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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必须无情、头脑清晰和摒弃幻想。成功的银行家拥有取得哲学发现所需的性格特点，即看清本质。
——司汤达，尼采引述
在[勃兰登堡]侯国，一切都事关钱，因为只有钱能让人或事变得神圣。
——特奥多尔·冯塔纳，《施台希林》（ Der Stechlin ）
异性相吸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互补性。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和盖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的出身截然不同，原先分别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向往不同的地位，但他们的人生发生交集，并在三十五年间相互帮助。作为各自领域的翘楚，他们互相改变对方的人生：一方的影响可见而强烈，另一方的虽不可见但同样深远。政客为了支持保守君主制而试图绕过普鲁士宪法，他需要天才犹太人银行家的帮助，而后者为了获得贵族地位也必须跨过当时的社会等级。合作逐渐变得类似友谊，他们的不寻常关系将是本书的核心。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出生时社会地位的差异不能更大了。但他们都超越所处的地位和先人的偏见，最终创造了一个让两人的合作成为现实并逐渐开始依赖这种合作的世界。
1815年，正值滑铁卢战役打响前几周，俾斯麦出生在老勃兰登堡侯国
的世袭产业舍恩豪森（Schönhausen）庄园。俾斯麦家族在侯国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远远早于霍亨索伦家族成为那里的统治者。奥托出生前一个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曾警告继承人，某些容克家族可能会不服管束，俾斯麦家族就是其中的“最桀骜不驯者”之一
[1]
。就地位或财富而言，俾斯麦家族算不上普鲁士最显赫的家族，但他们世代高傲，属于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
1822年，布莱希罗德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十年前，政府敕令承诺让普鲁士的犹太人马上获得解放，但这个承诺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在俾斯麦主政时完全实现。几个世纪的压迫经历（压迫者认为，这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和受害者的卑劣）无法被三心二意的政令所消弭。走出犹太人隔离区的步伐是缓慢的，曾经维系着隔离区的观念也将继续存在下去。盖尔森所在的社会群体几个世纪来一直受到压迫，并被民众认为是堕落的。不过，就像盖尔森自己的人生将要展示的那样，这个群体将上升到无法想象的高度。俾斯麦来自社会顶层，但在之前的二十五年间，他的阶层在欧洲各地遭到猛烈的挑战，并将继续受到19世纪工业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威胁。如果没有俾斯麦的拯救（经常是违心的），这个阶层的衰败将更快和更明显。后来，俾斯麦把布莱希罗德擢升进普鲁士贵族的行列，而布莱希罗德则帮助俾斯麦在一个物质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成了富有的人。成功对两人而言都来之不易。
与那位更著名的同辈相比，盖尔森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也许要轻松些。他的生活受到各种确定性的支配：信仰命令他恪守孝道，竞争激烈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要求他必须努力工作，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前途。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人的前程通常取决于他的家世，社会地位的突然改变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自封为皇帝成了19世纪重大的象征性传奇。很少有犹太人了解自己的先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祖辈和作为共同祖先的亚当与亚伯拉罕，两者之间是模糊不清的大流散。
和许多德语地区的犹太姓氏一样，布莱希罗德很可能源于镇名，即普鲁士萨克森州（Saxony）哈尔茨山（Harz）的布莱希罗德镇（Bleichrode）。该镇位于哥廷根（Göttingen）以东几英里处，按照今天的政治地理，它紧贴东德边境的内侧。无从得知布莱希罗德家族最早何时和从哪里来到哈茨山；18世纪前，大部分犹太人没有姓氏，而是作为他父亲的儿子为人所知。我们对这个家族在盖尔森父亲之前的情况只知道一星半点。布莱希罗德家族中第一个出现在国家档案上的是盖尔森的祖父盖尔森·雅各布（Gerson Jacob），他生于18世纪40年代，年轻时来到柏林，因为犹太社区需要掘墓人而获得了居留权。他还尝试过其他行当，但都以失败告终。他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娶了一位柏林的受保护犹太人（ Schutzjude ）之女苏西·阿隆（Suse Aaron）。为了理解这次飞跃的意义，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犹太人获得解放前极其复杂的状况 [2] 。
