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经干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1二山万水，想尽干方百计。
——一位农民购销员的自述
焦炭 纽扣 新校徽
1979年的一天。月高之夜。
一辆从北方开来的大卡车正在飞驰，这时已过了长江，进入浙中盆地永康县的境内。
也许是连日奔驰。驾驶员已是疲劳异常，永康的沙石路又不太平坦，终于在江南名山方岩附近的桥下村，只听汽车“轰”的一声，翻在路旁。
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
第二天清早，桥下村的农民起床出门，便发现路上翻了一辆卡车，司机已不知去向。地上四处是倒翻出的焦炭，大约有四五吨。
有几位年轻人拿了畚箕，把焦炭扫成十几堆，然后在路边叫卖起来。谁知生意竟很好，许多乡镇的小五金工厂都来买，短短几天就卖光了。
生意那么好，那几位青年人就动脑筋了。数日后，有人便奔北方去了。
一车车的焦炭又运到了永康，这回不是过境，而是农民们特地买来经销的。
渐渐地，桥F的焦炭在邻近县镇出了名，成了一个极热闹的集散地，1984年挂牌，名曰：永康焦炭市场。
1978年的一天，大约是秋季。
一对垂头丧气的单氏兄弟打算从河南回家了。他们辛辛苦苦弹了一年的棉花，扣除食宿零用，只赚了个来回路费，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在到火车站的路上，他们匆匆经过一家国营纽扣厂的门口，哥哥突然眼前一亮，在墙角转弯处他发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报废纽扣。
“反正是空着手回家。不如捡回去，说不定能赚点钱。”哥哥嘀咕说。弟弟一想，有理。但是他们手头又没有麻袋，怎么办？弟弟眼睛一转，便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脚用绳子扎住，纽扣就哗哗地倒了进去。
他们的家乡是浙江永嘉县的桥头，那是浙江南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单氏兄弟的纽扣摊子一摆开，没三天就被一抢而空。兄弟俩一点钱。净赚156元8角，比他们弹一年棉花获利还多。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桥头的纽扣也越来越多……几年之后，这里竟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纽扣市场。
1979年的一天，记不清是什么时节了。
一位姓叶的农民正摇摇晃晃地蹒跚在苍南县金乡的土道上。他在连襟家里多喝了两杯，这时头晕得慌，到了一堵大墙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吐后的嘴巴又苦又酸，他随手往墙上一抓，正好抓到一张报纸，撕下一块擦了嘴，剩下的揉成一团往口袋里一塞，继续走。
第二天，酒醒了，这位叶老兄丁丁当当地千他的小五金活。中午，他坐在门口纳凉，往口袋一摸，摸出了昨晚撕下的半张报纸，他认字，便无聊地读了起来。
忽然，他眼皮一跳，一条消息吸引了他。那是一份《读者来信》，湖南一位师范大学的教师向编辑部写信反映，当时国内刚恢复高考，各大高校招生量陡增，便出现了校徽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情况，许多高校因此发不出新校徽。
校徽，不就是一块铝片敲敲打打吗？他顿时手痒，便依着报上的地址，给那位教师写了封信，说他要多少校徽都可以马上供应。
一周后，回信来了，要两千只，依图制作，看样付钱。
叶家做校徽的事当晚就传遍了全金乡，很快一封封定货信从这个小乡村飞往全国各大高校。1982年，金乡人做的校徽和塑料饭菜票占全国总需求量的50%。
全国最大的铝塑标识市场，就这样闹哄哄地诞生了。
假如在那个月高之夜，大卡车没有翻倒在永康桥下村；假如在那个垂头丧气的秋天，单家兄弟没有从河南背回两裤腿的纽扣；假如在那个不可考的日子，叶老兄没有喝醉酒，没有搬下那张报纸……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在做着这样的假设，追问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永康的焦炭市场、桥头的纽扣市场、金乡的铝塑标识市场，还会出现吗？
这样的问题，已几近抬杠了。但是说实在的。在浙江市场的无数发迹传奇中，确实充满了太多这样的偶然。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终于让人会忍不住问一声：
为什么？
是老天特别地垂青浙江人？
还是浙江人的市场神经天生就特别发达？
运焦炭的卡车翻掉的不止一辆，为什么在别的地方没有“翻”出一个焦炭市场？
那堆花花绿绿的纽扣倒在墙角不止一天了，为什么独独被单氏兄弟“背”出一个纽扣市场？
那封《读者来信》大家都读到了，为什么全中国就金乡那位叶老兄“读”出了一个铝塑标识市场？
一个更大一点的“为什么”是：
为什么资源贫乏、地处偏远的浙江农村会出现最早的市场萌芽，继而义发育成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群？
在那么多的“偶然”背后，是仅仅堆积着另一群“偶然”，还是涌动着一个悠长深厚的“必然”？
“善于背东西”的人
中国，浙江。
站在一张大比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远远望去，浙江正处在这只昂首高歌的金鸡的前腹部，北与沪苏接壤，南连闽粤，西通赣皖，东临大海，一条温驯的钱塘江自浙、皖、赣边境的莲花尖流出，呈“之”字形，蜿蜒400公里，穿省而过。每年秋天，钱塘江人海口的大潮，以汹涌壮观为天下闻。
