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俾斯麦的生存斗争

孩子！孩子！够了！时间的日驹仿佛被不可见的精灵鞭笞，拖着我们命运的轻车前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勇敢地紧握缰绳，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让车轮避开这里的悬崖和那里的岩石。谁知道它赶往何方？它几乎不记得自己从何而来。

——埃格蒙特伯爵，
歌德《埃格蒙特》（ Egmont ），第二幕

带着对上帝的信赖穿上马刺，让生命的野马和你一起飞越砾石和藩篱，做好折断头颈的准备，但首先不要害怕，因为终有一日你将与大地上一切亲爱的东西告别，尽管不是永远。

——俾斯麦写给新娘约翰娜的信，1847年3月7日

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相会于他们祖国命运的关键时刻。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普鲁士（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积聚了新的能量。民族主义势力再度兴起，而在俄国和美国则开始新的解放斗争。以新的统治者、新的热望和决定性战役为象征，欧洲正上演戏剧性的变化。创立于1815年并在1849年勉强恢复的旧秩序似乎再度岌岌可危，没有人知道新秩序将会是什么样。只有历史学家能在事后看到逻辑和必然性（常常还是错的），当时的人们只能摸索、随机应变并做出反应。对于发生巨大流动和变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比如俾斯麦上台时的普遍状况。

但那个时代的人对某些东西再清楚不过。19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中欧旧秩序堡垒的奥地利一再遭遇挫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俄国的不幸干预导致它在外交上被孤立，并让施瓦岑贝格亲王（Prince Schwarzenberg）在1849年的警告早早提前变成现实：奥地利对俄国的忘恩负义将震惊世界。 1859年，奥地利又在与新生的意大利（得到拿破仑三世军队的支持）的争夺中失去伦巴第（Lombardy）。这个多民族帝国与新的民族主义显得格格不入，它的经济发展也陷入缓慢而不均衡的节奏。北方的较小邻国正在稳步赶超奥地利。这个古老帝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衰败，但其间经历几波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并仍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古老的荣耀——因此，它长达几十年的衰败并不狼狈，有时还被掩饰。

德意志人没有无视意大利的统一。到了1859年，德意志各地的不同团体（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开始呼吁统一，最好是在自由的普鲁士王室的领导下。人们提出大量方案，大多反映出新的现实主义，与催生新一轮民族主义的强大经济动力保持一致。统一和自由是战斗口号，自由通常代表对宪政法治国家（而非议会主权）的期望，它将保护公民免受各种国家专制行为之苦。许多团体还呼吁工业自由，并彻底终结对各行业的所有行会限制。支持者坚称，经济自由将打破个人的枷锁，彻底释放他的潜力，就像一代人之前人们对精神自由的期望那样。

普鲁士的形势似乎印证了改革派民族主义团体的美好愿望。自从1858年起任兄长威廉·腓特烈的摄政王和1861年正式登基后，威廉得到普遍赞许，被认为开创普鲁士历史的又一个“新时代”。威廉是一位朴素和极为务实的统治者；普鲁士军队的精神塑造了他的思想和人格。他似乎深谙新的现实主义，并疏远了兄长神秘和反动的亲信们。但几乎在一夜间，新时代就在旧冲突中终结，国王和议会陷入争执。

引发宪法冲突的正是威廉的务实：他决定大幅重组普鲁士军队，因为后者在1859年的奥法战争中准备不足。在战争部长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的支持以及极端保守的军事内阁负责人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 von Manteuffel）的鼓励下，威廉要求以削弱大受欢迎的国民军为代价提升常备军的规模和重要性。温和派和自由派都难以接受对国民军的打压——自从半个世纪前伟大的改革家博因（Boyen）和沙恩霍斯特 创立新的军事制度以来，国民军一直是中产阶级的特别骄傲。常备军是封建特权阶级的领地；而在国民军中，无头衔者和中产阶级子弟可以赢得军官委任状并穿上军官制服。事实上，旧体制已经变得低效，但威廉不仅希望借机强军，而且还要加强军国主义元素。

改革的核心是把在常备军的服役时间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这个改变将产生高昂成本。反对派议员同样想要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但钱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且他们也不愿拆毁早前的体制。他们正确地觉察到，国王的计划将让普鲁士变成比现在更专制的国家。威廉承认，自己关心的不仅是军事效率；他在1859年解释说，新兵只有在第三年才能“理解军服的尊严，命令的严肃性，［只有到那时才能］领会等级精神（ Standesgeist ）” [1] 。但议会温和派不想让士兵们领会的正是这种等级精神（充满各种狭隘的傲慢）。

最初，政府和反对派都做出妥协。1860年，政府撤回军队法案，请求议会通过一份“临时”法案，为改革提供必要资金，但并不具体授权改变军队体制。大部分议员同意了。这份法案的通过被称为“德国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之一，它让普鲁士的专制和军国主义国家身份又延续了半个世纪” [2] 。但妥协无法消弭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冲突。1861年，更坚决的自由派组建进步党，并在12月的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受此鼓舞，他们拒绝通过包含为三年兵役拨款的政府预算。他们依仗钱袋子的传统力量，政府没有预算就无法统治。而威廉则抓住枪杆子，他解散下议院，罢免自己的温和派部长们，并寻求解决方案。前景很不乐观。3月11日，在写给巴黎的雅姆斯男爵的私信中，布莱希罗德提到自己之前发去的一封关于解散议会的加密电报：

我从心底确信，这个国家在此次议会解散后仍将保持完全平静，但如果可能的话，新议会将包含甚至更加民主的元素。如果像我担心的那样，在军队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那么三个月后议会将被再次解散，最终选举法将被修改，反动内阁将上台，或者议会被整个取消……过去几天我没见过财政部长，但在恰当的时候我会这样做，以便打听出可能的财政行动，然后立即向您报告。 [3]

布莱希罗德的总结简明而富有远见，并显示了他本人的保守倾向。

冲突愈演愈烈。国王坚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特权，反对派则坚持自己的预算权利不可侵犯。此外，自由派还意识到这场冲突将决定普鲁士社会在未来的具体性质。自由派议员大多是律师和官僚，他们的选民是受普鲁士三级投票体制青睐的有产阶级。企业家把票投给自由派，因为他们想要民族统一、经济自由和温和君主立宪制。与查理一世和“长期议会” 的类比在当时非常流行，而威廉也毫不

怀疑国王和他的臣民“截然不同”。然而，他的对头们对任何带内战味道的东西都鲜有胃口。为此，他们对现有社会抱了太大期望，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抗议和拒绝通过预算取得胜利。外国革命的血腥成功（无论英国或是法国）令大多数普鲁士自由派恐惧。

他们的犹豫无疑还有另一个理由。自由派很满意政府的商务政策，在法普商务条约正式签字前，他们以近乎全票通过了它 [4] 。查理一世与长期议会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冲突，威廉和他的议会则至少在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点共识削弱了威廉反对者们的动力，但他们还是发现自己陷入僵局，尽管肯定是无心的，不过仍然绝望 [5] 。

1862年9月，沮丧和绝望的国王威胁退位。罗恩说服他让俾斯麦来做最后的努力。威廉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罗恩发电报要求俾斯麦从法国返回，后者从1862年春起担任普鲁士驻法大使。那年夏天，当普鲁士局势几近崩溃时，俾斯麦正沉浸在与年轻貌美的俄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夫人卡特琳·奥洛夫（Katherine Orlov）的恋情中，并因此恢复健康与活力。接到罗恩的召唤后，俾斯麦带着罕见的好情绪回到柏林。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外交工作增进了他对欧洲事务的了解，但自从在法兰克福起，他便向往着普鲁士最高的职位。早在1851年，他就写信给路德维希·冯·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 ，表示普鲁士的外交过于循规蹈矩，只有国王、副官长或外交部长的职位可以满足成年人的能力和野心 [6] 。多年来，他更渴望的并非职位，而是获得权威与合法权力，用更加智慧和直接的方式主导普鲁士的命运。47岁那年，这个长期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物终于从普鲁士政治的边缘进入风暴中心。

在危机的顶峰受到权力的召唤，这对俾斯麦再合适不过。他更善于和对手而非同僚或地位相当者打交道，而议会的反抗甚至限制了国王的选择自由。俾斯麦相对自由而且鲜有盟友——但他需要干什么呢？

