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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去世不到5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说：“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中国的深层次体制改革开始升温，其目标不仅是建立起开放、公平、统一、透明和无扭曲的竞争的规则体制，而且是建立起在尊重私人产权、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有限政府和独立司法体系，为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开辟道路。从市场秩序的整顿，到资本市场的整治，从机构改革到清理“红头文件”、压缩管制审批、实现行政法制化，中国正处在新一轮体制大变革的前夜。
环顾世界经济，萧条之意尚未消除。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美国，目前是“半熄火状态”，何时反弹犹未可知（从二战后的10个衰退期来看，平均约为11个月），其前景主要取决于私人部门信心的增加，和在ICT（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的复苏。欧盟在2000年经济增长达3.4%，为近十年最高，但2001年的表现明显减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元区2001年和2002年经济成长的估计分别为1.7%和1.6%，远不足以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增长性衰退”。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十年来的第三次衰退，很多企业近八年没有增加过工资。日本的萧条使整个亚洲经济也受到牵连，1997年金融风暴后的短期恢复性增长已经结束。
从宏观来看，中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增长速度为世界先。但就微观而言，2001年，中国企业却纷纷感到冬天的寒意。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的一篇《华为的冬天》在业界广为传扬。联想电脑新的掌门人杨元庆提出，“联想已经进入冬天”、“战况空前惨烈”。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说：“未来的竞争不仅会更加激烈，还会更加复杂。”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说：“我估计10年内，90%的饲料企业会消失，借用现在网络公司老总们常说的一句话来说：没有一个老板在自己事业起始的时候就认为自己会关门，但是事实上有90%的企业是会关门的。”昔日的“乡镇企业楷模”科龙易帜，其内部长期累积的诸多问题浮出水面；乐百氏五位创业元老集体辞职，原因则是没有实现跨国资本对增长的期望；太阳神大股东以每股0.072港元的超低价格转让股权；万家乐商标被冻结；健力宝终于被收购；.Com公司一蹶不振，众多CEO功败垂成；股市黑幕层出不尽，资产黑洞深不可测。——所有这些让人心慌意乱的消息，都揭示出一个事实，中国一大批曾经声名辉煌的企业，在新的竞争形势下，原由的竞争力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远远与其盛名不符。
中国的企业先天不足（参看本章非常链接1：中美企业发展基础比较），更严峻的考验又在后头。总体而言，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企业面对着三大变局，分别是：由中国入世引发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大变局，由国内深化体制改革和规范经济秩序引发的企业命运变迁的大变局，以及由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变迁引发的企业成长方式的大变局。这三大变局之间相互联系和融合，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方式都和以前大大不同。每个企业都要在这变局面前经受考验。大整合、大重组、大淘汰、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中国市场经济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一幕正在拉开。
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截至2001年11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7260个，合同外资金额7371.2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905.20亿美元。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约为21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力的近10%（2000年底）。自1993年以来，中国连续8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1年，全球跨国投资出现了近10年首次下降，但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却显示，有92%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设立业务总部。中国依然是国际投资者看好的热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望保持在6.8%。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02年世界海外投资额将减少，但是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将增加。有关人士预计，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有望突破500亿美元。
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加剧了竞争，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吃人”，“吞吃中国企业”。它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担当起“育人”的工作；外资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如摩托罗拉在中国有700家供应商，2000年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人民币，2001年达到120亿元），不仅使消费者受益，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还可以抓住机会进入其全球分工链条，这是跨国公司“助人”的一面。