当时，封闭而等级森严的基督教社会把犹太人看作宗教和社会的毒瘤，当局的行动也反映了民众的情感。犹太民众生活在社会边缘，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说自己的方言，穿特别的服饰，吃特别的食物，并遭受特别的限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只能提供非犹太人不愿做或做得不够好的服务。于是，大部分犹太人从事放债业务和沿街兜售各种商品，不断买进和卖出——卖家和买主、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永远弥漫着怀疑的气氛。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只关心钱，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此愤怒地高声反驳说：“他们捆住了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不会用手。”双方都认识到彼此间存在鸿沟，就像一位当代历史学家所说：“犹太人的头脑并不过于关心外部世界。” [3]
少数犹太人获得比广大底层同胞更高的地位。由于对国家有特殊价值，他们被授予受保护犹太人的身份，得以免除国家对其他犹太人的许多限制，虽然并非全部。受保护犹太人的税赋较轻，并享有更大的流动性。一些犹太人的地位还要更高，他们的特殊服务（通常是银行家和向王朝贷款者）为自己赢得宫廷犹太人（Hofjude）的地位。盖尔森·雅各布娶了一位受保护犹太人之女，他的孙子盖尔森则经常被视为最后的宫廷犹太人 [4] 。
在盖尔森·雅各布的四个孩子中，萨穆埃尔（Samuel）从母亲的家族获益最多。1803年，他在位于柏林一个非常偏远角落的罗森塔尔街（Rosenthaler Strasse）开设了兑换铺。作为东西方之间货物的集散地，柏林总是充斥着大量不同的货币。昔日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各种货币流通，而自从1806年法国人占领柏林后，对于兑换机构的需求变得更大。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的铺子还是彩票站，从事彩票销售和赎兑。发行彩票是国家为光荣费用（比如付给士兵遗孀和残疾士兵的抚恤金）筹资的主要手段。萨穆埃尔逐步扩张业务，像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交易商一样，他开始给自己标上银行家这个更加响亮的头衔。盖尔森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商业银行家。19世纪20年代后期，萨穆埃尔开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建立联系——这些联系注定将让萨穆埃尔和后来的盖尔森获得远超其他柏林银行家的地位。一代人之后，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让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走到了一起。
自从滑铁卢战役或者1812年迈耶尔·阿姆歇尔（Meyer Amschel）去世后（他留下巨额财富和五个将让财富倍增的能干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成了传奇。迈耶尔·阿姆歇尔曾是法兰克福犹太巷（Judengasse）的一名钱币、奖章和古玩交易商。在革命的动荡岁月里，他拯救了黑森亲王威廉（Prince William of Hesse）的财富。他的儿子们开创了一个国际银行家王朝，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建立“宫廷”，长子则留在法兰克福管理祖业。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国际银行业制度化，在他们的支持下，欧洲资本实现了完全流动。他们自己的财富超过所有对手，并可以据此操控更多资金。他们在五座城市扎根，说着带有同样意第绪语口音的各种外语，同时团结一致，相互在对方的产业投资，并与彼此的家族通婚。他们建立了商业世界的拿破仑王朝，后者同样从社会边缘发迹，同样依赖兄弟间的忠诚统治帝国。这个商业王朝无疑不如拿破仑帝国那么辉煌，但也没有那么血腥，而且延续得更久。在整个19世纪，它象征着童话般的财富和奢华，代表优雅和权力。罗斯柴尔德家族演绎了富豪统治的巅峰，并被模仿、嫉妒和憎恶 [1] 。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今仍活跃于巴黎和伦敦，虽然势力已经不如当年，但他们的业务仍然遍及全球，他们的历史仍能激发大众的想象 [2] 。
萨穆埃尔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首次合作的确切日期已经无考；有一种说法认为，1828年，安塞尔姆·冯·罗斯柴尔德（Anselm von Rothschild，维也纳的所罗门男爵之子）在访问柏林时将布莱希罗德加入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的可接受代理人名单 [5] 。我们从布莱希罗德写给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信中了解到，19世纪30年代初，萨穆埃尔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定期接受佣金，并逐渐疏远早前那些更值得尊敬的通信者，比如门德尔松家族。