尼采说，一切深奥之物都喜欢面具。而一切伟大统治者都有点像戴高乐（De Gaulle），认为权力应该包裹在神秘中。俾斯麦是个真正复杂的人物，虽然令人困惑的更多是他的直率而非伪装，但在同时代人看来他却莫测高深。大多数历史学家也觉得他无法理解，最糟糕的是，从成功开始回顾他的人生。因为这种视角忽略了他的斗争岁月，当时他正在摸索解决之道——那些年对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也特别重要。

很难简短地概括俾斯麦在成为国王首席大臣时的目标或希望 [7] 。与所有伟大领袖一样，性格和政策密不可分；人不是由独立的部分组成，特别是像俾斯麦这么卓越的人。1862年，他的成就即将实现，造就其伟大的是他打破常规的智慧、随机应变的能力、强烈的自信、无限的能量、唯我独尊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尽管如此，他的品行上也存在缺陷：在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傲慢而且以嘲讽世人为乐；在最后，他鄙视他人，愤世嫉俗，喜欢把人当作工具，用完了就一弃了之。最重要的是，他极为看重现实主义。他从生活和政治中获得大量实用知识，无论是理论家或多愁善感者，还是目光偏颇或僵化者都令他厌恶至极。正是务实天性让他欣赏那位利益超越国界但目标专一的银行家 [8] 。

1862年上任时，俾斯麦并无具体计划。他试图维护普鲁士君主在国内的权威，提高其在国外的影响力，因为他把强大的王权视作阻止革命和混乱反复发生的保障。他在法兰克福时已经深信德意志邦联的无能，邦联由奥地利主导，因此对普鲁士的利益有害。1856年，他致信普鲁士首相，表示“由于维也纳的政策，德意志无法同时容下我们两国” [9] 。但他也意识到，奥地利的力量已经无法继续让它在德意志颐指气使。

俾斯麦对利用奥地利的弱点和孤立处境毫无顾忌。他也明白，奥地利正在为走出孤立做绝望的努力。普鲁士保守派——比如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此人是俾斯麦在宫廷最早的庇护人，在宗教和政治原则上毫不妥协——他认为，德意志邦联和1815年的决议是阻止德意志革命者的神圣堡垒。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希望统一，而普鲁士君主制势力则想要维持现状。俾斯麦改变了这种等式：也许民族主义可以被用来为君主制服务。通过实行他所谓的“令人不快的利益政治”（ ungemütliche Interessenpolitik ），通过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也许可以通过此类方式让普鲁士的贵族君主秩序得以留存 [10] 。这是他的总体方向，他原则性的无原则做法是疏远昔日的盟友和争取过去的敌人。时势无疑有利于他的计划：奥地利正在衰退，德意志民族主义正在兴起。不过，也许没有人能和他一样灵巧地利用当时盛行的风向和潮流 [11] 。

1862年秋，俾斯麦可能选择任何道路——只要它们可以立竿见影地让普鲁士强大起来。他对自己不合常规的观点毫不在乎。履职几周后，他告诉迪斯累利：“我会抓住第一次最好的借口向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议会，降服小邦国，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民族统一。” [12] 1862年11月和12月，他又重申这些警告。他告诉奥地利外交官，自己对“手足相残之战”这样的字眼并不感冒，奥普关系必须改善，否则就会恶化甚至可能兵戎相见。“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政治存在争取必需的空气（ Lebensluft ）。” [13] 他对自己可能意图的另一次坦诚预言震惊了法国大使塔列朗伯爵（Count Talleyrand）：普鲁士宁愿离开邦联，也不允许奥地利将邦联用作反普鲁士的工具；这样的决裂将导致战争，“只要战鼓响起，我们就会派兵占领它们［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我们将在南北德之间画出分界线，在那条线后站好阵脚”。当被问及如果德意志形势“激化”，拿破仑会做何反应时，塔列朗回答说，自己将难以“保持冷静” [14] 。

俾斯麦理解当时德意志社会特有的大量期望。他意识到经济利益的政治重要性；早在1851年，他就在写给朋友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中表示，普鲁士应该及时关注德国的物质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开先河的权力机构，无论是邦联议会、关税同盟（Zollverein） 或普鲁士政府，都会在争取受惠群体的同情时大占优势……” [15] 他相信大多数人把物质考虑放在政治忠诚之前，并很可能认可兰克 关于人“总是首先追求两件东西——荣耀和财富”的观点，尽管兰克认为生命中应该有更高的目标，但俾斯麦可能会视其为纯粹的虔诚 [16] 。俾斯麦敦促普鲁士应该支持“通过物质利益的纽带巩固健康的北德元素”，甚至不惜牺牲关税同盟中南德成员的利益 [17] 。他对奥地利尝试加入同盟并使之满足其保护主义需要的举动提出警告，并反对奥地利人将德意志商务政策置于法兰克福议会多数派之手的一切企图。他赞同历届政府的主流观点，即普鲁士应该致力于实现对外贸易的更大自由，并大力支持1862年的法普贸易条约，该条约促进贸易自由，还让普鲁士进一步融入西欧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活。他一眼就看出与法国签署这份条约的政治意义，并在1862年圣诞节起草的备忘录中向威廉陈说其优点 [18] 。俾斯麦特别关心统治阶级的经济需求和欲望，这些人大多拥护条约。他知道物质繁荣能增强国力，并弱化有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或意识形态。

与俾斯麦本人和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的惯常描绘不同，他并非对经济一无所知。作为容克贵族，他曾经打理自己的庄园，总是对获得更大利润和拥有更多土地保持适度胃口；作为外交官，他曾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共餐，见证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诚然，与税收和关税问题或市场波动相比，他更关注欧洲的外交形势。但他并未忽视19世纪的现实，以至于轻视物质元素在他和国家生活中的角色。

除了国王看似绝望的要求与对手们的举棋不定，俾斯麦几乎没有什么可仰仗的。很少有人认为他能坚持下去，大多数人相信他会因为自己的鲁莽而倒台。他向威廉承诺不放弃军队法案（包括三年制兵役条款），哪怕没有足够授权的预算也要推行政令。但从一开始，他就在幕后寻求妥协。尽管经常对议会加以威胁和报以鄙视，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不希望诉诸赤裸裸的专制。他并不觉得有必要实行三年制兵役，上台几周后，他似乎开始倾向于朋友罗恩试图推行的巧妙方案：允许一些士兵“买断”第三年服役期——法国有类似制度。该计划的狡诈让深入研究过它的一位学者怀疑俾斯麦参与其中：一方面它让议员保住脸面（他们的儿子如愿缩短了服役期），与此同时它还带给政府完全不受议会干涉的大笔额外收入。不过，总是得到极端反动的朋友曼陀菲尔支持的威廉驳回了这个方案。俾斯麦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19] 。

俾斯麦的朋友或盟友寥寥无几。国王对这个暴躁而善变的家伙心存怀疑，他在一天里产生的想法和计谋让威廉用一年都无法消化。王储也和大部分自由派一样不信任俾斯麦，他表示：“可怜的妈妈，她的这位死敌得到任命会让她多么痛苦。” [20] 俾斯麦的许多同僚也害怕他，不知道这位跋扈的上级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俾斯麦和罗恩是朋友，但对自己身边的其他人报以鄙视，无论是能干的对手、无能的同僚还是议会中碍事的理论家，并轻蔑地称国王的一位首席外交官为“乌泽多米娅”（Usedomia） 。不过，尽管与同僚关系紧张，他不得不等待差不多十年之久才能安插自己的人选（即使到那时，他仍然承认自己情愿与任何敌对外国势力商谈最棘手的问题，也不愿与普鲁士的战争部长达成协议） [21] 。在此之前，他需要来自政府惯常渠道之外的专家建议。他需要视野广阔和智慧出众的人，他们既乐于效劳又不会取代自己。

这种需要成了布莱希罗德的机遇。但在1862年9月和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布莱希罗德完全没有预见到自己（或俾斯麦）即将面对什么。他仍然谨慎而多疑。他主要关心自己的生意，而俾斯麦的看似鲁莽可能会激化宪法冲突和伤害经济。