“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逸仙说的是天下大势，写的是钱江大潮。
这里，自古便是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这片滋润富裕的江南水土上，到底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们？
让我们试着透过一位外国人的“第二只眼睛”来看浙江人。
1861年，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古老而沉重的国朝大门刚刚咿呀洞开。一位长着一把火焰般红胡子的德国人在中国大地上好奇地行走着。
这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博士，是一位失意的地质学家，这一年，他得到上海英国商会的赞助，开始了一次与地质关系不大的人文考察。
当时他接受这样的考察工作，无非是为了筹措一笔在中国旅游的费用。但是当他在内地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走了二十来个行省之后，他突然对中国人发生了奇特的兴趣，于是便有了一本奇书：《中国——亲身旅游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在这本书中，利希霍芬博士以他的地质学家的敏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份的人的性格特点。而他描写的第一部分人群就是“浙江人”。
那是一份不无纷杂的印象式的素描：
“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只是近几百年才服从朝廷的统治。山地风土各异，沿海较为整齐。一般的浙江人性格柔和给接触者以好感。
“……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居民很能干，善于背东西，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撑船、做生意。
“……在中国，浙江的势力更表现在买卖人上，尤其是商业上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而浙江商人则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润。”“善于背东西。”
在利希霍芬博士对浙江人的描述中，这是最令人喷饭但又最传神的一笔。
背东西干什么？那必定是要出门，必定要把东西运到某个地方，或卖掉，或交换掉，总归，是一次商业行为的开始。
也是一个德国人，不过很有名，是哲学大师黑格尔，他曾对海岸文化作过一次很精妙的论述。在他看来，当人类面对茫茫无涯的大海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力量同样也是无涯的，便能够鼓起勇气，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因此，黑格尔作出了海岸地区商业和航海共生的文化推论。
很巧，浙江正是黑格尔所描写的海岸区域。不过，浙江人的商业才能没有发挥于航海，而是转向背靠的大陆，在充满未知的“陆地之海”中去寻求自己的商业机会。
浙江人的“商业血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良渚人能生产工艺水平很高的夹砂黑陶和麻织品。在那时，部落之间就出现万物品交换的迹象。
自古以来，被公认为华夏商家鼻祖的，是春秋时的范蠡。
他襄助越王勾践踏灭吴国，成就霸业后，便携天下第一美人西旋弃官从商。究其一生，大多活跃在江浙一带，后来以经营丝绸而富甲天下。
魏晋时期，浙江“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代，宁波、温州被辟为贸易港，“来往市舶，遥达海外”，在史书上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就有李邻德、张支信、李处人等十数位。
自南宋以后的两百年中，由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一度成为了“王朝心脏”。“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当时全国号称繁盛大都市的有40个，而两浙就占了23个，杭州更是以“参差十万人家”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明清以降，安徽的徽州人和浙江的宁波人是当时最具商人气质的民众。“无徽不成镇，无宁不成市”的谚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曾出现过所谓的“十大商帮”，浙江人就拥有两席：宁波帮和温州帮。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人不但在行为上重商兴市，而且在思想上别立体统，成为正宗的中原文化之外的一个“异数”。
宋朝一代，抑商重农的程朱理学在官方和民间的普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却在东南一隅大力提倡“通商惠工”、义利并重的思想，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用之虚语耳”。