中国加入WTO，使外资对中国市场再燃热情，大大增加了它们对未来竞争秩序的良好预期。中国入世前，2001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修改了三资企业法，大幅度取消对三资企业的限制性规定，减少其对中国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顾虑（不少外资一向有“中国因素等于风险因素”的看法）。在整个入世过程中，中国一直承诺遵守WTO的“非歧视原则”。入世文件中规定，在下列方面给予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a）生产所需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及其货物据以在国内市场或供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售的条件；及（b）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以及公有或国有企业在包括运输、能源、基础电信、其他生产设施和要素等领域所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可用性。这样，外资将告别过去或多或少的进入壁垒，开始大施拳脚。而根据中国的入世承诺表，外资在中国市场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中国工业基本上可以说是全面开放。入世之后，中国允许国外的企业在国内设厂，按国民待遇，国外企业自己可以搞批发，搞零售，搞售后服务。汽车工业还有一个专门的条款，5年以后，即2006年，进口汽车的关税将从现在的80%降低到25%。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等服务业对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诱惑更为巨大。（参看本章非常链接2：中国入世承诺表）
在更早时，中国还承诺加快开放外资企业到A股市场上市及开放外资购并国有企业股权。“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必须由国家控股外，取消对其他企业的股权比例限制；鼓励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企的改组改造；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促进外资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篱笆”一倒，外资热潮可期。
其实，外资热在2001年已初现端倪。外经贸部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同期增长16.01%；合同外资金额为91.9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14.9%，平均每天有1.28亿美元流入中国。在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中，中国的地位已由“边缘化”而“中心化”，成为其全球经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即使受欧美经济不景气影响，未来一两年外资的投入在总量上未必有大的提高，但却更富有长期性，稳定性，外资来源更趋向跨国公司，层次更高。外资流向也将向服务业、高新产业、中国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等方面转移。
在中国总投资已达34亿美元的摩托罗拉公司宣布，未来将把在中国的投资提高到100亿美元，研发人员将从1000名增加到5000名；
世界第一大零售连锁集团沃尔玛将全球采购中心落户深圳，准备以此为基地，再向世界延伸20个采购据点。一、二年内，沃尔玛集团将停止采购外包，并将把年销售额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全部交给在深圳的全球采购中心及其所属的采购网络完成；
电脑巨子戴尔公司决定把其设在东南亚某国的生产厂搬到中国来；
柯达宁可关闭澳大利亚的工厂，以保证中国工厂的充足开工；
微软公司将设在上海的亚洲技术服务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今后几年中对其投资规模将达1亿美元；
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提出，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的本地汽车市场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目前，全球著名的汽车制造商如通用、福特、丰田、大众、奥迪、雷诺、奔驰、菲亚特等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全球最大的50家汽车零部件厂商超过一半在华建立了合资企业；
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沃达丰集团在中国加入WTO前夜，宣布成立中国分公司；
英特尔表示，它将促进中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强有力基地的发展过程。它的竞争对手AMD直言：其他地方都没有希望了，AMD把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
世界最大电信企业之一的阿尔卡特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中国，表示三年内增加3500名研发工程师。
……
跨国公司的这些举措，将使中国的市场竞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陈文玲的研究指出，中国入世后，市场竞争将发生十个方面的变化：
1、市场竞争将由国内的、局部的、不完整的竞争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变为国际市场的国内化。
2、市场竞争将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未来不仅是企业与企业竞争，而且是企业背后的集团与集团、供应链与供应链、连锁流通组织对连锁流通组织、物流体系对物流体系的竞争。
3、市场竞争将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的竞争。
4、市场竞争将由产品的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
5、市场竞争将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
6、市场竞争将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的竞争。
7、市场竞争将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
8、市场竞争将由价格战、广告战等单一形式的竞争转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层次竞争。
9、市场竞争将由对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对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
10、市场竞争将由完全决定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竞争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竞争。