布莱希罗德在宪法冲突的双方都有朋友，对双方都抱有同情。几名议员领袖是他的朋友和主顾；他的犹太人同胞通常倾向于议会和反对国王，并不特别认同黩武派不合时宜的观点，即军队及其封建特权是最神圣的。普鲁士犹太人信奉自由主义：在1858年到1866年间选出的160位犹太选举人（ Wahlmänner ） 中，92%把票投给自由派 [22] 。俾斯麦在议会的反对者是利益与社会休戚相关的有产者——于是布莱希罗德的某些天生的朋友和伙伴不情愿地成了当局的反对者 [23] 。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与内阁乃至宫廷关系密切，他的主顾中包括一些血统最高贵的贵族 。与大多数银行家一样，布莱希罗德天性亲近、支持并忠于政府。当他因为可靠和杰出而成了俾斯麦的选择后，这种天性变成固定策略。

在俾斯麦上台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布莱希罗德是得天独厚的观察者——对后世而言幸运的是，他把自己的印象和俾斯麦的内幕消息分享给自己最看重的联系人：巴黎的雅姆斯男爵。除了贝伦街和拉菲特街（rue Laffitte）之间的每日商务信件，布莱希罗德还用自己的华丽字体亲笔写私信。这些信件有时用密码写成，或者为逃避无处不在的监察而将关键字词或名字转写成希伯来文。它们向雅姆斯男爵提供一位银行家和政客看重和可以利用的那类情报——他从世界各地居于重要位置的人那里收到的正是此类情报。布莱希罗德写给雅姆斯男爵的密信是分析他对俾斯麦的早年时运以及他与这位首相关系看法的重要依据。它们是一位银行家对动荡时代印象的独一无二的记录。它们还反映出布莱希罗德与迈耶尔·阿姆歇尔五个儿子中硕果仅存的那位的不平等关系，并暗示他将逐步全盘接受俾斯麦的主张 。

1862年9月24日，几乎就在俾斯麦刚回到柏林后，布莱希罗德致函雅姆斯男爵：

我们陷入内阁危机！作为首相的冯·俾斯麦—舍恩豪森先生正在忙着组建新的内阁。战争部长罗恩留任，这足以证明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不会因内阁的改组而被解决……伯恩施托夫伯爵 和冯·德·海特 已被罢免。关于新内阁，没有任何确切消息，但似乎我们将迎来一个完全反动的内阁。博德尔施文格经常被提及将出任财政部长……

他补充道，危机让市场萧条，特别是普鲁士证券市场 [24] 。

一周后，俾斯麦出现在议会预算委员会面前，并暗示自己的行动方向。他将用对外胜利来赢得国内的默许。他谈到普鲁士一再失去外交政策的“有利时机”，为了增强祖国的实力，必须要抓住这些时机：“维也纳条约划定的边界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健康存在。今天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决定所能解决的——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靠血和铁。” [25] 对俾斯麦而言，这是从他经验中提炼的自明之言；但对自由派议员和他们在公众中的支持者而言，这是寻衅之词。俾斯麦开始被视作反动和黩武的“权宜人选”。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反动”政府的大胆和革命性特点。

在一段时间里，布莱希罗德仍对俾斯麦的立场颇有微词。他看不到解决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办法，和所有人一样，他也听说了大量常常自相矛盾的流言，比如新内阁可能被罢免，议会将被解散和宫廷摇摆不定。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布莱希罗德很少见到俾斯麦，因此几乎不比大多数柏林消息最灵通的人士知道得更多。普鲁士政治的不确定让曾经活跃的商界陷入沉寂，布莱希罗德苦恼不已。

不过，到了1862年底，布莱希罗德已经获得接近俾斯麦的特别机会，他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也开始反映了俾斯麦的内幕消息。这些信件无疑也是为了让雅姆斯男爵认识到布莱希罗德新的重要性——因此，信中对俾斯麦内阁即将倒台的一再预测就有了特别意义。如果布莱希罗德能让雅姆斯男爵相信自己的新消息源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这本该对他的利益更有好处。

1862年12月末，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根据来自冯·俾斯麦先生的私人消息”，同议会的冲突将不会在下次开会时解决。1月18日，议会重开几天后，他又坚称“人们对改组内阁做了大量讨论，但并不朝着有利于自由派的方向。俾斯麦辞职似乎近在眼前，冯·德·海特（俾斯麦拒绝了他）正被酝酿作为财政部长进入内阁，但体系不会改变”。他报告说，国王仍在生病，并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退出国家事务。一周后他写道：“我们的政局看上去不乐观……现任内阁的不受欢迎程度是普鲁士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俾斯麦不被罢免，那么议会就将被解散，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限制性选举法，那将标志着与宪法的最终决裂 [26] 。布莱希罗德早早地正确预见到，俾斯麦正试图摆脱三级选举制度。在该制度下，以牺牲下层阶级利益为代价，有产者（恰好是自由派）的代表占据着优势。布莱希罗德的信件印证了俾斯麦同时代人的不确定和迷惘，和首相一样，他们也不知道政府如何让自己或普鲁士走出当下的僵局。

1863年，又一场危机爆发：长期受到俄国严苛统治折磨的波兰人揭竿而起，俾斯麦马上寻求帮助俄国人镇压叛乱。俾斯麦迅速征调部分普鲁士军力和与俄国人达成协议（所谓的《阿尔文斯勒本条约》［Alvensleben Convention］）的举动触怒了法国人和英国人；此举还激怒了普鲁士自由派，他们不愿看到本国为虎作伥，帮助俄国镇压寻求自由的勇敢的波兰人。另一方面，俾斯麦担心的却是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可能屈服于俄国改革派并向波兰人让步，从而鼓励后者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兰省份中制造麻烦。与大部分德国人一样，俾斯麦特别仇视波兰人。

这场危机期间，布莱希罗德定期向雅姆斯男爵提供关于普鲁士军事和政治动向的消息。“与我谈过话的冯·俾斯麦先生”是此类权威报告通常的来源。俾斯麦没有预料到西方强国或国内政敌会发起如此猛烈的抗议浪潮，他利用布莱希罗德安抚法国人，并表达对拿破仑三世居然会把《阿尔文斯勒本条约》视作“宣战理由”的惊愕 [27] 。俄国人最终取消了条约的军事条款，独自镇压波兰人，但俾斯麦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2月21日，布莱希罗德预言危机将导致政府在几天内垮台。他援引“灵通的消息来源”，表示俾斯麦并非条约的始作俑者，条约是威廉的军事内阁在俾斯麦“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这种很不可信的说法也许来自俾斯麦本人。2月27日，俾斯麦对英国大使安德鲁·布坎南爵士（Sir Andrew Buchanan）说了同样的谎言 [28] 。危机期间，俾斯麦远没有像后来在回忆录中或者历史学家直到最近还常常做的那样对条约感到得意 [29] 。俾斯麦利用波兰起义赢得俄国人友谊的企图常常被称为他的高明一击，但此举几乎让他职位不保。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承诺，自己将用复杂密码写成的电报告知俾斯麦辞职和替代者（无论是反动派还是自由派）的消息 [30] 。根据布莱希罗德从“国王私人内阁”获得的消息，俾斯麦已经递交辞呈，并正在被认真考虑。他接着说，如果俾斯麦走人，市场将出现积极反应。布莱希罗德还报告说，议会抨击了《阿尔文斯勒本条约》，并以246票对57票否决了俾斯麦的政策 [31] 。俾斯麦反过来指责反对者无知和叛国。他想要让议会休会，但内阁拒绝了他；只有罗恩对他表示支持并写来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对内阁分裂和E（内政部长弗里茨·奥伊伦堡伯爵［Count Fritz Eulenburg］）的绝望，认为E或者对事态不够重视，或者不愿“切断所有退路”。总有一天，奥伊伦堡的朋友们“诺亚（Noah）、沃尔夫斯海姆（Wolfsheim）、雅各比（Jacobi）和其他混蛋，无论是否受过割礼 ，都会背叛他并让他举步维艰”。罗恩最后表示：“你、我和博德尔施文格在这件事中牵涉最深，如果我们因为无能而失败，我将不愿苟活下去。” [32]

俾斯麦的倒台似乎近在眼前，但布莱希罗德知道，如果罢免首相，国王将不得不同时放弃自己的政策：“没有人能像现任首相那么服众。” [33] 布莱希罗德的报告足够清楚地指出，俾斯麦犯了错，一度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也许他已经让情况变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国王找不到其他人收拾残局。随着俄国人无情地镇压了波兰人，眼前的危机得到缓解，威廉保住了他四面楚歌的首相。

