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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国，可能不少中国青年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两个“印象”：自由，浪漫。这印象大多受美国影视音乐小说等等文化娱乐形式的影响。我去环球影城和好莱坞明星云集的比华利山参观时，深感电影工业在美国的地位。可以说，在20世纪，美国电影为在世界上传播美国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电影公司都是私人企业，完全按市场化、产业化方式运作），影响非常深远。
浪漫是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但多半与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情感际遇、自由自在的美丽幻想有关。不过，我在洛杉矶呆了一段时间，跟一些美国人聊，却发现一般美国人的生活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浪漫多彩。在我们到过的不少地方，晚上大街上人极少，颇为冷清，商店很早就关门。因为上班早，美国人睡得也早。相反，中国城市的夜生活倒比这里发达的多，以致于有广州朋友说，“我们是从城市来到了乡村”。
我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作访问学者，同时读行政管理的硕士课程，同班有很多美国同学、Tom同学说，“你们过去理解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什么，别墅、旅行、到处玩乐？告诉你们吧，像我这样的中年人（Tom40多岁了），早晨在高速公路开一个小时车上班，晚上再一个小时下班，回家已经很疲惫了。要是小孩念书的话，大人等于再上一次学，因为晚上辅导他又得受累（美国人其实不怎么爱念书，计算能力比较差，同年龄的中国中小学生来美国，参加学校考试，一般要比美国学生高1-2级）。”我们的英文老师去过很多国家，她说，美国人太辛苦，远没有巴黎浪漫。在巴黎，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慢，充满艺术氛围，大街上经常可见接吻的情侣，而美国人生活的弦绷得太紧了。
不过，美国人并非不追求浪漫。一发现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或者忍受不了工作的枯燥，他们就立即行动去改变。Tom说，他在一间外卖公司干，由于工作重复，他每年有几个月就离开，去当棒球裁判。过把瘾后，再回外卖公司干。
我们这批广州的访问学者共27人，刚到美国时，既感受不到其浪漫，又经常受其办事程序刻板、效率不高之苦（美国的机构讲程序，讲授权，我们觉得一次可以办完的事，总要被拖上几次），难免生出“美国不过如此”，“还是中国人聪明”等等慨叹。在课堂发言时，美国同学的技术非常先进，电脑接投影，神态自如，感觉良好，但在中国学生看来，几乎都是大白话，没什么思想的闪光点，把课本概念抄抄，加点个人工作体会就OK了。“如不是他们有英语控制权，我们英语暂时困难，还不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天朝大国的心态其实根植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管走到哪里，我心依然是骄傲的中国心。于是思想的冲突也就更加强烈：中国有这么多了不起的聪明人，聚在一起，搞了几千年，怎么现在落后人家那么远？到底我们在搞什么？就说最切身的交通问题，这批访问的广州学者已经有十几个人买了车，大街上从来没有看见过一部什么特种车，也没看见哪部车不让行人的，真是车车平等，井井有条。可我们呢，特种车大摇大摆违章这么明显的问题，讲了多少年，老百姓骂了多少年，怎么就根除不了呢？李瑞环说，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是，“过去耽误的时间实在太多了！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后多年。我们再不能丢失时间，时间对我们实在太紧迫了！”这话讲得的确沉痛，很有勇气，但问题是：靠什么来保证今后我们不再浪费时间？为什么我们总是能想会说却做不好、做不到呢？
经常在想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太聪明、太早熟了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相信伟人的智慧可以代替个人之间无休止的争论、谈判与妥协，我们对伦理风俗的热衷胜过法理与法治，我们对一个共同的极其美好的浪漫梦想的兴趣远甚于对个人财产权利和寻常生活的关注，我们对政治权力的放心大大高于对滥用权力的警惕。从某种角度看，这都是聪明人的做法：找到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伟人，由他提供最佳解决方案，不是可以省却我们的苦苦思考吗？以伦理风俗来判案来治国，不是可以省却烦琐的司法论证过程从而降低治国费用，同时也让那些没什么文化的人都能明白吗？确立一个人人都没法否认其完美性的大同理想，不是已经足以代替个人对一切私利的追求了么？对权力放心并高度服从它，不是可以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办大事吗？由这些逻辑出发，我们很喜欢浪漫的口号，高远的目标，牢固的一致性。看起来需要走五步的路，我们总想三步就走完。为了能三步走完，我们便希望多些集中，少些争议。至于有些程序和制度，则是可以灵活特殊处理的。