在新的竞争格局中，跨国公司资本雄厚，有着长期的投资打算，能够耐得住资本的投入期、相持期，最终赢得收获期。很多跨国公司彼此之间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合作，建立起伙伴关系，过去一些伙伴（如物流伙伴、金融服务伙伴）受政策限制，不能进来，而入世后它们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扎堆”在一起，发挥协同效应，从而大大降低以前单兵作战、后勤保障不力的风险。在零售分销、金融、电子商务等方面，跨国公司极具竞争优势。而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少跨国公司对中国已经非常熟悉，本土化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企业。入世后的大规模开放和法律方面的透明，更为跨国公司展开大规模收购、直接控制中国本土公司，创造了开阔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例如，阿尔卡特通过控股和改制，在合资公司上海贝尔所持股份已经由31.65%增加到“50%加1元”，创造性地抢先突破了中国政府原来对外资在电信业中持股比例的限制；宝洁公司的外方股份已经占99%，中方只有象征性的1%；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收购上海银行18%的股权；相当多中国上市公司传出与外资合资、合作或战略结盟的消息，虽然短期内外资还不能直接介入证券二级市场，但它们可以通过购买非流通股权并购中国上市公司，以较短时间获得现成的生产设备、技术和管理人员，节省建厂时间，迅速建立产销据点。
令人瞩目的动向还有，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大量不良资产，也已经引进国际招标，如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招标已将帐面价值为108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出售给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投标团，将共组合资企业处置这批资产。华融公司总裁杨凯生认为，进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效益最高、成本最低的参与方式。外国投资者可通过获得企业债权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权，省却成立合资公司的许多前期成本。
可以预测，中国入世后，外资的强大实力将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表现出来，而且会在购并重组市场强烈地表现出来。与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相比，中国本土企业不仅财力、技术实力单薄、历史包袱沉重，而且有很多企业在治理结构、战略、管理上还像是“小学生”。比如只有很少的中国企业做市场调查、普遍重战术轻战略、公关高手多管理高手少、重销售轻营销、以价格竞争为主导、“制造商主导”而非“消费者获权”，等等。如何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与优秀的外资企业接轨，例如重视股东利益，增加经营透明度；不断提高营业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而不是仅仅重视市场占有率；通过选择和集中来加强有竞争力的主营业务；实现企业经营重点从制造向销售、服务转移，从硬件产品向系统产品转移，等等，这都将是中国企业面对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展望未来，在受外企冲击的领域，中国企业大致会呈现三种景象：一批企业将改换门庭、易帜变色、接受被并购重组的命运；——批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还有一批企业，机制灵活，管理先进，企业文化坚强，熟悉本土，它们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新的发展。对第一类企业来说，谁准备的早，准备的好，还可以卖个好价钱。对第三类企业来说，定位至关重要。要选择中国企业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不仅跟外企竞争，也要学会合作，善于合作，利用合作机会发展自己，有时“当好配角”也是一种好的选择（鲁冠球语）。
如果说WTO的外部效应是“外资热”，那么其内部效应就是国内的体制改革。WTO对中国的“锁定”，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永无回头之路，中国的部分经济主权事实上已让渡给了WTO。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就给国内的利益集团一个信号，政府如果不执行改革，将付出巨大的成本，在公众中威信降低，同时受到WTO的惩罚。所以利益集团最好死了心，不要再去试图贿赂政府继续保护其既得利益。一个受到国际规则制约的中国，其命运恰如博弈论中常说的，“绑起自己的手得到更多的自由”。
国内体制改革的另一动力，来自中国经济自身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如经济增长日趋乏力（2002年有可能降到7%，为1991年后最低），内需不足，缺少热点（房地产是唯一的亮点），紧缩日浓，利益集团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如股市黑幕对中小投资者的影响，电信、民航、公用事业部门屡遭消费者非议），贫富悬殊超过国际警戒线（7万亿储蓄中，大约80%为20%的人所拥有），金融投资渠道单调，企业诚信不高，农村市场疲软，等等。近年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高辉清，2001，“社会投资是否启动，完全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与财政支出力度大小基本无关”），相反却暗含着效率低下（老百姓称之为“富官工程”）、后遗症明显（很多基础建设是为GDP增长而硬上马的“长官政绩工程”，效益可想而知）、短期扩张政策长期化、依赖强势政府的危险（“现在猛收税，收了税再国家投资，投资再形成那些烂摊子，将来如何是好？”张五常，2001）。一位青年经济学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努力做好了润滑车轮、清理油路等一切工作时，车辆却仍然蹒跚而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更换汽车引擎。不能不考虑在2002～2005年间进行关键性体制改革的无可回避性。政府在高喊启动内需时，也许应该省悟其无所不在的管制，恰恰是内需疲弱的根源。”（钟伟，2001）
体制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也必须明确，那就是真正地尊重私有产权，以法律来保护包括创业自由和剩余索取权在内的人权，给予私人和私人企业完整的国民待遇（包括融资、市场准入、政府部门服务、平等身份、法律保障、意识形态判断等），打破垄断，以宪政（限制之政）保证善政，让政府从管制角色回到服务角色。
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执行董事谢国忠指出，目前，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跨国集团着重于设备制造业、重工业、文化产品、传播、服务，例如电信、汽车和快餐；海外华商倾向于轻工业制造和房地产基础建设等），在中国占据重要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当地的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比如说，一家美国公司若向美国政府抱怨，后者就可能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不利于地方官员的建议。这种可能性为外企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政治保护，而海外华人投资的企业则往往向当地官员提供厚礼以获支持。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的私人企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到今天中国加入WTO时，却无法保证民族经济有足够的力量发展为经济主导。他建议，中央政府应该给予私营企业特别的注意，只凭一纸空文，私营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比如，有规定说证券市场对私营企业一视同仁，有多少私营企业敢把这条规定当真呢？同时，在打破垄断的过程中，要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机会。政府考虑的不应是把什么留给私营企业，而是应该将它们视作增长的基础。在增长行业中，国企通常会被保留，因为增长掩盖了低效，但是增长一旦结束，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中国的深层次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江泽民的2001年“七一讲话”，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对私人企业、资本家的不同以往的新的认识。这当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借WTO之力，国内体制改革必将有重大的突破。
