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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正在磨损掉传奇的最初光泽，而记忆却努力想留下一点什么。
现在，我们开始去寻找一个农民。
一个不知名却很熟悉的农民。
他穿着洗退了色的蓝布衫、绿军裤，挑着担子，从乡间的泥地里走来。他日光闪烁，脚步迟疑但又执著。
他是谁？
他摇着拨郎鼓，到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去出售那点粗糙的希望。他在傣族吊脚楼前吆喝，他追逐在塞北马群的后尘之中。
他是谁？
他择地而居，开始有了自己的小摊。然后。他有了自己的同志，他和他们搭起了棚子。他的声音开始有了点底气。
他是谁？
他被四处驱逐；他为了摆脱贫困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小尾巴”；他投告无门，但是他还是像他所有的祖辈那样，倔强而坚持。
他是谁？
他成了当地的第一批万元户。他小心翼翼地膨胀着自己的财富。他让更多的乡亲向他靠拢，人多了，便喧腾成了一个不可遏止的致富梦。
他是谁？
然后，他有了自己的作坊、自己的运输队。他开始在混凝土结构的房屋里交易。他学会了使用计算机，拿起了“大哥大”，但他系领带的样子还是那么笨拙。
他是谁？
现在，他开始造城了。他要有自己的城市，于是，便有了那些被稻田包围着的农民城，那些日夜跳动着铜钱的“不夜之城”。他在这个自己的城市里悠然自得。
他是谁？
他们是谁？
透过时光的迷雾，我们想尽力认清他和他们的面孔，想接近他们的身影，想抚摸他们的泪水和微笑。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找到那位最早挑着鸡毛担子进城摆摊的农民。15年后的今天，他要么已经腰缠万贯、颐养天年了，要么还在汗流浃背地经营着自己的摊位；要么，他也可能已经破产了、可能不知所终了。
穿行在小商品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似乎总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呼吸、他的汗味、他的叹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他肯定还在某一个地方继续着自己的传奇。
在温州宜山的再生腈纶市场，流传着一位叫孙阿荼的老太太的故事。据说，是她在1979年发明了腈纶再生的简单工艺，由此导致周围乡村将这种再生产品推销到大江南北，数以万计的人们因之而脱贫发家。
可是，当我们赶到宜山时，孙老太却早巳去世了。有人流着眼泪向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出殡那天，周围的上千家工厂、店铺全部自动停工三天，数万名因她的恩泽而踏上致富之路的乡亲头戴白花，一里一祭，为之送葬。
在桥头纽扣市场，传说着两兄弟的故事。当年是他们从河南背回了一袋报废纽扣，由此拉开了一个亚洲最大的纽扣交易市场的创业序幕。但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关于两兄弟的姓名和下落已是说法颇多，在我们的笔记本中就至少出现了五种“版本”。最后，我们不禁怀疑起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到底他俩是确有其人，还仅仅是市场创建者们以他们的共同经历为蓝本而虚拟的人物？
在早年的绍兴柯桥轻纺市场，由于柯桥往许多方向无旱路可走，便出现了许多摇着乌篷船的个体农户。他们一桨一桨地接送客户，生意便在这一来一往中自然地谈成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先后成了百万富翁。
这个新闻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们的。但是当我们在绍兴问起这些人物时，当地的官员笑着说，除非你当时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否则就很难找到他们了。因为，在柯桥，各种各样的致富方式和传奇已多得让人莫衷一是了。
也就是说，每次，我们越是接近传说的核心，传说的细节和人物就越是变得扑朔迷离。
但是，我们千真万确地找到过他们。
有一年，我们去新疆采访，偶然听说在南疆沙漠边缘的某地有一条“义乌街”，我们便驾着吉普车奔了一千多公里赶到那里。那是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围子，所有的居民及来往过客都是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可是当地最主要的商业区，却是一条有一百来个摊位组成的“义乌街”，摊主清一色是来自浙江金华、温州地区的农民商贩。这些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人们坐着闷热的大货车来到大沙漠，然后随驼队千里跋涉留驻此间。现在，他们几乎成了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最重要的商品供应者，这很是让我们吃惊。
站在那条尘土飞扬、狭隘而热闹的土街上，望着那些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正操着生硬的塔吉克语或哈萨克语连带“手语”同当地人做买卖的浙江农民们，我们似乎找到了那个人。
还有一年，我们在云南边塞畹町采访，在边防站突然被一位正在扫地的浙江农民拉住。原来他听出了我们的浙江口音，希望我们能帮他求求情。他是温州人，想到对面缅甸的棒寨去推销他的眼镜，结果在越境时被抓住了。边防站战士告诉我们，这样的浙江人每个月都能抓到几个，处理他们也很简单：
做上一周的清洁工就把他们给放掉了。
望着那个弯曲着的、默默扫地的背影，我们似乎又找到了那个人。
这样的寻找，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有点无所适从。