这一学派对后世影响巨大，到明代中叶，便发育出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他们鼓励人们从经学和理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倡导“经世务用”，并付诸“亲身践履”，在此基础上，引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浓厚世俗化色彩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江浙农村，耕耘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分工不断扩大，生产的商品化因素明显增大，改变了小生产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许多地方，雇工现象已相当普遍，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商业经济蓬勃兴旺。据史载，“明代以后，杭州、湖州、温州等均有数十个市镇，大者万家以匕，小者干户，成为商业、手工业的聚散地”。
到了近代，浙江商人更是得风气之先。孙逸仙曾这样评价浙江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
便是在这片实践与思想同样丰腴的土壤上，浙江人走进了20世纪80年代。
十万大军闹神州
90年代某一天，新华社国内部众记者聚会北京，言谈间，话题便扯到了温州，来自浙江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昕得大家津津有昧。未了，众记者给浙江同事出难题，要他用一句话讲清楚温州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
那位能言善辩的浙江记者一时间竟卡在了那儿，看着他的为难样，众人大笑而散。
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浙江记者终于找到说法了。
他红肿着眼睛大声说，温州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每一个角落都有铜板在跳动。
其实，这位新华社记者是化用了温州人的一句“自诩之辞”。那句话由温州人自己发明，并流传得很广；全中国，有铜板跳动的地方，就有温州人。
现在，让我们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温州人可能是全中国第一批随着铜板而跳动的人。
温州人的“铜钱舞”跳得最早，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最缺铜钱。
1985年，在温州已经名满天下之际，《人民日报》记者、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专赴温州探寻市场之谜，他在报道中写道：
在鱼米之乡的浙江省，温州算得上是一块贫困地带。全市人均只有四分地，比人多地少的珠江三角洲还少一半。自古以来，当地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因而经商气氛特别浓烈，明清时代，温州便以“其货纤靡，其人商贾”而闻名。
建国以来，温州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全市人均固定资产只相当于浙江省平均数的28%。因而，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之下，家庭工业的火苗一直没有熄灭，1978年之后，这一经济形式更是蓬勃兴起，到1982年，温州已有家庭工业10万余户，从业人员40万人。
吴象还总结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四大特点；一是补城市大工业之不足，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使它得以站稳脚跟；二是容易学，容易做，容易在农民中普及，使它得以不断扩大；三是投资少，成本低，竞争力强，使它得以薄利多销，占领市场；四是变“小而全”为“小而专”，使产品专业化、系列化，而且很快形成“拳头产品”、“王牌产品”。
事实上，在吴象的“四大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在支撑着整个温州家庭工业的繁荣，那就是温州的十万购销大军。
对此，1983年至1988年出任温州市市长的卢声亮更有体会。这位自称是“温产干部”的老领导如是说：
温州人被外界所了解，所议论，首先就是因为它那些满天飞的农民购销员。有人说他们是“蝗虫”，有人说他们是“地鼠”，有人说他们是“当代英雄”，好听难听由它去，总之，是这十万人七手八脚乱哄哄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
这些人天南地北全国跑，把温州的产品卖出去，又把原材料采购进来。后来很流行的“四千精神”就是由他们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那么多的农民闯荡天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他们又把全国各地的需求信息，带回了温州，再通过千家万户的家庭工厂加以消化，就这样，温州连接全国大市场的一条条红线也就若隐若现地牵上了。
到1980年前后，温州农村便出现了一些富有专业特色的商品产销区。由于产品新颖，价格极低，便渐渐地名声日隆，开始有全国各地的人闻讯赶到那里去采购。
再然后，那些规模较大的地方，就被好事者通称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