国内的体制改革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1、对于权贵资本企业（裙带企业），它们“浑水摸鱼”、“权力搅买卖”的时代将渐渐消失。
2、对于国有企业，除了一些国家垄断性企业外，大部分将走上被跨国资本、民间资本整合重组之路，或者自身进行股份化、私有化改造，否则，将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不仅是指国家直接控制的大型国企和各地的中小国企，也包括乡镇企业这样一度灵活但治理结构几乎与国企无异的“准国企”。很多上市公司名义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究其行为，实质上与以往没有什么差异，不过是多了一种圈钱的手段，更多是把股市当成“提款机”。这样的“现代企业”徒有现代之名，实质是地雷遍布，黑幕重重，永远不敢亮开盖子。所有这样的企业，未来所受冲击最大。据说，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先是看到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继而看到办公桌上的高档电脑有厚厚一层灰。这位高级合伙人评价说：“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其实，这家银行的情况不过是国企的一个缩影罢了。
近年来的“国企脱困”，虽则实现了帐面利润，但花费也十分巨大（参看本章非常链接3：国企“脱困”的代价）。政府通过国债投资、银行降息、债转股、银行不良资产悬置、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纺织压锭配套资金、“社保”基金留下缺口、出口退税、提供上市指标、关闭“五小”、裁员减负等诸多手段，再加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等因价格上升导致利润突增，以及电信、电力、铁路等部门依凭行政性特权获取垄断利润，群策并举，国企才完成了“搞活”的任务。但据统计，在国企产生的总利润中，大部分为排在前10名的垄断性企业所产生。
国企耗费大量的资源，却没有相应的产出，长此以往，国家势必难以支撑。很显然，这样一条输血式的“搞活”之路并非长久通途。新华社最近披露的河北某国企就是一个例子。该企业1999年股票上市，融资数亿元后，却从行业老大变成亏损大户。企业新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说，是国有企业的“富贵病”——实质是“优惠病”——害了企业。该企业上市后，钱多到不知该怎么花，看到房地产挣钱，便决定在广东、海南、山东等地开发房地产，结果上亿元投资难见收效；随后又发现轧钢厂赚钱，于是就匆忙上连铸机、轧钢厂等项目，又导致近亿元资金沉淀；机构改革，越改越庞大，一个8000多人的企业，竟有处级机构67个，处级干部163人，科级干部380多人，仅厂工会下面就设了生产部、福利部、女工部、文体宣传部和办公室等5个处级单位；企业的资金运营周期为700余天，等于投资1元钱，两年半才能收回。该企业富裕时曾投资建了20多家子公司，除一家挣钱外其余都在亏损，一个子公司几年没向企业上交过一分钱利润，公司经理道明其因：“不是我们不交钱，过去根本没人向我们要钱。”
另一家上市国企“春都”更加离谱，在乱投资、乱扩张、管理粗放导致企业困难重重时，一批“算命大师”竟成了春都的智囊团。“春都”的决策权基本由大师们掌握。大到人事任免、投资决策，小到领导出差的方向、办公室门的朝向，都要由他们看吉凶。“算命大师”说有个大门容易堵塞财路，厂里马上斥巨资新建大门，仅每年多支付门卫的开支就是几十万元。还有一位“大师”为了让“春都”支持自己在某地的生意，竟然用“国家迁都”之类的谎言迷惑领导。为了挽救危局，全体中层以上干部甚至被安排集体听大师们讲“意念”。千奇百怪，令人徒叹奈何！
国企真正的出路还是要靠彻底改革国企的基本制度，而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国企必然大面积地蜕变，其占用的资源向社会转移，向有能力发挥资源效率的企业转移。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观念转变。经济学家张维迎说，“帮助国有企业解困是怎么让老百姓的钱留在最困难的国有企业里，而帮助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怎么使国有企业流向最能经营好它的人手里边。这个指导思想不一样。”
只有一小部分国有企业，它们往往也是对国家经济命脉非常重要的企业，通过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建立优良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已经形成的优势（如资源优势、庞大的客户积累），有可能脱胎换骨。但在面对这样的案例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它们的国企身份，恰恰是由于它们的再造——真正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和国际化竞争水平接轨。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国企要成功，都必须经过对传统国企体制的“反动”。（参看本章经典案例1：卫留成领导的“中海油”）
3、对于民间资本企业，则将呈现三种命运。
不择手段、不讲信用、惟利是图、坑蒙拐骗、走私骗税的一类，注定没落。
“做生意而不是做企业”、善于抓机会却疏于管理的那一类，会发现赚钱越来越难。即使这些企业的规模已经做的很大，但危机随时会来。它们的未来，决定于能否超越自己，切实提高管理的水平，变革它们在旧有的不规范、不诚信、信息不透明时代形成的经营思维和管理方法。
最后一类，是“企业家的企业”，则将迎来新的大发展的春天。
企业家是创造企业价值的专门家，是“以企业为家”、经营企业的专家。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10位当选者，9位企业家，其中民间企业家有四位，刘永行（东方希望集团）、鲁冠球（万向集团）、王文京（用友软件）、史玉柱（巨人集团）。如果这一类民间企业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的待遇，其竞争力是没有疑问的。海外众多华商的成功，华为、联想、TCL等本土企业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它们也会遇到变革阵痛，关键在于能否克服成功后的惯性、惰性，以及思想、文化、战略、管理上的局限，能够与时俱进。