他们实在已有点“遥远”了。在这个改革的大时代，人们更乐意于展望而不是追忆，而我们要追寻的又恰恰是最不善于表达的那些人。他们是那么地木讷，那么地迟钝，以至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或并不在意自己正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不知是哪位经济学家发过这样的一段感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生活被打破以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首先冲入市场，并有所收获的，却是那些在精神、经验乃至地域上都距离市场最为遥远的农民。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人群，是他们创造了无数的神话。他们几乎是从一种很原始的生存状态中挣脱出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是费孝通视野中的30年代的江浙农民，他们也不是赵树理笔下的40年代的陕北农民，他们不是大寨式的农民，不是小岗村的农民，他们是他们自己。
其实，我们正在关注的这一群落，是那部分率先离开、或部分离开了耕地的农民。他们在那块祖祖辈辈耕作过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现代市场神话。
他们是我们的乡亲、是我们的父兄、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他们是农民，办市场的农民，浙江农民。
在浙江这片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建立起了5000个专业市场，并在省外培育了近百个配套市场。他们使一句话流传全中国：
“办市场，看浙江。”
也正是这句话，让他们自己集结成了一个最著名的农民群体。
我们在寻找一个农民，其实，我们是在靠近一个正在实现中的梦想。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所关注的这部分农民，便是当今正在东方大地上改变着自己命运的几亿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访问和追踪过程中，这些农民及他们正在进行的变革，往往出乎我们现有的认识和理解。一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也许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创业时代的全部，它的精灵已经投影在了每一位它的实践者的生命之中。
他们是最注重实际的那些人，是时代和生活逼迫他们“演进”成了现在的状态。他们的神情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你真的要问，那就问时代和生活吧。
当然，他们不会说得那么斯文，但他们的脸上十足地写着那样的意思。
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让我们试着讲述他们的传奇吧。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经》
超越吉尼斯
在最新的吉尼斯记录上，全世界最大的集贸市场是荷兰鹿特丹的鱼类市场。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各地”节目中看到过它，那是一幢五层楼高的18世纪砖瓦楼房。远远望去，大西洋的落日荡漾在绛红色的瓦片上，似乎正散发出浓浓的鱼腥气来。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勤于海耕的“荷兰海盗”一直是欧洲市场最重要的海洋鱼产供应商，它的集贸市场便也在欧洲颇有名气。据称，每年单从鹿特丹市场运往欧洲各地的鱼产品就达120万吨以上，交易额在10亿美元左右。
那些吃惯了荷兰鱼的西方人，说到世界第一的市场，便很自然地到荷兰去寻找了。
据吉尼斯记载，这个市场的面积是：10.6万平方米。
但事实上，这项记录早在几年前就被中国浙江的农民们轻易地打破了。
绍兴，那是一个以出产黄酒和文人而著名的江南水乡，现在，它又以拥有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而为人称道。一个新建的室内市场面积达14.5万平方米，比鹿特丹市场大近三分之然而，绍兴的市场也不是最大的。在中国市场之冠的义乌，其闻名遐迩的小商品市场，三易其址，七次扩建，目前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
也许人们对“50万平方米到底有多大”，还缺乏一个形象化的认识。作一个相对接近的比较，那就是：这一面积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三倍，相当于一个半亚运村。
在浙江省，绍兴和义乌市场并不是仅有的两个吉尼斯记录挑战者。
到1995年，该省市场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集贸市场就达30家之多，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向现有的吉尼斯记录叫板。而到1997年，这一行列中又至少增加了8家市场。
就交易额而言，1996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年成交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85亿元，折合美元为20多亿元，相当于鹿特丹市场的一倍。而成交额在80亿元以上（折合为10亿美元）的专业市场，浙江也在10家以上。
在货运吨量方面，鹿特丹市场更是被抛下了一大截。义乌市场目前开往全国各地的联运线路达90余条，每天平均开出大卡车将近1000辆。
有人计算过，如果把历年开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卡车排成队，刚好绕地球一圈。
浩浩荡荡，昼夜不息，那是一道多么奇妙的车流。
数不清的全国记录
1994年，有两则新闻把浙江省推到了中国经济大舞台的聚光灯下。