布莱希罗德关于危机的报告迅速而准确。他提供给雅姆斯男爵的情报与柏林各大使馆提供给本国外交部的一致，而且至少同样迅速 [34] 。对于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危机的那几周里，俾斯麦开始把布莱希罗德当成心腹和特别渠道。他们定期“会谈”，经常每周数次。布莱希罗德没有隐瞒自己的新关系，他得意洋洋地对雅姆斯男爵说：“为了摸清外交政策，我借机拜访了冯·俾斯麦先生”，“今天我借机与我著名的消息源做了长时间交谈”，或者更简洁地表示“内阁今天未收到值得注意的信件” [35] 。

布莱希罗德开始把自己看作俾斯麦的秘密合作者，看作普鲁士政府首脑的特别顾问。反过来，俾斯麦清楚自己传达给布莱希罗德的任何信息都将很快流传到巴黎和伦敦，于是向后者提供经过选择的零星真相。全部真相只有他本人知道。他把布莱希罗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联系视作同巴黎的常规外交关系之外的有用补充，特别是因为他不把驻巴黎大使罗伯特·冯·德·戈尔茨（Robert von der Goltz）当成朋友。戈尔茨伯爵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对普法关系也有自己的理解——这是俾斯麦无法原谅的两项死罪 [36] 。

到了1863年春，普鲁士的宪法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布莱希罗德也因此变得更加悲观：“从中立者视角出发，只能说我们的国内政治非常糟糕。”僵局在延续；国王不愿放弃军队改革，议会则拒绝批准授权改革的预算。议会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内阁的提案——1863年5月的一次重要投票的结果是295比5——“国王对这些情况感到愤怒，他的亲信则鼓动他无视民众的代表。” [37] 俾斯麦希望自由派议员会厌倦他们的反对立场，特别是如果他能够证明，脱离民众的是他们而非政府。与此同时，他公开指责议员，并在私下向朋友约翰·罗斯洛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 抱怨这个“充斥陈词滥调的议会”：“我不得不提出抗议，这些空谈者实在无法统治普鲁士，他们没什么头脑却过于洋洋自得，［他们］愚蠢而又专横。” [38] 到了1863年春，俾斯麦已经确立实质上的独裁。他无视议会，骚扰自由出版物，并寻求清洗官僚队伍；他向友人吐露心声，认为也许必须完全抛弃宪法 [39] 。与此同时，他为了自己的目的滥用宪法，凭着牵强的合法性借口就决定政府可以继续像过去那样收税，即使议会没有批准预算。他正在玩一场大胆和高深莫测的游戏，期待同时赢得多重优势。通过使国内局势无限复杂化，他让自己变得对威廉不可或缺；想要牺牲俾斯麦，国王必须同时牺牲自己的原则。至于议会，俾斯麦对议员报以鄙视，希望这样能让他们变得可鄙。此外，普鲁士在德意志的角色也正在削弱。如何结束这场让国家元气大伤的冲突呢？国王和议会最终会接受他吗？

当时的俾斯麦冒着巨大风险。在回忆录中，他想起1863年春朋友们曾建议他应该把克尼普霍夫（Kniephof）庄园转让给兄弟，因为议会的正式强制令规定，违宪支出要由部长本人及其财产承担 [40] 。反对派无疑希望剥夺俾斯麦的职位和财产——如果他们能找到有效与和平的方法。

对布莱希罗德和当时的大部分观察者而言，普鲁士政治似乎注定将进一步变糟。形势似乎毫无希望。他在5月17日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说：“请允许我为您简短描绘一下我们国内的严峻状况，这种状况不幸地有利于为外敌打开大门，并［将］削弱普鲁士的国力，如果它长时间持续下去的话。”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上升到新的高度，但政府既不愿面对也不愿解散议会。通过无视议会，政府“希望赢得公众的支持。我认为政府在相当拙劣地自欺欺人，因为八分之七的民众站在议会这边，渴望内阁发生改变”。但这样的改变不太可能，因为国王相信议会已经走得太远，“和解等同于示弱”。出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在上述状况下，贸易和商业无疑受到重创” [41] 。

随后的几周里，双方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5月22日，议会在向国王上奏时抗议政府一再违反宪法，并警告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甚至在欧洲都几乎被孤立……每次［同内阁］的谈判都让我们进一步相信，国王的顾问和国家间存在着鸿沟， 只有通过人事乃至体制改变 才能消除” [42] 。而俾斯麦则无疑认为，鸿沟存在于议会和国家间。即使温和的自由派也发出激进论调，赫尔曼·鲍姆加腾（Hermann Baumgarten） 致信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表示反对派过于温顺：“必须让鄙视宪法、法律和理性的人发抖。我们必须唤起他们的恐惧，让他们知道自己终有一天将像疯狗那样被杀死……让俾斯麦得意一小会儿吧，我认为革命也将不可避免。”西贝尔回信称，能够震慑内阁的不是话语而是武力，是不忠诚士兵的威胁 [43] 。

5月24日，布莱希罗德再次送给雅姆斯男爵一份对这场冲突的小结，因为就像他所说（很有预见性！），普鲁士的国内状况“将在欧洲政治中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议会对军队改革的苛刻行为让政府变得强硬，而在反动派顾问的包围下，国王也选择了极端封建反动的方向，尽管他的性格无比正直”。（“尽管”后面的话含蓄地区分了封建反动和正直性格，这是布莱希罗德本人立场的少数例证，他保守但愿意妥协，而非反动和好战。）布莱希罗德还表示，政府坚持自身的违宪立场，但在国王决心推行新的选举法之前不愿解散议会，“当前尚无法说服他这样做”。布莱希罗德的书信暗示俾斯麦试图说服国王颁布这样的法律——这进一步表明，1863年春，俾斯麦正在考虑政变 [44] 。俾斯麦如实告诉布莱希罗德，议会将不会被解散，而国王正就采取何种政策与其展开“激烈斗争”。布莱希罗德可能低估了他这位可敬朋友的力量和智谋，他写道：“普鲁士的命运掌握在国王手中。”

布莱希罗德还认为，“很大一部分民众站在议会这边，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慎重的人觉得议会 走得太远 ” [45] 。如果精明的市民（布莱希罗德很可能将自己归入其中）觉得对普鲁士宪法的合法、非暴力和顽强的捍卫都被视作走得太远的话，那么议会中的自由派将注定失败。与此同时，自由派领袖维克多·冯·翁鲁（Viktor von Unruh）批评“富裕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如果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富有的公民缺乏政治神经和坚定立场，那么显然政治压迫将不断加强，直至下层阶级揭竿而起” [46] 。与西贝尔和许多自由派一样，翁鲁担心如果自由派失利，国家和自由派将面对专制主义或革命的可悲选择。另一方面，俾斯麦指望依靠民众的保守态度，希望孤立自由派议员，向国民证明他们的代表事实上多么不具有代表性。

当时的普鲁士自由派令人同情地指望冲突自然解决，寄希望于威廉的驾崩和自由派王储腓特烈·威廉的登基（他迎娶了维多利亚女王之女），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政治观。但布莱希罗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公众普遍相信王位继承者持彻底的自由主义立场，但他和妻子却在圣灵降临周期间 穿越阿尔特马克（Altmark） ，前去拜访当地的封建反动派领袖” [47] 。

5月27日，议会开始休会。6月1日，尽管国内完全风平浪静，国王却行使紧急权力，发布旨在让所有反对派报纸闭嘴的出版法令。甚至王储也被惊动——但很快遭到噤声。在王储对出版法令提出抗议后，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王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重申反对。布莱希罗德同样感到吃惊。他认为，“相当严格的出版法”之后将很快出现限制宪法规定的集会权利的法令，最终则将是“针对公务员的综合性惩罚程序”。下次开会时，议会将否决这些压迫性法规；然后议会将被解散，选举将在国王推行的新选举法下举行。“如果这都不能成功，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相信将发生政变。尽管发生了这些事，国家仍然完全风平浪静，就像人们经常提到的，违宪只存在于外部事件中！” [48] 另一些人希望平静只是欺骗性的，甚至像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这样的温和自由派也相信“现在，革命只是……在等待合适时机……蒙神恩的王室需要有益的、严肃得可怕的惩戒” [49] 。

