚才站得离我很远的保安笑着对我说：“He is out.”原来戴维斯出去了。
我并不认为一个让纳税人自由“方便”的政府一定代表着更多的民意，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拆掉围墙不设门岗。但有一个关系我想应该是清楚的，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为人民谋方便谋福利是其目的，“民为本也”。从这点讲，我想进政府看看就可以去看看，哪怕只是为了“方便”。政府官员是纳税人的服务员，而绝不是高高在上、神神秘秘、等着我们报恩的“父母官”。请你们在心态上离人民近些，近些，再近些吧，工作中透明些，透明些，再透明些吧。
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开设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MPA）。我们这批广州学子中有几位也选了该课程。要拿学位，除了基本条件合格外，共需36个学分，相当于选11门课，加上毕业论文。短则一年，长则六七年，只要修完学分即可。整个MPA项目共有近30门课，而且经常有所调整。猜猜看，负责这么一个项目，要几个工作人员？两个负责人（Director）外加一个秘书。而且这两个负责人本身还是教授，还要给我们以及政治科学系的本科生上课。他们的名字一个叫卢，一个叫坎布尔，都已年过六旬。
老卢和老坎都做些什么事呢？除了制订MPA的大政方针，设计科目，安排教师，自己教好课，当好论文导师外，还包括：推广课程（每年举行一次MPA年会，邀请专人演讲，以扩大影响），帮学生办入学手续解答疑难，带学生外出参观，定期与学生交谈或邀请学生家叙等等。我有一次去交学费，由于信用卡出了点问题，老坎就先写了张个人支票给我。同学林志云（广州东圃镇委书记）找老坎谈论文，老坎不仅给他找了一大堆参考资料，还帮他润色，最后连论文都是老坎帮着复印装订的。老卢知道我的论文方向后，每周他上课那天总会问儿句，还几次将他在《洛杉矶时报》看到的相关资料复印给我。
老卢和老坎的办公室不大，东西很多，但井井有条。我注意到，他们每用完一件东西总会放回原处。我称之为“空间的归位管理法”。在时间管理上，“凡事预则立”，他们都很注意打一个提前量，计划性很强，大的会议和大事提前几个月就定了，且雷打不动，就是邀请学生家叙，他们也是提前20天左右发正式的邀请函。时空管理好了，应付日常事务就有余地。老卢和老坎对学生的各类问题一是热心（职业化的表现），二是及时，想方设法当时解决（拖拉是管理者的大敌）所以，虽然工作量很大，他们还是游刃有余的。老卢每周还有时间在家中搞科研呢。
美国高校中纯粹的管理人员很少。领导参与日常管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北岭分校有个“中国所”，所长苏教授是从大陆来的“新移民”。“中国所”每年办不少活动，竟然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很多活动都是临时发动学生参与帮忙（学校管理中也有很大一块交给学生自我管理）。总的感觉，这里闲人少，忙人多。领导天天干着我们原以为是秘书干的活。而且领导的工作很注意科学管理广州来的李鹏程同学是一位青年书法家，我跟他到学校美术馆联系能不能办个书法展，馆长直接把我们拉到一张大的表格前，上面按日为序，有的计划已经排到2003年，每个展览室安排什么，一清二楚。旁边还有一栏备选展览，万一有哪个因故取消就递补上。
国内的不少领导很讲派头，讲分工，似乎小事杂事干多了就对不起他聪明的大脑，而效率和精干问题则很少考虑。殊不知，越不动手，脑子就越生锈。越脱离小事，大事上就越糊涂。这种拍脑袋的教训太多了。
排队也有学问？我们在迪斯尼乐园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虽说迪斯尼公司的股票价格这两年一直在走下坡路，高层管理人员也在纷纷出走，但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还是生意兴隆。迪斯尼宣称是“孩子们在地球上玩得最开心的乐园”，我们参观一天后，给它加了两个“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的停车场，世界最长的队。洛杉矶迪斯尼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显得很陈旧。要不是看了晚上的水边激光影像表演和焰火表演，我们都发誓再不进迪斯尼的门。整个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排队，一个项目就是一两个小时的队，到头一玩，不过是坐趟快车在山洞里转它几圈。回到宿舍，好几个同学的腿脚都疼得疵牙咧嘴，大叹“受罪”。