话说宜山
“要说宜山是怎么发起来的，它是从全国人民的衣料边角缝中钻出来的。”舒坦地坐在陈志国那幢造价80万元的“豪宅”里，听他追忆艰辛往事，不免让人时时生出一种不真实感来。
在以后的采访中，这样的不真实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过。
但最后，我们发现它们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这里是个半山区，田很少，人均还不到三分，不够种，从1960年开始就搞单干，没把田交出去。为什么？交不了，一交就饿死人。宜山的土纺布是温州有名的，各家各户纺出来的土布有得多，镇上就有人拿出去卖，这行当，一直有人干。”
身强力壮的陈志国当年也是干这行当的。据他说，他所在的村400多户农家，起码有500人长年在外跑。
“后来大家管我们叫购销员，好听多了。其实，当时主要是到城市里收购破棉花和布厂的下脚料，背回来纺成再生布，再拿出去卖。”
就是这样的一收一卖，使陈志国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市场人”。1979年，有一位姓林的农民在郑州的一家纺织厂搞边角棉布料，正好厂里的仓库积压了一批腈纶布边角料，厂里一定要他“搭”了走。好在这批布只要几分钱一斤，小林就带了一大堆回到宜山。
在街上一摆就是好几天，没有人对腈纶布头感兴趣。那时宜山的再生布是用棉布和棉花做原料的，腈纶、涤纶的边角料一上开花机，就会冒烟起火。
小林知道这回是亏了，但也没法子，自己又要出去跑生意，临出门做了个顺水人情，把这批腈纶布一古脑儿送给了隔壁的孙老太。
谁知，这顺手一送，把宜山送上了天。
孙老太，当地人都叫她阿茶婆，据说，年轻时是一个貌美人俏、心灵手巧的织布高手。这回，一大盆没用的腈纶布堆在脚边，她动开了心思：能不能让这批腈纶布头开花，再生成纤维，纺成纱？
“那时，我们都说阿茶婆犯痴，城里人都没办法的事，她一个老太能行？”陈志国回忆说。
可是，阿茶婆还真行。老太太每天不思茶饭，关在屋里琢磨。她尝试用手工操作对腈纶的下脚料进行开花，接着她又制作了一架简易开花机。一个月后，当阿茶婆抱着新织出的再生腈纶布摆上大街后，人们大为惊异。
“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布，摸上去很柔软，很光精，简直和新的一模一样，比起用旧棉布旧棉花纺的布不知好上多少倍。”陈志国至今说起来还津津乐道，毕竟那是一块改变了他和宜山人命运的布。
像风一样，孙老太发明再生腈纶纺织技术的消息传遍了山乡。要知道，在当时的国内，腈纶边角料几乎是被当成无用的废料处理的，如果能把这些废料再生利用，宜山人无疑是打开了一扇金矿之门。孙老太是无私的，每来一位乡亲她就笑呵呵地手把手地直到把他们教会为止。宜山区的再生腈纶很快形成了气候，到1981年，全区的再生腈纶纺织机就达到了两万台。
“在宜山，当时一户人家只要投入160元钱，就可以改造出一台土制的纺织机。我们这些人也开始全部跑腈纶边角料的采购，那真是太容易了，人家厂里正愁没地方丢呢。”说起那阵子，陈志国当然很得意。
再生腈纶纺成布后，宜山人再把它制成运动衣裤、儿童拼衫、腈纶地毯、腈纶花边等等等等……宜山远近出名了。
一个宜山腈纶纺织市场，脱胎而出了。
1983年春天，被宜山人尊为“当代黄道婆”的孙阿茶去世。那一天，宜山数万台织机、上千户家庭的男人和女人，都停下了手头的活。整整三天，宜山村村不闻机杼，夜夜有人暗泣，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排成队，绕过了两座山。
同年的1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三次提到宜山，他说，“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那里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宜山是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成名最早的几个之一。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那几年，全社会的生产力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压抑已久的消费潜能，特别是农村消费力面临着一次总爆发，而同时，像温州家庭工业这样的先行者，正具备了一股遏制不住的生产冲动。这两大扇丽之间的无序冲撞，便需要有一柄“扇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显然，十大市场的出现，正是充当了这个“扇把”的角色。
在这里，我们把这十大市场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因为在中国专业市场发展史上，它们的地位实在是太显赫了。
除了宜山之外，它们分别是：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湖前塑料编织袋市场，北自象建材市场，仙降塑胶鞋市场，水头皮革市场，萧江编织袋市场，金乡铝塑标识市场，钱库小商品市场。
灵昆岛的故事
下面再说说灵昆岛的故事。与温州十大市场相比，灵昆岛不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但是，灵昆岛几乎就是温州市场的一块活化石。
灵昆岛四面是水，孤悬江心，与温州市遥遥相望。它的方圆面积只有3.6平方公里。而在这个岛上，却聚集了200多家服装加工厂，每天生产西装近一万件，产品销往全国27个省市的500家商场。