布莱希罗德关于国内冲突的报告既准确又极其公正。他的书信还反映出其本人的观点。和俾斯麦一样，布莱希罗德也是个务实的人，不相信抽象原则。根据布莱希罗德的教育和经历，没有什么能让他承认预算权斗争和个人自由间存在联系——即使他特别看重后者。对布莱希罗德和其他有产者而言，这场斗争是少数人的野心和顽固对公众的妨碍。布莱希罗德认为，政治是个人的斗争；决定君主政策的总是国王的倾向及其谋士的阴谋，很少是关于问题的冲突。他反对议会的阻挠和极端的封建反动。他很可能也不认可政变。和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希望冲突能得到解决，让国家重新向繁荣进军。

布莱希罗德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俾斯麦致力于推动向繁荣进军。他了解俾斯麦对经济的兴趣（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政府首脑），知道俾斯麦关心自由贸易和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商业霸权。俾斯麦把普鲁士的繁荣视作权力工具，布莱希罗德则把它当成目的本身。但俾斯麦的政策和他对经济顾问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支持让大多数商人高兴，甚至连最直言不讳的自由派也支持俾斯麦的经济政策。俾斯麦和对手间既有冲突，也有共识——这既鼓励俾斯麦，也削弱他的对手 [50] 。

布莱希罗德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因为和平是繁荣的先决条件。他也是个精明的人。俾斯麦的继任者会给予他同样的独家信任，就像俾斯麦在第一年任期内所做的那样吗？还有哪个犹太银行家如此频繁和热情地受到普鲁士首相的接见？布莱希罗德很可能是最受政界青睐的商人——这并非没有理由。

1863年6月，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国王将很快前往卡尔斯巴德（Karlsbad），很可能在那里会见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他的确这样做了 [51] 。在那个多事之夏，布莱希罗德似乎中断了与雅姆斯男爵的私信往来，两人很可能分别去了某个著名的温泉浴场，在当地的自然风光中，欧洲的精英们正忙着调养身体和笼络关系 。

普鲁士的国内危机加剧了，就像布莱希罗德预料的那样，来自国外的压力让情况可能变得更糟。1863年夏，察觉普鲁士弱势的奥地利开始推行在奥地利人领导下加强德意志邦联的计划。作为第一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邀请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君主在法兰克福开会商谈奥地利的提议。威廉认为自己有义务参会，但俾斯麦——这是他政治生涯早年的最大危机之一——坚决认为国王不应该去。俾斯麦担心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受到孤立和被迫屈从，于是说服国王谢绝邀请，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计划，要求确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双头领导，并建立民选的民族议会。他仍然坚持早前的理念，即奥地利必须为与普鲁士合作付出代价，否则就免谈。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民族议会的提议拉拢德意志民族主义支持普鲁士。两大强国的角力进入新的关键阶段，在与俾斯麦会谈后不久，布莱希罗德于9月28日报告说：“德意志问题仍然留待未来解决，但普鲁士目前对德意志，特别是对奥地利的立场从长期来看行不通，必将造成混乱。” [52] 引发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提出警告的很可能就是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奥地利王室关系密切，对财政状况摇摇欲坠的奥地利帝国而言非常重要。最好尽早和时常提醒他们，普鲁士试图利用奥地利的虚弱实现自己的霸业。经过这场危机，俾斯麦变得更加强大，甚至他的某些国内政敌也不情愿地支持他对奥地利的蔑视，至少他保住了普鲁士的行动自由 [53] 。

不过，随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危机的爆发，俾斯麦被迫陡然改变计划。1863年3月，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Frederick VII）颁布宪法令，试图把石勒苏益格进一步拉向丹麦，尽管他一再保证这两个公国不会被分开。此举让关于这两个公国由来已久的问题再次被放到聚光灯下。这些公国的命运曾在1848年点燃过德意志民族主义情感，但革命的失利导致自由派在北方遭受严重挫折。1852年的《伦敦条约》恢复丹麦对两个公国的统治，但规定两者特殊的联合状态应该被保留，而荷尔斯泰因则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尽管《伦敦条约》做了如此安排，但丹麦人还是希望创立单一的国家。1863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在较小德意志邦国的推动下，法兰克福议会对该问题表达了担忧。布莱希罗德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提到该事件：5月1日，他向雅姆斯男爵透露，“我们的内阁计划发行5000万塔勒公债用于海军，但后来……改为用于波罗的海防务，数额减少到3000万”。政府推迟向议会的申请，因为它知道肯定会被拒绝。布莱希罗德感到新危机的严重性，他报告说，俾斯麦告诉他，丹麦事件可能“在未来引发严重纠纷”，但三个月内不会有事，因为军队还没准备好 [54] 。这个警告一语成谶。

关于两个公国的危机在1863年秋加深。9月末，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法兰克福议会准备对违反《伦敦条约》的丹麦发出军事威胁。他预测丹麦不会让步，并表示市场受到打击 [55] 。11月，丹麦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两天后，腓特烈七世意外去世，没有留下直系继承者。现在，即位问题和关于两个公国的争端被搅在一起。民族主义情感被完全调动起来的丹麦人拥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为新国王，后者马上签署吞并石勒苏益格的宪法。另一方面，大多数德意志人坚称，按照他们的古老法律，亲德的奥古斯腾堡（Augustenburg）亲王最有资格成为两个公国的统治者 。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给欧洲的和平投下阴影。

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奥古斯腾堡亲王已经造访柏林，但没能赢得俾斯麦的支持。此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在证券市场引发一波巨大的恐慌，股价下跌3.5%，但仍然无法提起任何买家的兴趣” [56] 。商界担心出现军事纠纷，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在像当时那样的太平年月里，上述跌幅相当可观。

1863—1864年冬，布莱希罗德经常与俾斯麦见面，但他向雅姆斯男爵的报告大多集中在俾斯麦对钱的需求上。布莱希罗德很少提及首相的复杂政策——也许因为他对此知之甚少。很少有人能猜到俾斯麦的意图。对俾斯麦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他必须在不损害普鲁士有利外交地位的前提下打击丹麦人，必须同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所有站在奥古斯腾堡那边的较小德意志邦国较量，必须击退奥地利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联盟。他还必须争取威廉的支持，后者倾向于奥古斯腾堡，而俾斯麦则认为在北方邻邦扶植一位自由派亲德亲王全无益处。眼前需要避开的礁石，比作为目标的海岸更加清晰。他逐步设计让奥地利人与普鲁士结成统一阵线，使他们疏远别的德意志邦国。两个公国的最终命运仍然不明，也许由普鲁士吞并它们是俾斯麦早期的目标。他的成功取决于每一步表面上的明确和有逻辑，以及最终目标的不可预测。

危机期间，俾斯麦在国内没有盟友，普遍受到怀疑。大多数德意志人倾向于奥古斯腾堡即位，但俾斯麦表示反对。如果不选择奥古斯腾堡，大部分普鲁士人希望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但俾斯麦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个目标，因为那将危及奥地利的支持并招来欧洲的敌意。俾斯麦一度以《伦敦条约》的捍卫者自居——该立场让他在国外赢得好评，在国内却并非如此。这场风波中，俾斯麦遭受从未有过的对其错误的谴责。他甚至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那将减少他成功的机会。他拒不辞职并坚持自己的政策，当胜利最终浮出水面时，他的命星因为曾经晦暗而更显明亮。

俾斯麦的对外计划需要钱——这个真理对他不言自明，却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完全忽视。普鲁士政府在预算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继续征税，但与丹麦迫在眉睫的战争和战后可能的动荡（只有俾斯麦能依稀预见到）需要额外的资金，无法靠常规收入满足。当时的战争已经非常昂贵，而就像我们将看到的，俾斯麦在外交上同样喜欢吹嘘国库充足。俾斯麦认为，对外胜利可以成功地削弱国内的反对声音，但持续怀有敌意的议会威胁剥夺他所需的资金。他决心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在找钱过程中，他需要帮助和建议。他自己的内阁出现分裂，大部分阁僚听从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的无用主张，反对任何超越宪法授权的行动。博德尔施文格老迈怯懦，而且死守原则：难怪俾斯麦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博德尔施文格和商务部长海因里希·冯·伊岑普利茨伯爵（Count Heinrich von Itzenplitz）“无法领导自己的部门……从个人信仰来看，博德尔施文格属于内阁的极右翼，但他在投票时经常站在极左翼那边”，因为此人依赖其自由派顾问的建议。“我无法指望我的政策得到这两位部长的支持，因为他们既对我的政策一无所知，也对我这样一个比他们年轻而且原本不属于该领域的首相全无好感。” [57]