我在这里不分析萨穆埃尔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四大分支的关系（那不勒斯分支在柏林几乎不被提及）
。19世纪30年代，柏林市场开始焕发生机，萨穆埃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买卖证券。他们的命令中经常明确要求他低于市价买入和高于市价卖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把这种结果看作理所当然。他还是他们在巴黎或伦敦与柏林间开展套利业务的代理人。套利（在多个市场上买入和卖出证券或货币，以便赚取价差）取决于对市场的精准了解和对时机的完美把握：最微小的变化都可能让获利变成亏损。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他们收集情报的速度超过本国政府。这需要在收集和发送消息时一丝不苟。人们必须在各地认识合适的人，而在尚无快速通信手段的时代，他们还必须建立自己的信使和信鸽系统，以便在各地间快速传递消息。于是，萨穆埃尔在19世纪30年代经常请求罗斯柴尔德家族让自己加入他们的快速消息网；他抱怨说，他们从巴黎发来的信函耗时六天，而通过不同途径可能只需五天。罗斯柴尔德家族慢慢地意识到柏林市场的重要性。
萨穆埃尔竭尽所能引发他们的兴趣，特别是德国铁路问题。铁路在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引发柏林市场的第一波繁荣——不可避免的是，第一次崩溃随后到来 [6] 。萨穆埃尔也没忘了提醒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日益提升的重要性：1838年9月，职员为他签发了一封信，并解释称布莱希罗德觉得“不得不接受”参加柏林到波茨坦铁路开通仪式的邀请。第二天，萨穆埃尔亲自报告说，从波茨坦到策伦多夫（Zehlendorf）的两英里旅程不如预想中快捷，来回分别耗时三十分钟和二十六分钟。不过，萨穆埃尔仍然很乐观，并无疑对受邀参加普鲁士王国首条铁路的开通仪式感到荣耀。他鼓励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波茨坦到柏林铁路的股份；但几个月后，他开始试图抛售他们的持股，因为他的乐观预想并未实现。公司没能像预期那样分红，反而面临额外支出。萨穆埃尔没有气馁，试图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金引向其他德国铁路——这为他在一到两个董事会中赢得显要地位 [7] 。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还反映出早期股票市场交易的另一个方面：适度的收益预期。萨穆埃尔正确地估计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对短期承诺1%或者在几个月内承诺3%到4%收益的交易感兴趣。当时的信条更接近中国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非美国人快速致富的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萨穆埃尔）不愿走错一步。
从19世纪30和40年代的这份早期记录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各分支都是傲慢得令人无法忍受的王朝；他们清楚，自己的惯例对于一位在柏林苦苦打拼的银行家而言是无价之宝。萨穆埃尔不得不处处乞求恩惠和分一杯羹，并奉上各种好处。更糟的是，1836年内森·迈耶在伦敦去世后，巴黎的雅姆斯男爵（Baron James）成为家族的主导者，他时而指责萨穆埃尔忽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并总是含蓄地威胁说，家族可以在柏林找到别的代理人。萨穆埃尔向他保证，自己只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效劳（而不像别的银行家那样）。因此，即使是出于一己私利，他也会完全致力于他们的利益。当柏林市场在1840年遭受重挫时，为了执行雅姆斯的命令，萨穆埃尔主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佣金。三年后，在又一次遭到严厉训斥后，萨穆埃尔抱怨说，自己不仅因为思考雅姆斯的愿望而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还为取悦他而放弃佣金并倒贴了钱 [8] 。
现存的几封书信展现了萨穆埃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其他服务。早在1831年，他就向他们传递政治动态的消息，适时解释他们在市场上的处境。他报告荷兰国王关于五国对新独立的比利时所做决定的预期回应
，并通报俄国对1831年波兰叛乱的处置
。他还报告霍乱的肆虐状况，并于1848年向法兰克福分支提供柏林革命的消息。在极为准确地描述柏林当日的革命战况后，他向他们保证，自己为他们购买的证券和黄金安然无恙：“尊敬的先生们无须担心，因为没有理由为私产忧虑。”
[9]
这句话既精明又一针见血：私产的命运对革命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关重要。