灵昆岛，整个儿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专业市场。
十多年前，灵昆岛跟浙江沿海所有的小岛一样，30来户人家，靠撒网捕鱼为生，岛民们的生活贫穷、苍白而自得。
曾几何时，隔江吹来的市场风，撩动了岛民们古井般的心。
有人开始出岛了，有人弃船上岸，去那块离他们并不遥远却让他们胆怯而陌生的陆地上谋生了，这其中的甘苦不足与外人道。
过了一两年，有人回来了，带来了一手做服装的好手艺。
于是，第一家服装铺子诞生了，由于手艺好，价格低，生意竟很不错。便有邻居把自家的孩子交来做学徒。岛民是天生慷慨而爽直的，便全心授徒，倾囊而出。不久孩子就出师了。他便在师傅的铺子旁开起了铺子。
出师一个就增加了一爿服装铺，越来越多的孩子来，越来越多的铺子就开起来了，这使得灵昆岛的服装很快成了气候。
渐渐地，有外地人摆渡到灵昆岛来买服装了，他们一捆一捆地扛回去，也把灵昆岛的名声带了出去。
更多的人来了，灵昆岛陡然间热闹了起来。一些陆上的人发现岛上的“人气”居然比陆地上的还要好，便也纷纷舍近求远，把服装背到灵昆岛来卖，然后，又有服装工厂索性迁到了岛上，产供销一条龙。全在岛上完成了。
市场，就这样不经意地呱呱落地、蹒跚学步了。
我们说灵昆岛是温州市场的活化石，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灵昆岛的市场是在家庭工厂的基石上发展起来的，而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温州，全民皆商式的家庭工业正是专业市场得以萌芽的最初土壤。
有一个称呼上的变化不太被人注意到，今天所谓温州的十大市场，其实最早被称呼为“十大产销基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市场”还是一个半违禁诃汇，另一方面则体现出温州市场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前店后厂，由产带销，家庭作业，合作分工。
在灵昆岛，市场正是由一家一户开始，渐渐地由点成片，便演变成了一个“专业服装岛”，并因此产生出规模效应。而在运营上，则体现了社会化的分工。
岛上的每个家庭工厂，其实并不独立完成一件服装的整个工艺。他们中间，有专门剪裁的，有专做袖子的，有专做领口的，当然也有专做成衣的，分工合作已非常地精密和默契。这种结构使得灵昆岛生产的服装精细度大大提高，成本却相对较低。
在生产之外，岛民中还自然地分化出了新的分工，有人长年在外，专门从事布料的采购，有人专事成衣的销售，有人专事运输，如此等等。
小小灵昆海岛，大大服装市场——其中，便蕴含了温州市场的全部秘密。
有资料显示，到80年代初期，温州已拥有工业品市场130多个，为浙江最多。198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专业市场发达的乐清县做了一次“万元户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该县竟有7000个万元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
同年，温州做过统计，随着家庭工厂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当时温州已有70.5的劳动力从农田耕作中转移了出来。在整个农村的产值中，工副业产值已大幅度超过传统的农业产值，上升到了65%。
1994年，马洪再次谈到温州现象，他说：“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温州百谜唯一解
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赴桥头考察，汽车行进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董教授兴致盎然地欣赏着四周的风景。
“桥头还有多远？”车子开了好一会儿了，董教授开始关心起目的地。
“马上就到了。”陪同的人答道。董教授狐疑地望着前方，山峦仍在延伸着，前方并没有热闹起来的迹象。
猛然，汽车偏离杭温公路，驶进一条颠簸不平的土路。
顿时间，车摇人晃尘土飞扬，窗外一片模糊，等到视线清晰起来的时候，眼前已出现了数百个摊位，成千上万的人群。
嘈杂忙乱的景象迎面扑来，而这一切仿佛是从地底下忽然冒出来似的。
“为什么，”以学者特有的敏感，董教授发现了一个反常，“纽扣市场不设在杭温公路旁，而偏偏在这个山旮旯里？”
从理论上讲，市场的设点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素，但是温州的许多市场不是在山里，就是在岛上，往往是在一些水陆交通都不太方便的偏僻地方。
有人测量过，从桥头到杭温公路有3.5公里，桥头人是凭什么神力，硬是“牵”着市场多弯了3.5公里的土路？
1990年，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在温州考察，他到了宜山。
地方官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情况，忽然，他冲口而出的一串数字，引起了以严谨出名的柳部长的猜疑，“停停，你再念一遍看看。”
再念一遍：宜山的腈纶市场每年要从外地购进腈纶边角废料达17000吨，相当于34万亩棉田生产的棉花。每年采购来的旧棉布达300万匹，而每年从宜山推销出去的再生腈纶衣裤为2亿件，再生棉布，300万匹。
看来没听错。
柳部长一边摇头，一边感叹：如此巨大的物资流，每年在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到一个不通铁路、不通国道的偏远的小镇，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那是多么庞大的运输量，需要多少节车皮呀。哪怕是让物资部亲自调度，也未必运转得过来，可是温州农民是怎么做到的？
