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寻找那一个农民

时光正在磨损掉传奇的最初光泽，而记忆却努力想留下一点什么。

现在，我们开始去寻找一个农民。

一个不知名却很熟悉的农民。

他穿着洗退了色的蓝布衫、绿军裤，挑着担子，从乡间的泥地里走来。他日光闪烁，脚步迟疑但又执著。

他是谁？

他摇着拨郎鼓，到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去出售那点粗糙的希望。他在傣族吊脚楼前吆喝，他追逐在塞北马群的后尘之中。

他是谁？

他择地而居，开始有了自己的小摊。然后。他有了自己的同志，他和他们搭起了棚子。他的声音开始有了点底气。

他是谁？

他被四处驱逐；他为了摆脱贫困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小尾巴”；他投告无门，但是他还是像他所有的祖辈那样，倔强而坚持。

他是谁？

他成了当地的第一批万元户。他小心翼翼地膨胀着自己的财富。他让更多的乡亲向他靠拢，人多了，便喧腾成了一个不可遏止的致富梦。

他是谁？

然后，他有了自己的作坊、自己的运输队。他开始在混凝土结构的房屋里交易。他学会了使用计算机，拿起了“大哥大”，但他系领带的样子还是那么笨拙。

他是谁？

现在，他开始造城了。他要有自己的城市，于是，便有了那些被稻田包围着的农民城，那些日夜跳动着铜钱的“不夜之城”。他在这个自己的城市里悠然自得。

他是谁？

他们是谁？

透过时光的迷雾，我们想尽力认清他和他们的面孔，想接近他们的身影，想抚摸他们的泪水和微笑。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找到那位最早挑着鸡毛担子进城摆摊的农民。15年后的今天，他要么已经腰缠万贯、颐养天年了，要么还在汗流浃背地经营着自己的摊位；要么，他也可能已经破产了、可能不知所终了。

穿行在小商品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似乎总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呼吸、他的汗味、他的叹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他肯定还在某一个地方继续着自己的传奇。

在温州宜山的再生腈纶市场，流传着一位叫孙阿荼的老太太的故事。据说，是她在1979年发明了腈纶再生的简单工艺，由此导致周围乡村将这种再生产品推销到大江南北，数以万计的人们因之而脱贫发家。

可是，当我们赶到宜山时，孙老太却早巳去世了。有人流着眼泪向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出殡那天，周围的上千家工厂、店铺全部自动停工三天，数万名因她的恩泽而踏上致富之路的乡亲头戴白花，一里一祭，为之送葬。

在桥头纽扣市场，传说着两兄弟的故事。当年是他们从河南背回了一袋报废纽扣，由此拉开了一个亚洲最大的纽扣交易市场的创业序幕。但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关于两兄弟的姓名和下落已是说法颇多，在我们的笔记本中就至少出现了五种“版本”。最后，我们不禁怀疑起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到底他俩是确有其人，还仅仅是市场创建者们以他们的共同经历为蓝本而虚拟的人物？

在早年的绍兴柯桥轻纺市场，由于柯桥往许多方向无旱路可走，便出现了许多摇着乌篷船的个体农户。他们一桨一桨地接送客户，生意便在这一来一往中自然地谈成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先后成了百万富翁。

这个新闻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们的。但是当我们在绍兴问起这些人物时，当地的官员笑着说，除非你当时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否则就很难找到他们了。因为，在柯桥，各种各样的致富方式和传奇已多得让人莫衷一是了。

也就是说，每次，我们越是接近传说的核心，传说的细节和人物就越是变得扑朔迷离。

但是，我们千真万确地找到过他们。

有一年，我们去新疆采访，偶然听说在南疆沙漠边缘的某地有一条“义乌街”，我们便驾着吉普车奔了一千多公里赶到那里。那是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围子，所有的居民及来往过客都是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可是当地最主要的商业区，却是一条有一百来个摊位组成的“义乌街”，摊主清一色是来自浙江金华、温州地区的农民商贩。这些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人们坐着闷热的大货车来到大沙漠，然后随驼队千里跋涉留驻此间。现在，他们几乎成了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最重要的商品供应者，这很是让我们吃惊。

站在那条尘土飞扬、狭隘而热闹的土街上，望着那些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正操着生硬的塔吉克语或哈萨克语连带“手语”同当地人做买卖的浙江农民们，我们似乎找到了那个人。

还有一年，我们在云南边塞畹町采访，在边防站突然被一位正在扫地的浙江农民拉住。原来他听出了我们的浙江口音，希望我们能帮他求求情。他是温州人，想到对面缅甸的棒寨去推销他的眼镜，结果在越境时被抓住了。边防站战士告诉我们，这样的浙江人每个月都能抓到几个，处理他们也很简单：

做上一周的清洁工就把他们给放掉了。

望着那个弯曲着的、默默扫地的背影，我们似乎又找到了那个人。

这样的寻找，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有点无所适从。

他们实在已有点“遥远”了。在这个改革的大时代，人们更乐意于展望而不是追忆，而我们要追寻的又恰恰是最不善于表达的那些人。他们是那么地木讷，那么地迟钝，以至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或并不在意自己正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不知是哪位经济学家发过这样的一段感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生活被打破以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首先冲入市场，并有所收获的，却是那些在精神、经验乃至地域上都距离市场最为遥远的农民。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人群，是他们创造了无数的神话。他们几乎是从一种很原始的生存状态中挣脱出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是费孝通视野中的30年代的江浙农民，他们也不是赵树理笔下的40年代的陕北农民，他们不是大寨式的农民，不是小岗村的农民，他们是他们自己。

其实，我们正在关注的这一群落，是那部分率先离开、或部分离开了耕地的农民。他们在那块祖祖辈辈耕作过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现代市场神话。

他们是我们的乡亲、是我们的父兄、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他们是农民，办市场的农民，浙江农民。

在浙江这片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建立起了5000个专业市场，并在省外培育了近百个配套市场。他们使一句话流传全中国：

“办市场，看浙江。”

也正是这句话，让他们自己集结成了一个最著名的农民群体。

我们在寻找一个农民，其实，我们是在靠近一个正在实现中的梦想。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所关注的这部分农民，便是当今正在东方大地上改变着自己命运的几亿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访问和追踪过程中，这些农民及他们正在进行的变革，往往出乎我们现有的认识和理解。一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也许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创业时代的全部，它的精灵已经投影在了每一位它的实践者的生命之中。

他们是最注重实际的那些人，是时代和生活逼迫他们“演进”成了现在的状态。他们的神情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你真的要问，那就问时代和生活吧。

当然，他们不会说得那么斯文，但他们的脸上十足地写着那样的意思。

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让我们试着讲述他们的传奇吧。 LdnSGipcmk7Fot/Ke8QZlahvnUMdq5iJF/lpYfBy1sbCprVZoeswAROsyJf7Ti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