书信还揭示萨穆埃尔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条纽带：他们都不以犹太人身份为耻。在萨穆埃尔写给伦敦分支的第一封信最后有一段希伯来文的附言；书信和附言都使用德语，但这是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所说的德语，带有浓重的意第绪口音。萨穆埃尔（以及他之后的盖尔森）将一再故伎重施，这种方法既能保证消息的机密（当时的审查者应该相当原始），又重申通信者之间的特殊亲缘关系 [10] 。萨穆埃尔想当然地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与犹太人相关的一切都特别感兴趣。1840年7月，他向巴黎分支报告说，普鲁士新任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亲切接见柏林犹太人社群的执委会，聆听该团体发言人“非常优美的演讲”，然后做了大致这样的回复：“我很高兴地发现你们属于我最好的臣民，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如何爱国，特别是柏林犹太人——我并非来自某个黑暗时代，你们将总能从我这里得到公正的奖惩。” [11] 不同国籍的犹太人间经常存在难以言明的矛盾，仿佛他们在对彼此说：我们的异教徒至少和你们的一样好。
其他服务则顺理成章。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萨穆埃尔四处搜寻可能符合他们品位与荷包的艺术品。当萨穆埃尔派女婿沃尔夫（B. Wolff）向雅姆斯男爵呈上“一小桶最新鲜的鱼子酱”，请求他“赏光”收下时，男爵没有拒绝 [12] 。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果是免费或廉价的就更好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造就了萨穆埃尔；他清楚这点，而且永远不被允许忘记。身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人或联络人不仅是对萨穆埃尔智谋的挑战，让他本人有机会获得更多回报和奖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他过去成绩和品性的认可。萨穆埃尔以正直和智慧著称 [13] 。与所有严苛的王朝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臣属既像奴隶般忠诚，又伶俐和有魄力。仅仅顺从并不够，必须说到做到，而萨穆埃尔在言行两方面都很擅长。他尝试过优雅的表达，比如向正好在巴黎的维也纳安塞尔姆·所罗门男爵（Baron Anselm Solomon）介绍自己17岁的儿子盖尔森时，他表示：
……请允许我简短地向您呈上我最深切和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善意赐予我的仁慈，因为正是您，最尊贵的男爵老爷，从最底层提拔了我：最高贵的您让我有能力养活一大家人。
因此，只要我活着，您的音容笑貌就会活在我的心里，我的最后一息将献给您，我的恩主。
愿您也将恩惠和仁慈转赐给我的儿子…… [14]
在当时的私营银行业，个人关系至关重要。共担风险取决于相互信赖，而这种信赖的基础是对个人的直接了解。
1839年，盖尔森加入父亲的生意。我们对他在公司的最初岁月知之甚少。他工作勤奋，到了1843年已经获得代理公司签署文件的权力（Prokura）。萨穆埃尔向巴黎的雅姆斯男爵保证，这样做是因为盖尔森“公正而且努力效忠您的崇高利益”
[15]
。盖尔森于1847年成为合伙人，并在1855年萨穆埃尔去世后出任公司的掌门人。他的弟弟尤里乌斯（Julius）同样在这家银行工作，但在1860年退出家族生意，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两兄弟各自在对方的银行担任隐名合伙人
，这种联系维持了几年，直到1870年终止。
总体而言，盖尔森事业起步赶上了好时光。19世纪中期，得益于铁路、冶金业和日益丰富的资本，普鲁士经济经历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繁荣。19世纪50年代，德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这十年见证了德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决定性突破。” [16]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公司成为增长的最佳载体。19世纪50年代，股份制银行首次出现，最终在实力上超过最大的私有银行。不过，股份制银行与私有银行长时间保持合作。巧合的是，盖尔森一生的合伙人和朋友（有时也是对手）阿道夫·汉泽曼（Adolph Hansemann）在1856年进入父亲的股份制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比盖尔森的独立事业起步晚了一年。
盖尔森帮助19世纪50年代的大扩张融资，并从随之而来的繁荣中受益。他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他为增进这种关系所做的努力甚至要超过其父。但他也逐渐让自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强势人物。他与其他银行联合组建新的投资公司，用同样的方式进入冶金业并推动若干条铁路的建设，包括图林根（Thuringen）铁路。他被任命为科隆—明登（Cologne-Minden）和莱茵铁路的官方银行家。1859年，普鲁士摄政亲王（后来的威廉一世）邀请他参加著名的科隆跨莱茵河铁路桥的开通仪式——盖尔森参与了该项目的融资 [17] 。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与科隆的小所罗门·奥本海姆银行（House of Sal. Oppenheim Jr. and Company）合作，该银行由极具胆识的亚伯拉罕（Abraham）和西蒙（Simon）·奥本海姆兄弟经营
[3]