这种“企业家的企业”，既有私人企业、合伙企业、家族企业，以及它们的“升级版”、“改良版”——也就是向公众、机构投资者、内部员工开放股权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也有已经从“红帽子”（地方国有、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里解放出来、实现了产权改造的企业。它们共同的特征有：起点都很卑微，没有国家资本的眷顾，没有垄断的特权，不靠歪门邪道和权贵提携，而是以平凡之身，投身市场，最后以竞争力称雄市场；在它们中间，企业家才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批在竞争中打出来的企业，乃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希望。
事实上，在跨国公司的冲击面前，中国不少新兴的民间企业不但没有被冲垮，相反还在冲击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中国造”风靡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具有本土诸多优势的中国企业在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竞争力之后，完全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不可能“通吃”所有领域，就像奥运会比赛没有哪个国家能包揽所有冠军。中国有弱项也有强项，在一些项目上也有问鼎的可能。
经济学家徐滇庆的研究就表明，中国入世之后将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一方面，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加上农村还存在着将近2亿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缓慢；另一方面，这20年来，1亿2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转化为产业工人，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虽然中国生产的玩具和鞋帽只要几美元一件，利润很低，但是，正是这些出口商品提供了千千万万就业机会，在就业过程中完成了对劳动力的培训。培训使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低工资，加上不低的劳动效率，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还将在中国人手上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在继续强化，并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发，逐步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进军。中国生产的廉价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等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锋芒初露。在2001年，中国机器横编纺织产品成为对日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在电视机、手机、半导体芯片、机床、造船等行业，中国已经是日本企业不敢轻视的竞争对手。日本美能达公司宣布将逐步结束在日本生产照相机而改从上海进口。美国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说，他到日本仅仅两天就明显地感到，日本企业界对中国提心吊胆，这就像在70年代美国担心日本一样。
在中国市场上，本土民间企业挑战甚至战胜跨国公司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刘永行领导的希望集团，挑战强大的泰国正大，使它的日子非常难过。刘氏兄弟20多年的奋斗经历证明了，“中国人那么多，也都很聪明。只要我们一心来做事，又努力学习别人好的方法，中国就会更好。”对于中国入世，刘永行以“不怕”二字概括他的看法。“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国内，民企更具有熟悉国内市场和成本低两个优势，而外企到中国来，往往都有代理链过长，决策反映慢的弱点。况且对民企来说，入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很多行业会对他们开放，机会是主要的。”当然，他也认识到：“2001年以来，民营企业的投资有下降趋势，主要是税负过重，原来有些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现在又变小，由实业公司变成了个体户，因为个体户是包税的。大量中小企业从实业转向了投资，变成了买房族、炒股族。”这说明，只有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改善外部的营商环境，中国的民间企业才能创造新的辉煌。（参看本章经典案例2：“大陆王永庆”——刘永行）
和刘永行同在“福布斯榜”上的仰融的故事似乎更加传奇。它的寓意在于，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分工协作的资源，完成快速的飞跃，尽快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智慧往往是超乎想象的。（参看本章经典案例3：仰融：改写中国汽车业格局的那个人）
除了体制变革的影响外，对经济秩序的全面规范，如打击走私骗税，整顿资本市场，打假维权，保护知识产权，扫除地方保护主义等等，也将对中国企业发生深刻的影响。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一个渐趋规范与透明的市场上竞争，走正路，是竞走而不是乱跑。（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第十章“回到根本”中有比较详细的评论）
中国企业面对的不仅是WTO冲击和国内改革带来的大变局，在最近一二十年，全球经济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转型和产业变迁大大加快了。这种大的变迁，改写了旧的竞争序列和竞争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第一”到90年代美国独领风骚，就是一个最醒目的例证。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当外部变化的速度超过内部变革的速度，企业的末日就会来临。“学习型组织”概念的首创者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中提出的长寿公司的首要标志，就是对周围环境具有快速、敏锐的反应，以便学习、调整和适应。“不论这些公司是通过新技术，还是通过自然资源来获得财富，它们与周围的世界都是非常和谐的。虽然战争、大萧条、技术与政治变迁在它们周围显得变幻莫测，它们似乎总是善于调整自己，永远能因时制宜。”
21世纪的世界经济，经由投资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的影响，受到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革命的牵引，遭遇地区差异、环保浪潮和人类精神需求的冲击，正在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大趋势。对中国企业而言，必须注意以下8个最主要的方面。
1、经济全球化：不可动摇的逻辑