第一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调查结果。该所根据改革开放14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选择了20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结果显示。浙江省的综合指数增长超过了上海和江苏，居于全国各省市之首。
据这项统计表明，在中国近14年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是浙江省，每年增长在11%以上，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也是浙江省，平均指数达10.6%。
第二则是德国《经济周刊》委托波恩一家研究所作的调查报告。这家研究所调查了已在中国各地投资的50家德国企业，评出中国投资条件最好的十大地区，浙江省“意外”地荣登榜首。调查报告认为，浙江省的工业化程度为中等以上，劳动力知识水平列全国前茅，而工资却为沿海最低，省内交通较好，特别是市场繁荣，消费能力较强。
这两项调查，很是让浙江人扬眉吐气，因为在此之前，在中国经济地图上，浙江省一直是一个富有而名声不大的省份。
凡是稍稍了解一点浙江省情的人，都觉得它蛮不容易的。
浙江省的陆地面积只有十万多平方公里，仅比台湾和海南两大岛省大一点，在诸省之中列倒数第三。
人均耕地不到0.6亩，比全国平均数少了一半，可谓寸土中金。
全省人口则多达4500万人，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浙江省的自然资源储藏又相当贫乏，重要的地下资源几乎无一可数。而自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浙江一直被当成“海防前沿”，1978年之前国家对该省的总投资只有区区十亿元，又是个“全国之最”。
就是这么一个浙江省，又是凭什么秘密武器，在短短十余年间便悄无声息地超越了群雄？
在上述两项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介以及一些兄弟省市纷纷派员。专程到浙江进行了考察。
他们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
《光明日报》记者叶辉的观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浙江的成绩，来自于4500万浙江人，特别是广大浙江农民的生产力的解放，使他们创造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奇迹，并培育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群。”
有关数据为叶辉的评述提供了生动的注脚：浙江省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省经济总量的80%左右。浙江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连续11年蝉联全国第一。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省占据了22个，在百强乡镇中，浙江省则占到了24个。
很显然，乡镇工业和县镇经济的繁荣，是浙江成为经济大省的真正谜底。
而在这个斑斓多彩的“浙江现象”中，最具特色和创造力的，却是浙江专业市场的发达。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曾专门撰文谈到：专业市场已成为浙江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浙江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浙江市场尤其是专业市场的发展比较快，市场的作用范围增大了，人们的市场观念增强了。
浙江专业市场的全国记录有多少，恐怕连浙江人自己也数不清了。
也许，没有一个省市可以在某一重要经济领域拥有这么多的全国记录。以下是一份“挂一漏万”的记录表：
浙江专业市场的家数最多，大约在5000家左右；浙江专业市场的成交额最大，1996年统计为2545亿元；年成交额上亿元的市场，浙江最多，1997年初统计为271家；年成交额在10亿元以上的市场，浙江达52家；全国百强市场中，浙江省占到了24家，为全国最多；位居全国专业市场交易量前三名的，都在浙江，它们分别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和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
全国交易量最大的专业市场，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它同时还拥有别的几项记录：
它的面积最大，50万平方米；它的客流量最大，平均每天20万人次以上；它是第一家开办省外分市场的专业市场；它目前拥有13家省外配套市场，其中，乌鲁木齐分市场又是西北最大的专业市场。
中国专业市场的“亚军”，是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它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产品集散地，它同时也拥有别的几项记录：
它是最早被国家工商局冠以“中国”两字的专业市场。
它是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唯一的专业市场；它是全国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的一家股票上市的专业市场。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国第一家与期货市场相对接的专业市场是浙江湖州的南浔建材市场；第一部地方性的专业市场管理条例诞生在浙江；第一座因市场而兴旺起来的“农民城”是温州的龙港；第一个以公开拍卖形式出租市场摊位的是浙江，而最贵的摊位也在浙江——每平方米3.7万元，贵过上海南京路上的摊位；有统计表明，浙江省工业品批发市场的成交额占全国市场总成交额的四分之一。
就各经营专项而言，浙江拥有的全国记录更是五花八门：