这些思想和行为习惯，使中国人往往能快速地创造奇迹，但也会长期地误入歧途（伟人的脑袋和道德出点问题就行了）；使中国不乏科学天才，但缺乏科学传统；使中国流行人治，但缺乏完善独立的司法系统；使国民在危难时具有统一的战斗力，但缺乏鼓励个人创造力的环境。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掌权者的至高无上和少受质疑，由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万能主义趋向，使得“万般皆下品”，当官是最好。当皇帝则好上加好。争权夺利改朝换代兵荒马乱遂成为我们几千年历史中最常见的景观。葛剑雄先生的《统一与分裂》一书，确切地表明，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远超过统一的时间。乱比治长。何以如此？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封建帝王“家天下”的体制下，人们的不同声音无法被稀释，其和平参与权力竞逐的愿望很难实现。专制社会没有从根本上消化反对意见的条件，没有轮流坐庄的不流血的权力交接制度，没有安全阀的调节。专制者总想压制反对意见，总想一直坐庄，甚至不惜用武力和谎言作工具，通过奴役百姓、愚弄人民来实现其安全感。他们因为对权力的迷恋而疯狂追逐权力，又因为对丧失权力的恐惧而加倍地滥用权力。反对者不能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只能选择推翻当政者。几千年，都是这样。最后总是揭竿而起，以暴易暴，以最剧烈残酷的方式完成权力更迭。然后又是新的权力轮回。社会没有长期的真正的稳定，正如植树造林，种一批，砍一批，种几十上百年，又毁掉重来，还谈何持续发展与文明的积累？
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并不聪明，美国的智力有相当一部分其实装在华裔的脑袋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并不浪漫，三步能走的路，美国人往往非要设计出一个系统，五步才走完。比如交通，行车到任何一个有Stop标记的地方都要停一下，东张西望一下，明明一个行人都没有，也要停。单从个人效率看，美国人很多地方都比中国慢，正如单从个人智商看，很多美国人没有中国人聪明，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效率和群体智商，美国比中国要高很多。道理很简单，美国方式的前提是“谁都不能以损害别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得个人方便”，“每个人支付的社会规则成本是一样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不会出现相互抵消劳动价值的情况，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可以控制好，而且能够在同一个人人遵守的轨道上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但在中国，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方便（特种车支付的社会成本就比老百姓低很多，它可以省很多时间），规则系统本身失去了尊严（由此导致的不良示范是，能占规则的便宜就占），人民的牢骚愤怒更是一笔总得要还的大账。就以交通本身论，我们也大受其害。我们不是经常看见为了某支特种车队的效率，整个城市的交通都大受影响吗？特权者的高效率，建立在更多人的低效率基础上，建立在对规则系统的漠视基础上。历史的辩证法对我们的惩罚因此而至：三步路用五步走的人，反而比五步路总想三步走的人，走得既快又稳。我们总想寻找伟人，求得捷径和最佳解决方案，结果发现，与其求诸最佳，不如求诸“最不容易犯错误的方案”。与其求诸伟人，不如依靠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劳动创造。这远比前者来得更可靠。
在美国人的行为方式背后，多的是小心的预防，少的是浪漫的假设；多的是朴素的常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少的是高远的梦想；也有不少人有政治抱负，但对权力并不那么留恋。很多来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美国人对机器的高度依赖，从购物洗衣，到取钱定票，能由机器干的事都由机器干。有句话说，美国人干一件事，90%的时间用来造机器，其余时间让机器来干。机器比人要可靠，机制比人要重要，这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这种观念的影子。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美国是“笨人有福”，正因为美国人不那么聪明，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凡事依靠独立于每个人之外的机器，或能够保证每个人发言权利的机制（美国电视经常直播国会辩论，政策制订过程一清二楚）。因为依靠机器，依靠机制，所以事事有规律可循，一切正常。而常态的社会往往是比较健康的社会，因为它很少大起大伏，犯错误出故障的机率比较少。
以美国政治体制为例，整个系统的设计也像一部机器（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看看美国宪法），虽有小修小补，但历200年其核心不变，那就是非常警惕和慎重地对待政府的权力。富兰克林说：“我们知道我们选出来的第一个总统是个好人，可是天晓得以后是些什么货色。”杰弗逊说：“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最早的制宪者们希望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但又不愿看到它强大得足以剥夺个人的自由，因此将政府权力切得七零八碎，自相矛盾，用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相互制约，形成平衡。由于政府权力分割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使得任何决定都不能由一方单独做出，哪怕处于多数的一派，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政府的某个部分，而不可能同时控制全部权力。