。1853年，在法国资本的帮助下，奥本海姆兄弟违背普鲁士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分支的意愿，与杰出的企业家古斯塔夫·梅维森（Gustav Mevissen）一起带头创立所谓的达姆施泰特（Darmstädter）银行，这是最早的股份制银行之一。两年后，亚伯拉罕敦促盖尔森与达姆施泰特银行合作创建另一家银行，并提出也许可以让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来经营。奥本海姆还表示：“无论如何，这个提议将向您证明，我对您本人和您的能力抱有无限信心，而且我毫不怀疑，在这件事上我的同事和我想的一样……”盖尔森谢绝了这份讨好的邀请，但奥本海姆兄弟继续对“您的智慧、洞察力和处理此类事务的方法”表达敬意
[18]
。1859年，在法奥战争期间，盖尔森与汉泽曼家族合作成立所谓的普鲁士财团（Prussian Consortium），组织这个银行联合体的目的是为普鲁士征兵筹集3000万塔勒
。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布莱希罗德的重要性
[19]
。
人的外在事业往往比他们的内在成长得到更好的记录。对商人而言也许尤其如此，他们总是被假定没有情感生活，比如托马斯·布登勃洛克（Thomas Buddenbrooks）的朋友谁会想到在他冷静沉着的外表下涌动着痛苦？我们对盖尔森的内心生活知之甚少，只有几封书信留存下来，信中是受妻子去世和老年孤独驱使而写下的关于19世纪80年代的几段怀旧式回忆。谁能保留青年盖尔森可能写过的私密书信？我们知道，在仔细考察一批符合条件的年轻女子并遵循父亲的意愿后，他决定娶银行家之女艾玛·古腾塔格（Emma Guttentag）为妻。艾玛来自布雷斯劳（Breslau），该城拥有庞大而杰出的犹太社群，其中有许多萨穆埃尔的熟人。即使盖尔森对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
有所动心，不愿成为体面的“毕德迈耶尔派”（Biedermeier）
，希望沿着新的道路打拼，他的民族和时代精神也不会鼓励他沉湎于这样的感情。工作被认为可以治愈一切；托尔斯泰的列文（Levin）曾说：“我想要给医学添加一个新词：工作疗法（Arbeitskur）。”
[20]
盖尔森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为此几乎牺牲了一切，甚至可能包括他的健康。我们将会看到，俾斯麦为寻找自我付出了闲暇和努力；而盖尔森则早早地受到责任的眷顾，回报就是他的成功。
但有一个弱点是盖尔森无法回避的：犹太人身份让他永远易受攻击。事实上，他越成功，不确定性和受到的攻击就越多。他追逐着异教徒世界，也被后者所追逐；他越是深入那个世界，就越是意识到自己缺乏那个社会最为推崇的传统和特质。犹太人身份界定了他的人生——远比容克身份对俾斯麦人生的影响更大。因此，下文中盖尔森的生平将被置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系的背景下，我称之为融合的痛苦。
俾斯麦的青年时代则更加动荡。他一头扎进生活，对约束感到不耐烦，对自己的阶级及其理想心怀蔑视，对身边人感到困惑。他的出身让布莱希罗德永远无法企及：贵族的遗产，社会的最高阶层立即毫无疑问地向他敞开大门。不过，犹太中产阶级对这些优势的艳羡要远远超过俾斯麦对它们的看重，他的野心超越自己的出身。他秉性浪漫，深受莎士比亚和拜伦熏陶，擅长尖刻讥讽，渴望某种崇高的目的或英雄式人生，但在等待过程中把时间浪费在粗俗的放纵中。1838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的野心更向往命令而非服从。”这种野心和权力意志让他憎恶并放弃在普鲁士官僚体系中的前程 [21] 。他还抛弃宗教约束，终结了从孩提时代开始的晚祷习惯。所爱慕的年轻女子（他最好朋友的妻子）的去世和1847年与约翰娜·冯·普特卡默（Johanna von Puttkamer）的结婚让他冷静下来。同年，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从死气沉沉中走出，俾斯麦带着兴奋和出色的人脉踏入这个竞技场。
他尝试过乡绅生活，但觉得乏味得无法忍受。但终其一生，每当陷入暴怒和绝望，他总是梦想着退隐祖产舍恩豪森庄园，享受田园生活的快乐。他对舍恩豪森以及后来的伐尔岑（Varzin）与弗里德里希斯鲁（Friedrichsruh）庄园怀有真实和持久的依恋。他热爱自然，热爱身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和一群农民的领主，热爱那种生活的独立和其乐融融。不过，管理庄园是项单调乏味的工作，而且回报常常非常有限。他在1847年写道：“经验让我远离对典型地主的阿卡迪亚式幸福幻想，这需要掌握复式记账和研究化学品。” [22] 有时，他会故作高尚地表示对金钱无所谓，并在为自己挥霍无度和不负责任的习惯道歉时流露出明显的骄傲。但这只是亢奋之举，在他婚后出现得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他非常看重金钱，就像其他地主那样。甚至在年轻时他就认为自己需要“大笔财富才能享受为国效力，以便随意以我认为得体的光彩形象出现，而当发现职务不符合我的信念和品位时，我也可以轻松地放弃官位的所有便利” [23] 。
担任公职后，他对金钱的需求更大，但打理它们的时间却减少了。他过去对金钱的蔑视消失了，与之相伴的反商和反犹情感也不再那么强烈。他曾把犹太人与不择手段地敛财画上等号，当他试图向友人赫尔曼·瓦格纳（Hermann Wagener）讨债时，他为自己“犹太人般的算计本性”（Berechnungswesen）道歉
[24]
。他写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信证实了这种很容易产生的偏见；但他并无关于犹太人的特别意识形态，当他在1847年的统一议会（United Diet）上