全国最大的皮衣市场在浙江——海宁皮革城；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在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全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纽扣市场在浙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全国最大的日用家电市场在浙江——浙江家电市场；全国最大的小五金市场在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全国最大的通讯器材市场在浙江——浙江通讯器材市场；全国最大的鞋类市场在浙江——温州鞋革城；全国最大的鸭鹅交易市场在浙江——缙云鸭鹅市场；全国最大的香菇市场在浙江——庆元香菇城；全国最大的丝绸市场在浙江——杭州丝绸城；全国最大的绣品市场在浙江——湖州织里绣品市场；全国最大的珍珠市场在浙江——诸暨珍珠市场；全国最大的水产市场在浙江——温岭松门水产批发市；全国最大的陶瓷品市场在浙江——杭州陶瓷品市场；全国最大的牛皮市场在浙江——海牛皮市场；全国最大的衡器市场在浙江——永康金江龙市场；全国最大的眼镜市场在浙江——安马屿眼镜市场；全国最大的教具市场在浙江——永嘉桥下市场；全国最大的人参鹿茸市场在浙江——苍南灵溪药材市；全国最大的胶合板市场在浙江——浙江南浔建材市场；全国最大的毛毯市场在浙江——龙港再生腈纶毛毯市；全国最大的灯饰市场在浙江——温州东方灯具市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市场在浙江——柳市电器市场；
……
“办市场，看浙江。”
“办市场，看浙江。”
没有什么比这六个字更能让浙江人感到自豪了。
在当今这场以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浙江人以其独特的方式拔了头筹。
这些年来，无数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赶赴这里，巡行在那些不知名的山村里，流连在土头土脑的江南农民中间，他们真的被迷住了。
杜润生，这位元老级的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是最早注意到浙江专业市场萌芽的有心人之一。1985年春天，他只身到浙南各地考察，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表现出特有的兴趣。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市场是个大概念，我们过去把市场理解得窄了，还是沿袭那个‘日中为市’的旧概念。为什么浙江的专业市场特别发达，值得研究，偶然性和必然性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嘛。”
当年5月，《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讨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运营特征，并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
而在当时的国内，“市场”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名词，在一些保守的地区，这还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气味”的禁用词。而在浙江，它已成了农民们摆脱贫困的“金字真言”。
1986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先生听说温州有一套与苏南不同的模式，便兴冲冲地到温州考察八天。这位身兼国家领导人及著名社会学家双重身份的老人马不停蹄地走了二十多个村镇。他先是一声不吭，光听不说，渐渐地他觉得有话要讲了，再然后，他觉得非讲不町了。他说：浙江的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商带工，二是小商品大市场。
他说：浙江的专业市场和百万购销员，造出了一个“民间流通网”，这个事情，意义重大。
他说：苏南模式是“牛郎织女”，温州模式是“八仙过海”。
我这趟温州是来对了，农民给我上了一堂课。
也就是从此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浙江，往往要选一个市场去走走。
199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考察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和永嘉桥头纽扣市场；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考察温州来福门鞋革市场；1991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考察温州东方灯具市场、乐清柳市电器市场；1992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鹏考察乐清柳市电器市场；199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考察瓯海不锈钢市场；199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考察义乌小商品市场和乐清柳市电器市场……这些最高决策层人士的行踪往往也为浙江的专业市场做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动广告。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浙江人办市场的名气越传越大。
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现象的西方学者。