我那天也累得够呛。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总要有点收获吧。于是对排队多了些关心。看着到处或蛇形或环形或露天或暗室排得密密麻麻的人龙，脑子里几次跳过“安全”两字（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安全”正是迪斯尼的“核心价值”之一）。我对中国公共场所因火灾或工程质量问题而生大难的惨痛印象太深了，到美国后在网上看到河南焦作某娱乐场的火灾惨剧，心里义是阵阵抽搐。迪斯尼这样的人流密度（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语言也不一样），怎么做到安全方面万无一失的呢？
排队就是和安全息息相关的问题。迪斯尼乐园面积并不大，已经人满为患，要是稍不注意秩序，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又要生意又要安全，迪斯尼是下过些功夫的。据我观察，在排队方面，至少有这么儿点经验：队形合理，最大限度利用空间，很少一条队直线排下去伸到别的景点附近。有的队呈环形一圈圈向内逼近，有的呈肠子状一层层向前蠕动，有时两三条齐头并进但最后的入口不同。人流被引导的绳索控制，尽量压缩其绝对长度，这样人虽密，但都在管理人员的视线中，有问题容易及时处理。二，维持队伍秩序的工作人员多，队伍的前后左右都有人盯着。三，队伍有松有紧。露天紧些，室内松些。紧一阵后往往有个地方松一下，如和米老鼠合影前，控制人流，每次只放七八个人进去。四，预留安全空间：不仅留好安全出口，而且在室内大厅排队时，周围用绳子围一圈空间不去占用。迪斯尼两大精彩节目——魔术大游行和水畔激光表演，尽管围者甚众，也都事先留出空间和通道，谁都不能占用。五，排队结束准备出发前加强安全检查。游客上车后，工作人员一定逐个进行“安检”，确保系好安全带后才放行。如果大意，此时出错，后面肯定大乱。
除了上面几条，还有一条基本保证，游客们本身讲究先来后到，插队现象绝少：大家的不方便和方便都是同等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什么是自由？没有人人共同遵循的规则，就没有个人的自由：规则是自由的前提。在一个公共空间，什么是好的规则？我想就是它能使得没有谁能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即使他拥有更多的金钱，更高的位置，更大的名气。
写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不久前去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娃娜的一件小事。蒂娃娜紧临美国，我们过去也不要签证。正在马路边等绿灯时，忽见一位墨西哥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大摇大摆闯过红灯，那副神情，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领教过了。有这样的“表率”，自然跟上了一群“后来人”。
没到美国前，觉得美国很了不起。刚到美国，觉得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呆一段时间，看的稍微深一点，细一些，觉得美国还是很不起的。至少，在社会公共空间，人家讲的（规则）和做的（行为）基本一样，这就很了不起。
不夸张地说，墨西哥蒂娃娜的市容远远赶不上中国很多地市乃至县城的水平。比之一线之隔的美国，以小见大，我们更生出许多感叹。那天我提了一个问题给朋友，假如中国和美国是邻国，中国会怎么样？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上，中国一直遥遥领先邻国，我们身边几乎没有大而强的国家。只有一个前苏联，我们学了多年，但远不如自己干的这些年。我们的答案惊人地一致，中国会干得很棒。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更因为中国人的自尊心。假如他们更早些看到世界，他们可能更快地从当年的“口号时代”、“内斗时代”觉醒。中国像一头聪明却经常沉睡的狮子，它必须“睁眼向世界”才能看到自己的差距，从傲慢中醒来，愤而图其强。
我曾经在《南风窗》写过一篇文章《伟大，在于细节的积累》。在美国，从家家户户门前各不相同的精致绿化，到马路餐馆影院公园里的整齐秩序，我更觉得，小，是重要的。离开了“小”，“大”而无当，空洞。“大”在“小”中，化“大”为“小”，“小”中才能见“大”。
（本文写于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