对他们加以阻挠时，他只是在为现状辩护。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在基督教国家的公共行政体系中扮演任何角色。此外，他不喜欢他们，并对此相当自得。这是反自由主义立场和口无遮拦的又一种表现。
1848年，俾斯麦的世界几近崩解。此前也有过零星的革命震感，复辟时期的欧洲曾受到雅各宾主义幽灵复活的困扰。但到了1848年，在米兰、巴黎、维也纳乃至柏林，革命力量四处取得胜利。和其他德意志邦国一样，在普鲁士，民众的主张是两方面的：统一和自由，人们希望可以设法通过和平而慎重的手段同时满足两者。他们在所有具体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和分歧（比如奥地利及其非德意志领土的角色，或者投票权的性质），只有理想中唯一、统一和实行自由宪政的德国成了行动的灯塔。对俾斯麦而言，上述理想及其自由主义和反普鲁士意图令人憎恶，实现它的革命道路同样如此。
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可谓他自己的《诗与真》 [4] ），1848年革命被置于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位置。革命对他而言是一次情感激荡的经历，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炽热的印记。当历史学家忙着纠正他叙述中热烈的夸张时，他们忽视了这场起义对他的心理影响。革命带给俾斯麦（和马克思类似）新的冲动和方向。心爱女子的离世带给他一种对生命宗教般的新承诺；他的王国的几近死亡带给他一种新的政治决心。前者教会他所有人的无能为力；后者让他见证大多数人的脆弱。两者的结合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命运 [25] 。
革命考验人们的坚韧和远见；它们创造权力真空，让超出想象的新选择一度显得可以实现。它们打破包含一个民族恐惧和憧憬的模式。它们让政治戏剧化，让政界与臣民和公民日常生活间的联系得以显现。革命奖赏不循规蹈矩的人。无论俾斯麦在途中干过什么蠢事，他在1848年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冲到柏林，设法接近国王，主张自己的意志，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切都是在无视通常的礼仪和约束下做出的，旨在让国王变得坚定。他将从暴徒和君主本人手中救下君主制。
我们在这里不分析革命或者俾斯麦在革命期间的思想和行动。他震惊于对公共秩序的轻蔑，以及对那种秩序实际和象征性的违反。最令他痛苦的是权威的突然退却；在革命爆发两周后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他表示：“过去被埋葬了；由于君主制亲手在自己的棺椁上撒了土，没有人能使它复活，与你们中的许多人相比，我对此更感切肤之痛。”
[26]
至少，他拒绝像国王的许多臣下那样，庆祝所谓的君主与人民的新联合。他在回忆录中记得自己曾威胁杀死一个同为地主但摇摆不定的家伙，记得对像恩斯特·冯·博德尔施文格（Ernst von Bodelschwingh）
这样被吓破胆的部长的鄙视，记得向自己的君主强调国王必须要做到安枕无忧。他也许美化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坚定，可能他本人也在不切实际的反革命计划和暴怒失态（比如导致他议会演说终止的那次失态）间摇摆。但难以否认，经过1848年革命的俾斯麦强大了无数倍，他有了更清晰的自我意识，对他人则更为不屑。（当虔诚的岳母表达了对某些被处决的匈牙利革命者的忧虑时，他如此大胆地在信中表示：“我最亲爱的妈妈［Mutschchen］，您的头脑中仍然萦绕着卢梭式的教育原则。因为它，路易十六不愿依法处死一个人，却为此要对几百万人的消失负责……对罪犯
人身
的软弱同情导致了过去六十年间最可怕的杀人罪。”
[27]
）俾斯麦没有感到同情。他发现自己的冷酷无情。现在，他感到（并表达）对议会和议员的憎恶，这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标志。他从自己在革命期间的激情洋溢中意识到，如果时间和地点合适，自己将在政治戏剧中迎来巅峰时刻，实现才尽其用并感到不虚此生。但他同样明白，革命的失利只是缓刑，作为保守君主制国家的普鲁士将会再次打响生存之战，并通过更加大胆的不同方式取得胜利
[5]
。
革命助长俾斯麦的野心，也造就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他攻击国王在街垒面前的怯懦。他对法兰克福议会（Frankfurt Assembly）
只有鄙视。但1850年12月，他为国王向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屈服辩护，并因此放弃自己的统一德国计划，这震惊了左右两翼。他并未感受到他人所称的“奥尔米茨之辱”（humiliation of Olmütz）
：“在我看来，普鲁士的荣誉不在于它为了议会里那些受辱的名流而在德国各地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我认为，普鲁士的荣誉在于它在一切情况下都要避免任何与民主的可耻联姻……”
[28]
当时，很少有人为国王辩护。
185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委任俾斯麦为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代表。俾斯麦早已适应政治生活，但在履新的最初几个月，他仍然对自己的不安分感到担心。他在写给妻子约翰娜的信中表示：“你是我在安全河岸边的锚；如果锚断了，那么只能愿上帝怜悯我的灵魂。”这具锚安然无恙——虽然他在同一年向密友汉斯·冯·克莱斯特·雷佐夫（Hans von Kleist Retzow）透露说：“罪恶袭击我的主要武器不是对外在荣耀的欲望，而是一种野蛮的感官欲望……每当我独处和无所事事时，我不得不与来自堕落幻想的深渊景象斗争……” [29]