信息革命、科技进步、资本流动、交通便利，让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彼此之声相闻的小小村庄。而跨国犯罪、难民迁移、环境污染、艾滋病传播，还有最新的恐怖活动，也使得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互相交织，难以截然分离。“纽约上空一只蝴蝶飞翔时搅动了空气，几天后会在北京变成一场倾盆大雨。”这句混沌学的名言，在今天并非妄说。过去100年中，世界人口4倍增加，经济产出18倍增长，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碳的释放增加了3倍，大气升温速度越来越快。1900至1995年，全球淡水消耗量增加了6倍。人类尚未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又面临着第三大挑战——给予后代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未来。
历史已经证明，全球化的综合逻辑不可动摇，其势头无法抗拒。资本的流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加快革新和扩散，为个人和国家都能带来新的经济机会。不参与全球化，就只有边缘化甚至更赤贫化。已经实现较高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并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在过去25年中，亚洲经济年增长率为7%，拉丁美洲为5%，而基本上被排除在全球化以外的国家情况最差，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片地方。
对中国企业来说，全球化的机会也大于挑战。中国在很多产业和技术领域如同一张白纸，可以直接与国际最先进的技术接轨，如新的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互联网产业。全球化造成的资本和知识流动，市场竞争与市场分工，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了活生生的课堂和巨大的参与机会。在世界进入中国、中国了解世界之后，中国一些优秀企业必将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自身的国际化。
笔者在洛杉矶学习时，发现加州一些大学商学院学生的实习地点已经由欧洲、拉美改到中国。也就是说，学生的实习也是全球化的，为的是早一天建立全球化思维——全球化是由不同地区的本土化构成的。
按照GE前任董事长韦尔奇的看法，“不断地分享全世界的经营经验和文化精髓，将使企业无论在经营上还是思维上都实现全球化。”全球化的最初阶段是出口经济，再往后是公司经营地区化，最后是人才全球化。日本企业竞争力不足的关键就在于没有实现人才的全球化。韦尔奇提出了“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观点，即公司要使用本地人才，推行本土化，但他们融入公司文化、成长起来后，就没有必要呆在当地，可以到别的国家工作，让本土的人才走向全球化。
中国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如果说跨国公司不进行本土化很难在当地成功，那么中国企业不加入全球化，参与全球化分工，将来就是在本土也将越来越难以立足。
2、服务经济：以客户为中心
产品经济时代正在向服务经济时代过渡。许多前沿企业已经用定制化、个性化、实时的服务代替大众化、固定化的产品。这是真正的“客户导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者主权越来越明显，生产商必须从“无因退货”这样的售后服务阶段，走向吸取消费者意见、将其直接体现在产品设计中的产前参与阶段，为消费者定制产品，使产品个性化。这里的一个突出趋势是，生产商、制造商变成了服务商，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从销售产品变为提供服务，提供解决方案，并通过服务创造更高的利润。IBM公司近年的不俗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服务，包括传统的IT服务（ITS）、商业改造服务（BIS）、外包服务（SO）等。
以戴尔电脑为其大客户福特汽车提供的服务为例。戴尔为福特不同部门的员工设计了各种不同的配置。当通过福特公司内联网接到订货时，戴尔公司马上就知道订货的是哪个工种的员工，他需要哪种计算机，接着就组装合适的硬件，甚至安装适当的软件；又如GE的喷气式发动机业务，现在的商业模式是以一笔综合性收费，向航空公司出售在一定合同期限内得到的保障发动机正常运转的时间，其中包括零件、维修、备用发动机、融资等——保障飞机飞行的一切服务。公司实际上成了“推进服务”的公司；再如软件业，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亚勤指出，目前的软件开发方式还是“打包式”：企业首先结合用户和市场的需求，对软件的整体架构、功能设置进行定义，然后开发，进行成品测试，之后的一段时间，技术支持部门根据用户的反馈对软件的功能进行调整和完善，直至一两年后推出新的软件版本。厂商也就从这样一个“研究——发布——推出新版”的循环中获利。然而，网络革命所带来的服务化趋势，为软件产业开辟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的获利途径，同时使用户能够获得更加简洁、更加全面的服务享受。这种模式，由于是在系统后台借助网络运行，使得软件的安装与升级成为完全透明的过程，不必费心安装光盘或担心软盘损坏，不必自己找寻软件的后续版本。此外，每周7×24小时的实时用户服务也最大限度地解除了软件服务购买者的后顾之忧。由销售包装产品到销售服务内容，软件产业正在向订购服务的方向转变。
要创造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必须依靠网络技术。笔者在美国买了一些住宅设计、装修、园林艺术的软件，它们以高度多样化的基本模块为基础（很多是动态的，因为要根据材料商的供货变化而增减），让你在网上自己给自己设计家园。在美国，Levis牛仔裤等产品已经可以做到完全的个性化，你在网上为自己选择款式、材质、尺码、颜色等标准，然后订购即可。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对产品经济思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然而，服务要做好却远非那么容易。卖服务与卖产品不一样，卖产品只要品牌好，有强大的市场推动能力和渠道体系就可以了，而卖服务的关键在于人，而且必须要有一套精细的成本核算方法。
中国很多优秀企业，都提出向服务方面转型。华为、东软、远大空调等一批企业在为客户提供维修或维护服务时，都是通过互联网直接进行诊断，发现问题，进行排除。联想2001年提出转型的一个方向就是“服务的联想”。服务是跨国公司的强项，“以客户为中心”是他们长期形成的文化。例如，在国外，汽车制造商一般都提供消费者融资服务，不仅为消费者造好车，还帮助消费者买好车，将消费者的付款情况作为确定总成本的一个指标。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差距很大，需要急起直追。
3、技术：所有行业都是信息产业
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运用，改变着整个世界经济的面貌。计算与通讯的融合趋势，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沟通障碍，令沟通将在任一时刻、任一地点、通过任一手段实现。最新的研究表明，新一波互联网浪潮——“网络技术”将把互联网上的所有资源全面联通，“给我一个接口，我就能驱动整个地球”已经不是虚言。虽然纳斯达克指数一年之内从5300点跌到1600点，无数.com公司梦想破灭，但主流公司正在加大在网络上的投资，如微软的.NET战略就把整个公司的发展都架构在网络之上。
在美国，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所有行业都是信息产业”。例如，美国每年300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中，1/3被用于获取、存贮和处理信息，包括患病记录、医生说明、化验结果和保险要求等。企业的价值链，企业之间通过相互供货和采购活动形成的供应链，都在信息化，都在通过电子网络相联系。信息技术的运用无所不在。