美国实行联邦制，地方与中央分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预防权力的滥用。他们的预设是，假如我所在的镇的政策错了，我还可以到别的镇去。如果一个州出了问题，还可以搬到别的州。但如果全国只有一个政策，而它又错了，我想迁到国外去就会非常麻烦，因为各国有不同的移民政策。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美国这套体制是“自己捆自己”，效率并不高。但在美国人心目中，效率主要靠市场竞争和自由企业去催生。至于政府，他们不太相信，对政府要求也不高，但就是别滥用权力，影响我的自由。所以美国人的法治观念极强，因为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法大于权，这是不用解释的常识。1974年水门事件曝光后，国会决定弹劾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当时还未决定辞职，仍召集内阁开会讨论一些经济问题。会议上，时任副总统的福特鼓起勇气声明道，在目前形势下，他已不能继续为本届政府辩护或从事国务活动了，以示自己不能将错就错，和一个有对抗法律嫌疑的总统站在一起。尼克松的反应是什么？他想了想，称赞福特“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后来也正是慑于违宪的巨大压力，尼克松终于选择了辞职。可见法治的力量。哈耶克在谈到法治时说过：“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自己的个人事务。虽然因为立法者以及那些受委托执行法律的人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凡人，从而这个理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是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美国人的实践和这一理论是很吻合的。
凭着对权力的怀疑态度和制衡体制，美国的宪政200年来一直在比较稳健地运行，政治上没有大的动荡，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说到怀疑，不少中国人总觉得不是个太好的词，其实怀疑恰恰是为了社会更理智地前进，是对自己和社会都负责的一种态度，虽然它看起来不那么浪漫、统一、快捷。罗素曾告诫世人，“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不要害怕思考，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美国人习惯说“disagree”（不同意），并且觉得很自然，人云亦云才不自然。
美国的发展里程，美国人这种不浪漫的、爱怀疑人的可靠性、相信并遵循法治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我想到了这么几条：
一，社会要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进步是靠持续积累的。多建设，少破坏。多务实考虑（邓小平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少天马行空的浪漫口号。
二，还是要靠法治建设，真正落实宪法中“依法治国”的纲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语）。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历史进步举世瞩目，在我看来，关键是制度的进步，是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许多制度的演进，激发了人民的创造活力。制度比时间更重要，而且是社会演讲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参数。有好制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其健康的生命力都有保证。好制度会让20年之变超过过去几个20年。为什么我们“过去耽误的时间太多了”？还是要从制度角度反省。
三，对权力的制约一定要加强。江泽民在中纪委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里面的突出问题，就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干部越缺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肃查处，为了维护法纪的尊严，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否则，腐败之风刹不住，也难以服众。”中国不能乱，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崇尚法律，制约权力，则并非其专利，我们有不少地方是可以也应该借鉴的。
香港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主张，“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之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我想，这也是一切深爱中国、渴望中国富强民主繁荣自由的人们的共同心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到了国外，你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到祖国在心中的分量。你张开怀抱努力学习和思考的目的，就是为了她的明天比昨天更好。
（本文写于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