在法兰克福的七年间，他变得更加严肃，不再纵容自己的精神怪癖。在那座拥有深厚传统、历史财富和大都会氛围的贵族城市里，他开始安心致力于长期责任，并抛弃波美拉尼亚
乡绅的面具。他现在正在更大规模的观众面前演出——赌注也更高。
抵达法兰克福几周后，俾斯麦受到阿姆歇尔·迈耶尔·罗斯柴尔德（Amschel Meyer Rothschild）的款待，后者年近80，是五兄弟中最年长的一位。俾斯麦向妻子取笑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和犹太人式的德语句法，但他很高兴受到邀请，罗斯柴尔德“这个真正诡计多端的老犹太人（ Schacherjude ）”和“成吨的白银，金质的勺和叉”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仍然认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自己宫殿里的穷人，无子，鳏居，受到身边人的欺骗，遭到法国化和英国化的优雅侄子与侄女的恶劣对待，他们继承他的财富，却全无感激和爱意” [30] 。罗斯柴尔德对犹太教正统的信守得到俾斯麦的赞许，因为这表明他的诚实，不愿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俾斯麦还是告诫妻子：“不要担心这座城里的杰出人物；就财富而言，罗斯柴尔德首屈一指，并取走他们所有人的钱和薪水。然后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本质上根本算不上杰出。钱无法让人杰出。此外——愿上帝让我谦虚，这里让人自满的诱惑特别大。” [31] 对同僚谦虚从来不是俾斯麦的特点，但他的不安分让他只能享受到最短暂的自满。他自认为在上帝和历史审判中显得卑微。不过，即使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也是他说了算：他唾弃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但终其一生，尽管在向自己的健康和国内政敌焦虑地发难时有过各种放肆之举，他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节制，并在国务问题上保持清晰的责任感，特别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以奥地利为首的邦联议会没有向普鲁士及其代表提供俾斯麦认为他们应得的权力和威望；他对奥地利的虚伪感到愤怒，对每一次轻视反应过度，无论那是否有意。但作为外交官的他处于从属地位，他在柏林的上级对他采取更果断政策的请求不屑一顾。政治上的怒火也许影响了他对法兰克福生活的个人观点，他觉得这段日子“沉闷得可怕”，并认为外交是一场骇人的骗局 [32] 。沮丧之下，他继续骚扰和挑衅奥地利同事，嘲笑较小邦国的代表（“即使只穿着衬衫，他们也不忘自己是邦联议会的特使”），并抱怨法兰克福那些更加世俗的妇女道德败坏 [33] 。权力和智慧一直吸引着俾斯麦，但在邦联议会或者法兰克福政界，前者不见踪影，后者踪迹罕见。阿姆歇尔·迈耶尔和他的养子卡尔·迈耶尔（Karl Meyer）兼具两者，并拥有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国际关系网。难怪俾斯麦把他们当作值得关注的对象，而他们也寻求栽培俾斯麦。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整部历史上，他们一直以自己能在赢家尚未浮出水面前就押对宝为荣。他们已经选择了迪斯累利（Disraeli）和海涅（Heine）。后来，他们还将发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但在几个月的热情之后，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生了激烈争吵，导火索是后者的邦联官方银行家身份。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与奥地利政府保持最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后者最早给予他们家族荣耀和利益。1852年，因为一件相对不大的事，奥地利和普鲁士在邦联议会发生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被卷入其中。邦联议会急需筹款支付一支德意志小舰队船员的薪酬——它承载着对1848年自由主义希望的模糊记忆
。不顾普鲁士的反对，奥地利代表邦联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立即贷款6万莱茵盾（gulden）
。老阿姆歇尔·迈耶尔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俾斯麦的怒火立即降临到他头上。在俾斯麦与奥地利代表随后展开的唇枪舌剑中，后者反复指责普鲁士“诉诸最为下流和可耻的手段——伙同犹太人反对邦联”。俾斯麦则马上反击称，如果“邦联因为与犹太人的谈判而被拖进泥沼”，那么错误不在普鲁士，而在于奥地利违宪向犹太人求助。意味深长的是，我们注意到普鲁士和奥地利多么迅速地把可敬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降格为“犹太人”：显然，与犹太人的亲密关系仍带有潜在的可耻意味。