在强调开放性、交互性的时代，闭门造车、抵制国际通行标准和先进技术的行为，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江小涓的研究证明，过去30年，技术的跨国流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跨国技术转移的80%是在同一个所有权企业之间进行的，例如中国很多企业的技术是美国通过在中国投资带进来的，跨国投资带进了跨国技术转移。通过比较研究还发现，国外给的技术到中国来，90%以上商业上是成功的，而我们大型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优惠下以技术改造产生的技术进步，则2/3变成了银行的呆坏账。另外，科技全球化导致技术成为非常普通的商品，技术市场变成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市场。除了极少数技术外，绝大多数技术越来越像普通商品，第一你可以买到，第二它是买方市场，这导致技术的所有者不可能索取高价。因此，中国企业在当前的要务，还是要尽可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在这个技术平台上再考虑有所创新的问题。孤芳自赏式的“技术创新”，看似有益，实则无用。
技术突飞猛进的变化，也对企业的研发模式、管理模式、营销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必须及时追踪前沿性的技术，应用于产品，产品的“新鲜度”在竞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技术也是管理的基础，技术也是一种文化。中国一批优秀企业近年纷纷采用ERP（企业资源计划）、SCM（供应链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管理工具，对于打破金字塔式的集权管理模式、形成业务流程与管控流程、财务集成的一体化，促进企业的透明度、快速沟通、弹性和敏捷反应能力，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今后，技术手段的创新将成为企业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的必备条件和推动因素。
4、知识经济：知识和创造力的管理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如果说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存在形式是土地，工业社会中财富的存在形式是资本，那么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信息、技术、创造力是比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更为重要的资本。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指“为提高企业竞争力而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和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过程”（美国生产力与质量研究中心）。如果说科学管理代替经验管理是“第一次管理革命”，知识管理将是“第二次管理革命”。
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知识资产和知识管理的投入将是最明智的投资，企业原有管理者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例如，CEO（首席执行官）要成为知识学习的倡导者，要考虑知识外购和扩大企业知识内需的问题；CIO（首席信息官）要考虑以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建立KRM系统（知识资源管理）；CKO（首席知识官）考虑知识共享和公司核心知识资源的保护问题，他还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总协调人，要考虑开发什么样的专利技术，如何用专利技术阻隔对手，或者和对手交换专利；财务部门要评估如何为知识能手“定价”；人力资源部门要设计弹性工作和灵活工作的新的绩效管理方法，并将培训作为提高员工知识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手段；营销部门则要充分利用数据库管理以求索关于消费者的知识。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不再稀缺，企业最感匮乏的将是人力资本——才能、知识和创造力。这是新的稀有资源。在传统制造业，一个再身强力壮的熟练工人顶多会比他的同事多创造几倍的产值，但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时代，一个有创造力的知识能手、知识英雄会比一般人创造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值。因此，能否吸引、激励创造性人的创造性劳动，就成为竞争的关键。这种方向正在重新定义新经济条件下的公司——公司不是雇佣劳动的机构，而是激励劳动、让劳动价值真正得以体现的工具。现在的CEO要做企业的“第一人事经理”。
诺基亚公司提出，我们给员工的只有“一个指南针和一张地图”，员工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不必有太大限制。在一个变化的年代，企业已经不再先验地具有教育员工的资格，企业和员工同样都是学习者，而且“企业智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员工智商”的提高。过去我们习惯说“让员工和公司一起成长”，现在要说的是“先让员工成长，公司自然得到成长”。过去，公司的文化是要“窄带文化”，现在要变成“宽带文化”，容纳各种声音，而不是一种声音。不仅要倡导终身学习，而且要倡导时时学习，以空杯与归零心态，争取比对手学习得更快，成为“无边界的学习的公司”。
中国的知识经济刚刚发端，但知识管理却是每一个企业都会面对的问题。如何让分散的、零碎的、存储在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与信息累积成可持续使用的、不因为人的流动而消失的资产，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安达信咨询公司（从安达信会计公司分出来后改名“埃森哲”）的经验是，将所有信息组合成一个中心知识库，力求使企业的所有知识都变成可以查询和获取的显性知识。该公司的知识管理系统基于普通的软硬件平台（Windows、Lotus Notes和PC机），所采用的三大技术是群件技术、Internet/Intranet、数据库和指示系统（Database&Pointer System），其中使用最频繁的技术是：用Lotus Notes确保信息能够安全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用语音邮件保证人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进行交流；建立“知识基地”，提供最佳实践数据库。该数据库汇集各类项目报告，共2万多页，在总部有25个人监督它的使用情况，并对内容进行整理，其提供的定量和定性工具能够帮助咨询人员“构建事件的框架，并按优先次序排列”，新员工则可以通过全球培训数据库获得所需知识。公司所有员工都是内部网的用户，网上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公告、相关资源以及网上对话与讨论。
中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尤其是新技术企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在明天，不懂得知识管理的企业，其竞争力一定是非常脆弱的。