俾斯麦决心尽其所能筹钱，并不在乎法律细节。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不能取决于某种设计糟糕的法律或宪法，而是取决于权力。换句话说，在俾斯麦看来，考虑权力和考虑法律处于不同和不均等的层面。他愿意求助未授权的发债或者同样违宪地变卖国有财产。关键在于如何调动必要的资金，以便利用俾斯麦察觉到的国外存在的重大可能性。

在急需用钱的那两年里，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的依赖越来越大。他寻求后者的建议并利用后者的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俾斯麦特别重要。俾斯麦可能曾希望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迁往柏林（对于那个金融王朝的成员来说，柏林是德意志最合适和最有前途的地方），但他愿意信赖布莱希罗德，后者还与科隆—明登铁路存在正式关系——这条铁路对政府具有重要的财政意义。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的信赖越来越深，关系日益亲密，主要原因是他对这位银行家的判断和智慧的信任。作为俾斯麦当时的主要助手之一，罗伯特·冯·科伊德尔（Robert von Keudell）写道：到了1864年，布莱希罗德“这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已经属于助理的内部圈子”。“他的头脑活跃而犀利，记忆可靠，内心坚定而忠诚。”俾斯麦要求科伊德尔向布莱希罗德简要通报“外交政策的情况，只要不涉及机密，以便他能够快速和正确地理解”俾斯麦当面向他所做的“那些暗示”。首相希望许多此类信息能被传递给雅姆斯男爵，按照科伊德尔的说法，男爵“总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见到拿破仑皇帝，并被允许就财政乃至政治问题畅所欲言。这让通过布莱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向皇帝传递信息成为可能，而官方渠道则显得不合适”。于是，布莱希罗德曾经几乎每天都要拜访科伊德尔，他开始感觉“自己仿佛是外交部的助理，开始称俾斯麦为‘我们极受尊敬的首长’” [58] 。

布莱希罗德在那两年里定期与俾斯麦会面，经常达到每周一或两次。科伊德尔不可能知道两人在俾斯麦办公室密谈时发生的一切。除了国事，他们也谈论俾斯麦的个人投资——这个主题将在第五章再展开。布莱希罗德既接收也传递政治消息。没有关于他们谈话的记录，唯一的蛛丝马迹保存在布莱希罗德写给友人特别是给雅姆斯男爵的书信里。在那关键的两年里，俾斯麦在柏林待的时间比后来要长，布莱希罗德每当有要事都能见到首相；因此直接通信反而少了 [59] 。俾斯麦把助手分派到不同部门，只有他本人了解自己政策的所有方面。科伊德尔不知道（或者在1901年写回忆录时不愿承认），从1863年11月起，布莱希罗德不仅偶尔代表俾斯麦展开外交活动，还在为俾斯麦的冒险筹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1863年11月，布莱希罗德第一次向俾斯麦建议，普鲁士政府可以将萨尔（Saar）地区的富饶煤矿出售给一家私人公司 [60] 。普鲁士政府控制着国家煤产量的很大一部分，拥有萨尔的大部分煤矿和西里西亚（Silesia）一些最大的煤矿。萨尔的自由派商业社群反对垄断，出于实践和理念原因希望弱化政府的角色。关于出售萨尔煤矿的传言早在1861年就已出现，据说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它们开价2000万塔勒。传言很快被否定，但总是特别顽强地卷土重来。

俾斯麦知道拿破仑觊觎萨尔煤矿盆地。1862年10月末，法国皇帝在俾斯麦来访时明确提到该问题。俾斯麦此行的目的是探听皇帝的口风：如果德意志战争爆发，法国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开价是多少。俾斯麦不太可能把拿破仑的这些梦想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会立即拒绝，坚称威廉永远不会同意让出德意志的哪怕一个村子 [61] 。威廉偶尔会成为俾斯麦计划的顽固障碍，但更多情况下，他成了俾斯麦藏身其后的巨大挡箭牌。

没有证据表明，1863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萨尔煤矿感兴趣。这个话题只是无意中出现在布莱希罗德与雅姆斯男爵的通信里。不过，许多德国公司将会欢欣鼓舞地从普鲁士政府手中买下煤矿，让政府获得足够的资金继续其违宪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出售煤矿将减少政府的年收入。在宪法冲突中，政府提高煤产量，每年从中获利200万塔勒 [62] 。但流言仍然甚嚣尘上。1864年，法国报纸多次报道称，萨尔煤矿将被出售。令威廉烦恼的是，奥地利报纸也开始热炒该流言，试图通过暗示德意志边境的这些煤矿将落入法国人之手来抹黑普鲁士在德意志人眼中的形象。作为一个荣誉问题上的直性子，国王对这些报道勃然大怒，因为它们暗示了另一个普隆比埃尔（Plombières）——为了换取拿破仑的帮助，意大利割让了尼斯（Nice）和萨瓦（Savoy） 。煤矿问题暂时被搁置。1866年，俾斯麦重新开始考虑该问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为了战胜奥地利，普鲁士将不得不对法国做出补偿。但那还要再等两年，并在一场战争后才会发生。

不过，俾斯麦仍然需要为同丹麦日益临近的战争筹款。1863年12月7日，布莱希罗德致信雅姆斯男爵，表示政府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塔勒的发债申请，议会很可能会拒绝。那样的话，政府将请求自愿贷款。两天后，政府果然为了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相关的可能军费支出向议会提交1200万塔勒的申请。政府承认自己拥有2100万塔勒的战争储备，但为了防备同丹麦战争之外的其他可能冲突，不能动用这笔储备 [63] 。在研究了政府的申请后，一个议会委员会提出首先应该提交请愿书，提醒国王俾斯麦的“反德意志政策”。委员会还狡猾地表示，国王可能被蒙在鼓里。俾斯麦警告议会不要提交这样的请愿书，并威胁议员们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不如小国丹麦，那么议员们要对此负责。12月18日，议会通过向国王上奏的决议，批评俾斯麦可能坚持《伦敦条约》，并提醒国王小心“可能长期危害我国的政策。鉴于内阁的立场，我们必须担心所申请的款项在它手中将 不会 被用于那两个公国或德意志， 不会 造福王室或国家” [64] 。俾斯麦在1864年和1866年取得的惊人成功让上述大胆言词成了笑柄。难怪自由派的自信在那两年里完全崩溃。

12月21日，布莱希罗德写信给雅姆斯男爵，表示议会可能拒绝发债，这将令政府“颜面大失”。议会委员会暗示政府可以靠国库满足需要，但布莱希罗德指出，这样做“将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 [65] 。委员会还建议，政府可以靠变卖自己的部分资产独立生存下去——这种想法后来由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实现。

委员会提交给议会的报告援引俾斯麦的话称，他希望为同丹麦的争端寻求合法拨款，“但如果拨款请求遭绝，那么他将不择手段地筹款” [66] 。议员们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尚未适应俾斯麦粗鲁的直截了当。

1864年1月22日，议会以275票对51票拒绝发债，理由是不认可政府的政策构想，认为它不符合其他德意志邦国的意愿，这场战争只会导致普鲁士再次将两个公国交还给丹麦。更加好战的议员们也断然反对俾斯麦。投票前四天，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觉得让俾斯麦“这个肮脏和火爆的笑柄（ Spottgeburt ）”继续执政将令人无法忍受，并表示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很可能会辞去在普鲁士的教职 [67] 。其他议员暗示，政府可能会随即提出为吞并筹款的“更具民族主义”的政策。无论如何，议员们错算了俾斯麦。恢复原状只是他的选择之一。他们不够灵活的头脑永远无法理解俾斯麦同时准备多种选择，希望实现政治形势所允许的最有利的那个。

议会拒绝发债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奥地利大使卡罗伊伯爵（Count Károlyi）向本国报告称，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反映了——

政治乃至社会分歧这个最大痛处，这是普鲁士国家的内部生活所固有的，即不同等级和阶级对彼此的强烈仇恨。这种敌对并非源于这三年的斗争，而是远远早于1848年，它把军队和贵族归到一边，把其他所有的勤勉公民归到另一边，让两者产生激烈的对立。这是普鲁士王国状况中最显著和最黑暗的特征之一。 [68]