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的“马紫梅”博士，站在了拥有5400个摊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前。她后来形容当时自己的惊讶，“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
她原本是打算到天台国清寺去的，中途安排在义乌吃午餐，饭后有人给博士安排了……个节目，陪同的中国翻译便热心地把她带到了市场。
在她的眼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操着各省口音的农民，像中了魔似地赶到这个小县城，然后又大包小包地往百里千里外的家乡赶。
Why？
据当年陪同马紫梅博士的义乌县委干部回忆说，马紫梅博士一口气问了六个“why”：
这些农民是怎么找到这里米的？
这么遥远的运输，还会有利润吗？
为什么这里的商品会那么便宜？
上面的三个“为什么”，义乌干部还能使出浑身解数来一一应答，因为每一位到义乌市场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摆出这三个问题，而洋博士后面的连珠炮式的提问，却把大家难住了：
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
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热潮，会偏偏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晟大、最著名的专业市场群又会出现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
此刻，这位来自美国的洋博士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海滩，一些不知名的、美丽的贝壳深深地吸引了她。
据当时的《经济生活报》报道，“最后，马紫梅学者高兴地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一个典型”。
女博士临走时还买了一打尼龙袜子带回美国，折合美元为0.6美元。
“不可思议地便宜。”
由于资料的短缺，我们无法获悉马紫梅博士离开中国后，是否去寻找过她遗落在义乌的六个“why”。
但是，这些“为什么”，无疑已经使浙江农民成了一则传奇的耀眼主角。
“农民”的意义
1981年，英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保罗·哈里森出版了一本使他跻身世界名人录的力作：《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以下简称《第三世界》）。
这是他历时四年，遍访亚、非、拉美三大洲23个发展中国家之后的呕心之作，它也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的最认真的一次考察。
在这本书中，哈里森首次发现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五种根本性失调现象：农业没有得到适当发展，就发展起了工业；小规模工业没有首先得到发展，大规模工业就发展起来了；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相对工农业水平而言，服务行业发展过快；人口增长超过了就业面的扩大。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哈里森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
“在整个第三世界，人们为了寻求工作而进行的迁移的速度正在加快，农民洪水般地拥向城市……因为，那里有他们所向往的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已经成了一个被偏袒坏了的孩子，公用事业的投资大都集中于城市……”
为此，公正的哈里森非常忿忿不平：为什么政府如此明显地偏袒城市，如此惊人地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公民实行歧视？但是，哈里森也不得不承认：
“只有城市里才有工业所需的道路、交通、动力和消费市场。”
那么，这些被现代文明忽视了的农民们。除了“洪水般地拥向城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通往现代生活的“罗马之路”？
在翻译成中文达30万字的《第三世界》中，哈里森始终对此感到茫然。
哈里森显然不是唯一感到茫然的西方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门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式的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了经济学领域中的新兴学科。在这门学科中，农民问题简直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百慕大三角区”。
在这些西方学者发现的无数发展模型中，农民扮演的始终是一个落后、远离城市文明的人文角色，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可怜的“戈多”。
我们似乎很难将这样的理沦归咎于偏见。
但是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理论之外的另一条通向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农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培育了自己的市场，然后，又开始建造自己的城市。
与原有的城市体系相联系，他们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现代生存环境。
“双子星座”