5、速度经济：速度成为首要经营目标
“速度经济”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提出，意思是“因迅速满足客户需求而带来超额利润的经济”。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快速满足消费者需求，才能令库存和资金占用降至最低，令资金周转达到最快，企业效率达到最好。波士顿咨询公司很早以前就预言：“总有一天速度必将超过成本或品质，成为涵盖企业整体的首要经营目标。”当速度成为竞争中起决定性的力量，以速度打击规模、以速度利润战胜规模利润就成为最强的竞争手段。
在战术层面上，追求速度意味着用网络技术改造价值链，使生产链变成需求链，减少不确定性和非生产性延误，在整个供应链上共享信息并协调决策，用速度实现成本有效性。戴尔（Dell）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抛弃大规模生产和代理商分销的模式，采取消费者定制的直销模式，通过IT和网络技术，在几个小时之内为顾客定做电脑，用对消费者需求的反应速度，建立新的行业标准。戴尔公司的生产与配送主管John Egan说：“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定单、联络、时间……和高速度。”
在战略规划的层面上，追求速度意味着，由“想好了再跑”到“边跑边想”、“边跑边改”。GE前董事长韦尔奇对业务部门讲，“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the first”，第一重要的是做第一，他要求他们快速地跑出去，加快起跑的速度。
而从对质量的理解上，以速度为中心的质量观强调，要从静态质量走向动态质量，认为对质量的持续改善比质量本身更重要。
中国不少企业一旦做大，就失去了速度和灵活，结构庞杂，层次众多，然而规模化的资源却发挥不出规模化的效益。分支机构越多，信息孤岛反而越会大量出现，产供销信息链失灵，购销脱节，企业经营决策滞后于市场。要解决这→问题，必须从技术手段（外部网和内部网）上进行大的改革，让信息以全部供应链交易（从原料到零售）为基础，在整个供应链上都能实时看到，在互联网上把寻找和发现适当价格的费用降至最低，最终实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顾客提供正确的产品”的梦想，实现规模扩张与集约经营的结合，速度拓展与信息共享的结合。
6、非物质消费：未来最大金矿
不久前，笔者应邀参加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开发的培训课程。两天两晚，4500元费用，不包吃住，学员有199人。主要内容是启发人找到生命的意义，以积极心态投入生活。一些很普通的问题，通过精巧的包装，却产生了强烈的互动效果。要全部修完一系列的课程，大概需要3万多元。当我看着许多学员泪如雨下地倾诉他们人生的痛与非，突然有一种感觉，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在卖一张擦拭泪水的手绢，当这张手绢满足了人们哭泣和诉说的需要时，一般的定价原则已经完全失效了。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非物质的需要将是21世纪中国内需的一大来源。旅游、娱乐、教育、培训、文化、艺术，莫不如是。人们在其中购买的是感觉、知识、体验、心情、心灵的激荡。我的朋友李阳，以自创的“疯狂英语”赤手空拳打天下，其市场规模让外人难以想象。2000年，他组织的一次两个星期的英语夏令营，6000元学费的价格，吸引的学生竟达到千人。以影响力作资本，李阳最近已入股广东的一家复读机企业，以无形驾驭有形。
除了非物质消费本身形成的市场，在另一个向度，“经济正在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现出的生活方式”（丹尼尔·贝尔）。我们看到物质产品的设计、生产、形象、推广中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人性化、人文性的色彩，和生命贴得越来越近。这种物质产品中所包含的非物质的价值，在很多时候比产品的使用价值，更为重要，也具有高得多的溢价能力。
中国在非物质消费方面有着巨大的市场。一方面，一部分中国人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物质财富的问题，购买能力很强；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教育体系的问题，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压抑，中国人在心智、情感方面有着潜在的巨大需求。因此，这个看似无形的市场，将成为21世纪中国最大的金矿之一。
7、市场关系：从竞争走向竞合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怎样看待竞争、参与竞争则大有学问。中国不少企业一想到竞争，就是你死我活，我死你也别想好活，所以恶性的价格战此起彼伏，相互间的攻击不断升级，最后大家都没有利润和发展。而跨国公司的观念是超越竞争，占领“无竞争领域”，如微软以制订标准的办法“君临天下”，IBM公司最早倡导“电子商务”概念，不遗余力地宣传，几年后大获丰收；同时，跨国公司在竞争的同时很注意合作和协同，很少互相攻击，而是各展所长，共同维护市场的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国际优秀企业在越来越强调弹性、活力、敏捷、灵活、变革能力的背景下，纷纷选择以虚拟组织、战略联盟、外包外协、协同竞争等方式建立竞争优势，从而超越一体化的、自给自足、垂直或横向整合的战略。耐克这样的企业已变成了“品牌运营商”，只做设计、营销工作，生产完全外包；思科也很少自己的工厂；爱立信停掉中国区以外的手机生产，摩托罗拉关掉欧美部分手机厂；IBM向Dell转移电脑的生产与销售；不少企业共同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共同承担一些高风险的研究开发任务。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大量出现，老对头可能成为新朋友，朋友又经常是策略性的、阶段性的。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一个企业不可能涉足太多行业，在研发、供应、物流、经营、市场上也不可能是全能冠军，必须选择价值链中的一个或者是多个链条作为自己的核心，而将其它的功能虚拟化——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外力进行整合弥补。外包就是把非主流、非重点领域的业务，把自己做不好或成本太高的业务，交给外包商去做，从而把有限的财力和人力，放在发展重点产品和解决关键环节上面。例如，为了专注于自身的主流业务，柯达公司把其数据处理业务外包给IBM公司，基于同样的理念，IBM又把自己的全球网络系统业务（IGN）外包给更专业的AT&T公司，而这原本是IBM内部一个很庞大的网络系统，全球500强中的很多企业都在使用这个网络系统。
专注于自己擅长的核心，追求组织的弹性化，尽量整合外部资源而不是将所有资源都背负在组织内部，这将是中国企业今后的一个发展趋势。
8、组织形态：扁平化和无边界
从组织形态上说，以前的公司组织大多是树形或金字塔形分布，今后将更多地向“好莱坞模式”演化——有好的创意，找投资人，编剧写剧本，请导演、选演员，拍摄完成后由推广人员负责造势销售。在鸿篇巨制背后，是既相互独立、随时整合的团队。一部电影拍完，成员也各奔东西。当新的创意产生，新的团队也随之诞生。
企业的“好莱坞”模式是指，尽量不要让企业组织固化，搞成“大而全”。掌握最核心的资源之后，应该尽可能利用外部的资源，建立社会化的服务平台，使企业更专注，业务更集中，在企业与社会的边界上“向自我回归”。
同时，由于企业需要更快地响应客户要求，传统的多层级组织结构也必须被打破，企业组织必须“扁平化”。为了向顾客提供“无边界的服务”，企业内部“画地为牢”的部门职能界限，也必须随时调整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