即使在当时，这两个国家仍在期待对方的政治破产。

关键问题还是：俾斯麦能从何处找到必要的资金？战争的可能性逐步增加。12月末，布莱希罗德还能向雅姆斯男爵保证，自己的“好线人（他总是这样称呼俾斯麦）不认为会开战，除非奥地利外交部长雷希贝格伯爵（Rechberg）被自由派取代”。威廉和普鲁士保守派普遍希望和平。他们不愿因为看似无关普鲁士的目标而被拖进与丹麦的战争 [69] 。一个月后，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外交形势 不乐观 而且非常扑朔迷离，没有人能肯定地预测结局” [70] 。当时的俾斯麦以现状维护者自居，但他威胁说，如果欧洲列强干涉奥普即将对石勒苏益格的占领，那么他将毫无顾忌地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通过看似保守的立场，俾斯麦让英国更安心地满足于伪善地支持丹麦的声明。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 支持普鲁士，但气势汹汹地表达了英国对弱小丹麦的关心。巴麦尊的政策虚张声势，维多利亚女王坚决支持普鲁士，而英国内阁在丹麦问题上的分歧则无法调和。结果就是英国人袖手旁观，俾斯麦的立场让巴麦尊可以更安心地坚持口头道义 [71] 。

俾斯麦讨论了筹款的各种途径，包括来自南德意志联盟由法兰克福银行家拉法埃尔·冯·埃尔朗格（Raphael von Erlanger）牵头的提议。埃尔朗格愿意向普鲁士政府提供1500万塔勒，尽管多名议员明确警告私人银行家，议会将不欢迎在未经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向政府贷款 [72] 。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证，“埃尔朗格提出的向王国贷款的建议已经被彻底否决”。布莱希罗德似乎曾敦促政府用已被议会批准用于铁路建设但尚未发行的债券作为抵押。债券应该被抵押给能马上向政府提供资金的银行家，然后再由他们将债券出售给公众。

在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布莱希罗德正确地宣称，王储已经动身去了北方的军中，国王也将很快前往。他预言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普鲁士国内将进一步限制出版，并推行新的选举法。

2月1日，在欧洲的有利形势下，俾斯麦发起了普奥对石勒苏益格的入侵。他已经说服奥地利人一同对丹麦人和试图拥立奥古斯腾堡亲王的较小德意志邦国展开钳形进攻。为了让英国保持中立，两国援引《伦敦条约》作为联合进攻的基础。与俾斯麦共同作战的奥地利在传统上实力更强，但在同盟中只是次要角色，因为该国没有明确目标，而且哪怕想实现这些目标也希望渺茫。俾斯麦踏上了通往成功巅峰的道路，虽然他无法预测沿途的危险和曲折。

2月3日，布莱希罗德再次与俾斯麦见面，并在罗斯柴尔德的授意下再次警告后者注意埃尔朗格。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憎恶这个埃尔朗格，“他早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雇员，后来成为家族的秘密代表”，随后他自立门户并取得成功，在19世纪50年代经常和优先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对手和仇敌合作，比如佩雷尔家族（Péreires）和富尔家族（Foulds） [73]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有成为对手的前雇员怀有无法平息的仇恨。为此，布莱希罗德似乎曾建议俾斯麦在普鲁士报纸上发表针对埃尔朗格的“挑衅文章”。俾斯麦拒绝了这个夸张的想法，但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证，“无论如何，我已经小心地向［政府］通报了埃尔朗格的情况” [74] 。

但俾斯麦仍然需要钱。在同一次会面中，他告诉布莱希罗德，博德尔施文格还是反对发债，而他则希望从某处获得1200万塔勒。决定将很快做出。博德尔施文格还是害怕发行未被授权的公债，特别是因为他坚称自己有“5000万塔勒可供支配”，虽然那笔钱的来源仍然不明。与此同时，柏林市场死气沉沉，布莱希罗德相信，“目前，这里的资本家手握2000万到2500万塔勒的可用资金，在等待形势的明朗” [75] 。这些钱将被用于第一波新发行的诱人公债，比如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正翘首以盼的新一轮俄国公债 。

在丹麦战争最初几周的忙乱中，俾斯麦经常与博德尔施文格和布莱希罗德见面 [76] 。俾斯麦后来坚称，他把经济事务全部交给了部长们。这只是装腔作势，事实上，他非常关心普鲁士的后勤保障 [77] 。

2月25日，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接受了英国提出的举行国际会议的提议，但军事行动将会继续，普鲁士希望取得某些“瞩目的战果，比如突袭杜普尔要塞（Düppel trenches）……军队的‘荣誉’似乎需要这些”。布莱希罗德再次正确地体察到普鲁士统治者的心情，因为两周后罗恩向国王谏言，指出军队必须“在这场行动中 赢得某场重大胜利 ”，而曼陀菲尔则直截了当地表示：“在当前的战局下，没有什么军事目标比普鲁士军队的荣誉更重要。” [78] 对“荣誉”的需要出于国内考虑。他们希望民众会支持胜利的军队，抛弃作为阻挠者的议员。

布莱希罗德预测，在计划中的会议上，普鲁士将支持由丹麦国王兼任两个公国的统治者，而非像其他德意志邦国希望的那样支持奥古斯腾堡的主张。他还表示，来自法国的信函“令人乐观，与法国的关系再次变得非常友好，因此法、英和瑞典的联盟已经变得不可能”。他还用刚刚见过面的“首长”的口吻说：“虽然对奥普政策不满，但德意志诸邦将平静下来，最多表示抗议。” [79]

不过，每天仍有新的消息和危险到来。布莱希罗德偶尔会以书面而非口头形式向俾斯麦传达某些紧急消息。3月中旬，他告知俾斯麦，奥地利报纸表示“丹麦已经拒绝了会议！！！据报道，加里波第 昨天从卡普雷拉岛（Caprera）失踪。他的失踪如果属实，将产生重大影响” [80] 。布莱希罗德对加里波第的消失做了正确的判断——三周后，加里波第将在英国露面，并代表“可怜的小国丹麦”在英国各地展开大获成功的巡回演讲，这让维多利亚女王很不高兴 [81] 。加里波第的计划很清楚：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因此奥地利的敌人是意大利的朋友。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是否曾讨论过利用加里波第对付奥地利的潜在可能？若非如此，为何要忙着报告加里波第突然神秘失踪的消息呢？

3月初，普鲁士的海贸银行似乎向埃尔朗格提出了一份秘密协议。雅姆斯男爵勃然大怒，在另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中申斥布莱希罗德。3月14日，布莱希罗德在回信中做了详细解释，并表达自己的无辜。甚至俾斯麦都不知道与埃尔朗格的协议，他“非常恼火”，准备找博德尔施文格算账。此外，布莱希罗德还遵照雅姆斯男爵的指示试探法兰克福分支对俾斯麦提议的口风，即以已获授权的2000万塔勒公债作为新公债的抵押。法兰克福分支回复称，巴黎对这样的冒险“仍然完全不感兴趣”。

为了您的利益，也为了不伤害我国政府，我没有把拒绝的结果告知我的好线人[俾斯麦]。相反，我试图让他相信，您的尊贵家族将很高兴在财政事务上支持普鲁士。如果我在这件事上做错了，我可以预见来自好线人的不满，但您肯定会感谢我保护了您的利益，在您的声誉和我的好线人之间，我没有片刻犹豫。 [82]

可以想见，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承认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帮助将有损布莱希罗德本人的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少乐意为战争出资，但他们同样不乐意看到被自己拒绝的买卖受到对手们的追捧。

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证，自己再次告知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普鲁士政府与埃尔朗格进行任何交易。俾斯麦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嫉妒，他指责博德尔施文格进行那些谈判，但也提到埃尔朗格的新提议，也就是以议会今后可能会批准的一项公债为抵押，筹资1500万到2000万塔勒作为预付金。布莱希罗德回复说，如此过分的提案“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埃尔朗格的诡诈”。此外，埃尔朗格和他的金融家盟友显然对普鲁士议会的明确警告（上文已经提到）不屑一顾，即议会将否决所有未经其批准的情况下签订的私人向政府贷款协议。我们知道，俾斯麦认真考虑了埃尔朗格的提议，并将其通报给内阁 [83]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最终他从其他地方筹到了钱——也许他夸大了埃尔朗格的热心，以便挑起金融大鳄们的内斗，就像他喜欢在欧洲列强间挑起和利用争端 。