在这一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是一对互相辉映的“双子星座”。用浙江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这车子就是发展现代商品经济，这轮子就是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这是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中农民的两个伟大创造，两个历史性的成果。
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来描述草创时期的乡镇企业，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特别是在地少人多的东南沿海地带，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脚站在田埂边缘，从那里出发，他们开始织造起自己的工业梦。
于是，无数的农机厂、打铁铺、服装作坊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到1982年前后，东部农村的小商品生产已呈如火如荼之势。
乡镇企业的产品先是以一种在中国乡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一人力成本一肩背手提地倾销到贫困的农村和同样不发达的中小城市里，低成本、低价格、质量粗劣，是这时的产品特征。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最早的专业市场。它同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传统计划体制外的“野孩子”，它也同样游离于正统的国有_工商业体系之外。
这对患难与共的“双子星座”之所以能成为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星空中最辉煌的一道风景，是同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能力的极度膨胀，另一方面是城市辐射功能的衰弱；一方面是地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准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是长途运输网络的相对健全；一方面是信息的相对闭塞，另一方面是某些先行者获得的优先利润……正是这林林总总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使那些率先觉醒的农民们获得了一块纵横驰骋的大天地。
到80年代中后期，现代工业技术的成熟化，为部分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又一次巨大的机遇。它们得以迅速地改良自己的装备，提高产品的档次，在广阔的中国市场上，它们的市场份额呈几何级数地上升。
在沿海各省份，乡镇企业的经济当量进一步膨胀。它们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都达到了50%以上，在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更是“五分天下有其四”，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势”。
与之相伴，专业市场中的商品档次和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出现了超大型的工业品批发市场。它们的年交易量往往占到全国同类产品交易量的10%以上，这一比例甚至可以影响全国市场的价格波动。
在浙江省，数以千亿元计的乡镇企业产品，是通过专业市场渠道销售的，而全省至少有3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市场的各个环节寻找自己的机会。
以一个专业市场转移500个农业人口计算，浙江省的5000家市场便至少转移了250万人。如果要靠办工厂来消化这些劳力，则起码要建25个诸如宝钢这样的大型钢铁厂。如果要建城市来容纳这些人，便至少要新建两个杭州市。
显然，这是一串让“城市”和“城里的人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数据。
渐渐地，专业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身影。城里人奔往农村的专业市场购物，进而，农民商人进城办市场，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
而随着国际问流通的扩大，专业市场的供给半径甚至超越了国界，延伸到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
再然后，这些市场所在地便萌生出了初级城市化的趋势。
这便是发生在中国部分沿海省份，贯穿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翻天覆地的乡土变革浪潮。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中，中国农民再次让“农民”这个被轻视了许久的名词，焕发出逼人的光彩。
现在，它被称为是“本世纪国际经济中最富中国特色的乡土经济发展模型”。
而在全国各省中，浙江省又以最发达的专业市场网络和庞大的乡镇工业体系，成为这一发展模型中的样板。
1980年前后，为厂写作《第三世界》，哈里森跑了23个国家。他甚至去了名不见经传的布基纳法索和已经不是第三世界的新加坡。
可是，他在飞行汁划中偏偏遗漏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当时，一场激动人心的乡土变革正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方兴未艾。
保罗·哈里森，实在应该为自己感到遗憾。
他漏掉的也许是最精彩的一章。
他真应当来中国，同中国的农民们握一下手，唠一段家常——如果他到的是浙江农村的话，也许更会感到不虚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