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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因为一个民族的苦难，而低估人民改变他们命运的智慧和勇气。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无数以国家复兴为使命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使那个穷困、保守、封闭、专制的“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代人都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赋予了“中国”新的涵义，新的意义。他们的热血、勇气和创造力，推动着改变中国、创新中国的历史大变革，构成了一个民族寻求复兴的不间断的悲壮历程。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中国的悲剧命运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向。对这一转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激励因素，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朴素的常识、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演化过程中，在与外部世界相融合的开放条件下，逐步建立一套可信赖、可持久的规则，鼓励财富的创造，让创造性的知识自由流动，尊重和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推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吸引更多的人才去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种在制度方面逐渐呈现出来的变化，是“中国的奇迹”的根源，亦是对中国其他一切现代化的最有力支撑。
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法则并不深奥。与其说是高深的学问，毋宁说是一种常识，一种对人性的体察，对人民的信赖。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我坚信，让每一个人以他最快的速度自由地获取财产，对所有人都有益。”亚当·斯密的经典表达是：“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即使是恩格斯也指出过：“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公有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与这些常识相对抗，中国则在思想国有与经济国有的弯路上走了太久，借用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以为人为设计高于自然秩序，计划优于市场，而实际上，“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大跃进”和“文革”之灾难，实在并非偶然。
尽管对计划经济的膜拜和全盘公有的控制经济，让中国人吃够了苦头，但计划经济思维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管总比不管好”的历史惯性超乎想象。很多人也许不知，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92年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历时达13年之久。
如果世界上果真有万能的上帝，则由他规划管理一切的计划经济当然比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更好。很多政府都曾经想做这样的“上帝”。可问题是，我们一次次地看到，所有这些疯狂而自负的“上帝”，其表现出的智商总是较社会平均水平为低，至于腐败倒在其次。
公有制企业确是美好的理想，但遗憾的是，它很难对经济进行核算。奥地利学派的大师米瑟斯1927年对此就作出了分析：只有供需均衡的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地配置，而供需均衡价格是在生产方追逐利润极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极大化的动机下达到的，也就是说只有生产方和需求方利益动机对立的情况下才有均衡价格的出现。而在全面公有制情况下，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产品价格如果定得太低出现亏损，这无关紧要，因为人民享受了低价的商品；产品价格定得太高出现盈利，盈利最终上交国家，仍旧用之于民，同样无关紧要。于是价格只起会计记录的作用，不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所以公有制企业不可能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也不会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价格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左右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没有价格引导，当然也就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核算——“这正是我们过去三十年计划经济中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价格混乱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参考坐标。无论多聪明的人失去了价格信息就不可能制订出一个正确的经济计划，连一种商品该进口还是该出口都弄不清。”（茅于轼，1997）
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瓦解，计划经济思维-浪漫的幻想加致命的自负加管制的诱惑，“三合一”的混合物——在中国的瓦解，与一个人的作为有关。他就是邓小平——我心目中真正的伟人。
本书写作之时，正是邓小平1992年1月视察南方十周年的日子。他的形象和朴素话语经常从我心海深处浮现出来。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历史负累异常沉重的超级大企业，邓小平就是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在关系到企业命运的关键时刻，他说出了无人敢说的“历史进步的常识”，引导中国这个企业实现了至关重要的理念创新和战略创新。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鼓励创造财富，为创富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穷了几千年了，再穷下去就没有地位了。不改革死路一条。”
邓小平希望用市场经济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所谓市场经济，也就是相信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能力，必定优于国家的计划和组织安排。他在很多讲话里都呼吁给下面、给基层、给企业自主权。他抨击“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指出官僚主义“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为了实行市场经济，邓小平十分重视向西方学习，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敢于承认落后，由此乐意与先进国家代表的游戏规则“接轨”。他提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他多次说过，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他在鞍钢针对国有企业的问题说：“日本年产六百万吨钢的企业，行政人员只有六百人。鞍钢现在的年产量是六百多万吨，行政人员有两万三千人，这肯定不合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伟人所以为伟人，不在于个人的才华与魅力，而在于能够把握天下大势，遵循客观规律，顺乎民心，引导一个民族进入正确的发展轨道。伟人所以为伟人的价值，既在于当时的丰功，尤在于造福后人的伟绩。我们单从一个小小的角度看，没有邓小平的开明，民族资本家荣毅仁不可能重出商海，“傻子”年广久会深陷牢狱，“海归派”企业家们连走出国门的机会都没有，科技人才决不会成为“财神爷”。今天，在《福布斯》中国100位富豪的排行榜上，几乎全都是从这些方向走出来的人。
市场经济兴中国。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比重为4%，政府指导价比重为1.2%，市场调节价比重则达到了94.7%。农产品价格和生产投入物价格方面，市场调节价比重也分别达到了83.3%和86%。市场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管理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复兴，1978年到199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3%和发展中国家4.4%的平均水平，中国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多。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5800亿元，居世界第六。
1992年，邓小平在顺德视察时，一个农民对他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邓小平的伟大抱负就这样化成最普通劳动者的认识。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名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给资本主义下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用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三联书店，191页）以此而论，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经济的性质已发生了历史性的演化，私人资本在经济中的分量与日俱增，已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有资本从众多竞争性领域的退出，表明政府正在回归本位，即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再是为了自己的资本利益（搞大国企）而运转。从“国企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代名词，到“民间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最大变局。
邓小平事业的接班人江泽民，坚持并发展了市场经济路线。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江泽民6次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说股份制已经超越了私有制。而股份制，在将股份量化到个人这一点上，乃是对传统公有制的巨大突破。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只要符合标准，也可以入党。中国共产党由此将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样，中国的民间资本的力量就不仅在经济层面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生活中也将拥有应有的地位。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必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新的进步。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在经济中，如果说资源是由市场来配置，则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如果说资源是由私人资本来配置，则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无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20多年的实践已经一次次证明了邓小平当年论断的正确性。因为邓小平最相信人民，相信人民自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