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继续向人数远处劣势的丹麦人发动进攻。4月18日，联军突袭石勒苏益格东部的杜普尔要塞，终于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两代德意志人都为这第一次胜利欢欣鼓舞，但他们仍然对俾斯麦神秘的外交政策抱有怀疑。杜普尔之捷一周后，伦敦召开国际会议，希望找到能满足冲突各方的解决方案。外交无功而返，6月末战火重燃。到了这时，丹麦战败的结果已成定局。

对俾斯麦而言，这是需要最复杂谋略的时期。1864年春夏，他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政治问题的压力，还要担忧自己各种战略的物质基础。他需要钱和帮助，即使当丹麦人在7月被打败后。当时很少有人（后世的历史学家就更少了）意识到，为战争筹资给违宪的俾斯麦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整个1864年夏天，部长们都在为如何应对丹麦战争造成的流动资金减少而忧心忡忡。” [84]

5月初，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内阁在继续抵押早前发行的利率为4.5%的普鲁士公债问题上陷入僵局 [85] 。国外更高贴现率的不利影响令布莱希罗德不安，他敦促俾斯麦“尽可能快地”展开必要行动 [86] 。尽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俾斯麦和博德尔施文格几乎每天都要会谈，但仍无法做出决定。

在6月12日的部长会议上，内阁一致决定，在支付战争高额开支的其他所有手段用尽前既不重开议会，也不请求发债。但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内阁出现了分歧。多数阁员（5票对3票）决定取消当前的税收减免，从而在议会召开前筹到钱。另一些占多数的阁员则认为，发行已被议会批准用于建造西里西亚铁路的公债并将其挪作他用将“不切实际”。大部分阁员还决定拒绝尝试在未获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发行公债。他们也没有决定，当时机到来时，更应该召开老议会还是选举新议会 [87] 。

辩论在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继续进行。博德尔施文格首先宣布，截至5月底，丹麦战争的开支已达1700万塔勒，由往年盈余（1863年达530万塔勒）和国库（1600万塔勒）承担。博德尔施文格还提到其他可能的收入来源，比如在前一天讨论过并被否决的方案。不过，他要求在国库彻底空虚前，应当提请议会批准发债，用于支付丹麦战争的额外开支。内政部长奥伊伦堡伯爵在1864年4月提出过类似的计划 [88] 。

该计划遭到俾斯麦和罗恩的激烈反对。他们希望诉诸紧急权力，在未经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发行公债。俾斯麦明确提到多位银行家的提议，并坚持要求接受其中某一位：他们只要求财政部长签字，至多要求整个内阁同意。大战可能爆发，“宪法条款不能意味着在这样的状况下，国王要么被迫接受议会的条件，要么拱手把国家交给敌人”。简而言之，他希望在未来的战争中能确保政府绕过议会获得必要资金，而不必满足议会的要求。博德尔施文格和大多数部长拒绝接受对1850年宪法又一次明目张胆的践踏。作为财政部长，他强调这种做法还违背了1820年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国债法，该法规定发行新债需要议会批准。“只要陛下的部长们仍需遵守捍卫宪法的誓言，未经议会授权发行国债就有违誓言。”博德尔施文格还有反对俾斯麦的另一个花招，即将已授权用于铁路建造的公债挪用到完全不同的目的上。大部分与会者似乎支持博德尔施文格反对俾斯麦。会议无果而终，但国王下令收回尚未支付的税收减免，并利用其他可用的资金 [89] 。

不久，俾斯麦试图通过裁减军队在三个月内节约450万塔勒。这样做可以避免诉诸其他手段，外国舆论也会对普鲁士通过常规收入支持一场重大战争的能力印象深刻。“再没有人会对普鲁士财政力量说三道四。普鲁士财政的信誉将大大提升，政府的地位也将再次增强。” [90]

俾斯麦担心外国对普鲁士偿付能力的猜测，这充分体现在下面的举动中：御前会议无果而终后的第二天，他召见奥地利代办肖泰克伯爵（Count Chotek），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普鲁士的财政状况做了乐观的描绘。俾斯麦承认，就像到处传言的那样，他的某些同僚希望再次召开议会并请求发债。他对此表示反对：“首先，财政需要并不存在。”即使没有国库中的4000万塔勒（俾斯麦表示这笔钱尚未被动用），“内阁还有3500万塔勒可用，甚至不必请求任何人”，他还详细罗列了各种储备。除了这7500万塔勒（显然是俾斯麦的幸福幻想，博德尔施文格对此肯定一无所知），他还夸口说，德意志西部与荷兰的私人银行家愿意向普鲁士政府提供“可观的资金”。

他承认，不召开议会也出于政治动机：“俾斯麦悄悄地表示，‘啊，如果能摆脱这个名为议会宪政的肮脏勾当就好了’。”在这席如此直率但又如此诡诈的谈话最后，俾斯麦向肖泰克保证，如果因为战火重燃而必须召开议会，如果议会再次拒绝发债，“立即修改宪法将显得顺理成章。他满意地得知，在这点上所有同僚都和他观点一致，甚至包括特别令人头疼和循规蹈矩的司法部长” [91] 。俾斯麦与肖泰克精心准备的对话证明他希望让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军事和财政力量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个奥普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从结盟到战争的所有外交策略被同时考虑，俾斯麦试图通过展示普鲁士的力量和主动来震慑与迷惑奥地利。他意识到，普鲁士虽然较小，但在潜力上要比看似更富有的奥地利帝国更加强大。俾斯麦对奥地利的胜利有意识地利用了经济优势。

但俾斯麦内阁仍然担心钱。7月6日，当首长在卡尔斯巴德陪伴威廉和弗朗茨·约瑟夫时，普鲁士阁员们再次开会。奥伊伦堡报告说，储备减少的威胁迫使他前往卡尔斯巴德，请求威廉尽早要求议会批准发债。国王的回答带有俾斯麦式风格，他表示如果要召回议会，自己将不得不回到柏林，尽管医生警告他不要中断疗养。因此，内阁必须在国王和国库的健康间做出选择，他们一致选择了前者。博德尔施文格继续忧心忡忡。他害怕政府将拖到最后的储备耗尽 [92] 。

内阁重新讨论了之前提出过的所有主张，罗恩代表缺席的朋友和首长发言。他坚称“如因战争持续而出现紧急［财政］需要，可以根据宪法第63条和103条，以临时法令的形式发行国债，该法令甚至无须议会批准，但在宪法上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罗恩的主张遭到在场所有人的否决，他们决定最晚8月召集旧议会。到了那时，政府将申请发债用于支付战争开支，但拒不参与议会就其他所有问题展开的讨论。他们还将为议会设定行动的最后期限，时限一过就将其解散。罗恩同意了这个如果实施可能招致惨败的计划。博德尔施文格和同僚们对宪法的捍卫看上去反而让宪法有彻底被毁的危险 [93] 。7月12日，奥伊伦堡向内阁提交了关于重开议会的御览备忘录草案，但局势已经有所缓和 [94] 。

在这两场内阁会议之间，对丹麦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6月26日，停火结束，奥普联军重新开始入侵丹麦。7月8日，出于明确的求和目的，哥本哈根组建了新内阁。在8月1日与维也纳达成的初步和约以及10月30日的最终和约中，丹麦国王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劳恩堡（Lauenburg）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

丹麦战争结束了。俾斯麦取得自己的第一场大捷：他既臣服和打败了丹麦，又没有破坏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 。他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目标绑在一起，使其远离仅剩的天然盟友——南部和中部德意志邦国。两个公国的解放令俾斯麦深得德意志爱国者的欢心，削弱和分化了国内的反对力量。但对丹麦的胜利，依然无济于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应该对这两个公国做什么？对德意志邦联做什么？如何解决普鲁士的国内矛盾？

俾斯麦曲折、精彩而惊险地赢下了第一个回合。国内矛盾激励他继续在国外冒险，但也阻碍了他的外交追求。他的统治仍然违宪，没有得到授权的开支预算。他的处境仍然危险而孤独，受到的憎恶远远超过爱戴。他仍然迫切需要钱。与此同时，他找到布莱希罗德这位精明强干的参谋，后者也觉得身处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间让自己居于独一无二的有利地位。布莱希罗德将不遗余力地保持和加强这种地位。 ccAT6PNvctSqKG0yq05pcUuxNnp/ba5yPdMsXIOp0g1EB8ojaJaJFPkRbdZF+4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