是啊，温州农民是怎样做到的？
1986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温州，其中一站他去了柳市：
走在忙碌的电器市场中，万里一路看，一路问。
这是电煤灯，这是交流接触器，这是矿灯配件……在一间摊位前，万里问一位正在采购的东北客商：“你为什么大老远赶到这里来？”
“这里的东西便宜，货齐，质量也还行。”
“你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商店或国营企业去买？”
东北人笑而不答。
临离开柳市，要万副总理讲几句，这位老政治家却陷入了沉思。他当时的讲话实录如下：“如果这个市场在上海郊区出现，人们还可以理解，而在远离大工业城市的浙南沿海小镇上形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像这类产品，国营企业完全可以生产。”
按说，国营企业的设备、技术、资金，哪怕是地理条件，都百倍地好过温州。但是，为什么国营企业竞争不过温州农民的家庭工厂？
以上三位经济学家、部长和副总理的疑问，只是无数“温州之谜”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年，每一个到过温州的人，都是带着一两个这样的疑问离开温州的。
有人说，温州藏着无数的谜。
有人索性说，温州整个儿就是一个谜。
温州也一直被包围在这些谜中，而显得愈来愈神秘。
现在，我们终于触及到开篇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核心了：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如此多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市场现象，是怎么成为现实的？
“你去过杭温公路吗？”张仁寿幽幽地问我们。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是一位从温州大山中走出来的中年学者。近二十年来，他为温州写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可谓是浙江学界的头号“温州通”。但是他说，他是在某一天夜间站在杭温公路边上，才彻底悟出温州的全部谜底的。
“站在杭温公路边，站上一阵，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分钟就有好几辆汽车疯狂地从你身边开过。从温州到杭州，一般要开13个小时，温州人往往傍晚出发，天明到杭州，卸下货后马上再装一车，开回温州。为了赶路，每辆车都开得飞快，整条路上车灯首尾相连，昼夜不停，翻车事件几乎每晚都有。那条路有很长一段是沿着山涧走的，车翻了要么是撞在山石上，要么就掉下深渊，死人的事常发生。有人说，全中国的公路，属这一段最危险，全中国的司机中，属温州司机最野蛮，最玩命，这话可能一点不错。”
张仁寿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而这种野蛮和玩命，就是温州之谜的谜底了。”
他再说宜山。
“柳部长到宜山时，宜山已经通公路了。可是在1989年以前，从外地到宜山，要转两次车船，临进镇的十来里土路，卡车还开不过去，要再把货翻到小一点的三轮车上，才运得进去。
在有的乡村，则完全是靠农民的肩挑进去的。你能想象吗？每年上万吨的腈纶布就是这样一担一担挑进去，织成布、做成衣后，再一担一担地挑出来的。”
肩出血，人玩命，温州的市场还有什么太多的神秘？其实，那么多年来人们对温州市场的所有不可思议，都是对温州农民所爆发出的创造力的惊诧。
“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大多在相对偏远的山沟里或海边，其实也很好理解，在那些地方，计划经济的约束相对少一些。如果桥头是在公路边，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被取缔了。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束缚较为薄弱的地区。交通，原本是物资流通的第一要素，设备和技术，原本是市场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在那个时期竟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其实是：哪里长期来存在现代商品生产的胚芽——家庭工业，哪里农民的市场冲动和激情就表现得越为明显。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会像催化剂一样，使蕴藏在那些农民中的这股冲动和激情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更强烈地喷发出来——温州专业市场在全国的先行一步，除了历史、人文和时代的渊源外：百谜一解，就在这里。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论证地缘与生产力水平的辩证关系时曾经写道：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不知道这段文字，足不足以让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背后的那个悠长深厚的“必然”显出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