俾斯麦的怒火没有平息，他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害怕奥地利而非普鲁士。他无视他们的恳求，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还上书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要求委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基督徒竞争对手贝特曼（Bethmann）家族为普鲁士的宫廷银行家。普鲁士财政部比俾斯麦更加谨慎，他们不敢得罪曾为其提供过贷款帮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34] 。几个月后，奥地利大使离开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他很快反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开始争取他们。他对他们与拮据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特殊关系感到遗憾，意识到奥地利为法兰克福犹太人所做的努力巩固了这种关系。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他将把普鲁士描绘成这些犹太人的庇护者，并一再建议政府迫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南德“最有势力的金融集团”为普鲁士效力——这让不喜欢他们的普鲁士财政部长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Karl von Bodelschwingh）非常恼火 [35] 。
1853年，俾斯麦对政府委任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普鲁士宫廷银行家的提议表示支持。此外，他还要求授予卡尔·迈耶尔男爵普鲁士三级红鹰勋章。他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表示：“我经常有机会让自己相信，这个金融集团的领导者将珍视普鲁士授予他们的荣誉，因为他们不仅很欢迎个人荣耀，而且还把受政府青睐的官方标志视作对他们信誉的重要支持，特别是那些财政状况良好的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觊觎的头衔，卡尔·迈耶尔男爵获得红鹰勋章——不过是为犹太人特别设计的样式。传统上，鹰的底座是个十字，但授勋处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受勋者）设计了椭圆形底座。俾斯麦对这种歧视性装饰提出警告，因为“所有或多或少获得解放的犹太人——除了太老的阿姆歇尔，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属于此列——对于佩戴一件将成为犹太人标记的饰物全无兴趣” [36] 。卡尔·迈耶尔的反应就像俾斯麦预见的那样：他拒绝佩戴犹太版红鹰勋章。不过，俾斯麦与卡尔·迈耶尔的私人关系仍然热情，未受影响。
1858年，普鲁士摄政王（后来的威廉一世）委任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俾斯麦虽然对自己在法兰克福不满，但对摄政王将自己派到天寒地冻的北国仍然感到恼火，而且接替他在法兰克福职位的是无能的乌泽多姆伯爵（Count Usedom） [37] 。在1859年3月离开法兰克福前，他请求卡尔·迈耶尔男爵推荐一位可靠的柏林银行家。根据传说，他特别提出必须是犹太人银行家。也许俾斯麦的确这样说过，因为他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不太可能推荐其他人，他还清楚，柏林犹太人已经是银行业的佼佼者。此外，容克贵族经常吹嘘自己结识犹太银行家。也许俾斯麦认为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天才银行家，都受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野心驱使；无论如何，他想要一个完全不会影响自己同罗斯柴尔德王朝密切关系的银行家。
卡尔·迈耶尔推荐了家族在柏林的效忠者和成功的代理人盖尔森·布莱希罗德。俾斯麦接受了推荐，在启程履新前正式委任布莱希罗德为自己的银行家
[38]
。他无疑听说过布莱希罗德，可能早在1851年就有所耳闻。作为普鲁士议会成员和某个议会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他在当时检视了海贸银行（Seehandlung）
的业务和他用轻蔑口吻所称的“海贸犹太人”（Seehandlungsjuden）
[39]
。两人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还见过面。俾斯麦对普鲁士的金融业肯定有所了解；1856年，他曾被询问是否愿意出任财政部长。带着特有的谦逊，他暗示自己无知，但心中却认为自己能和时任部长博德尔施文格做得一样好
[40]
。
俾斯麦没有理由为自己的新银行家感到有失身份。1861年时，布莱希罗德已经在柏林最核心区域的贝伦街（Behrenstrasse）63号购置了优雅宽敞的宅邸，距离作为俾斯麦未来官邸的威廉街（Wilhelmstrasse）上的城堡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俾斯麦和父亲曾经住在60号，与布莱希罗德的银行隔街相望 [41] 。虽然仍然比不上某些更资深的柏林银行家（如门德尔松家族），但随着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他的地位正在冉冉上升。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客户（都是些拥有权势、财富和才干的人）在柏林时，他们会在位于贝伦街的布莱希罗德府上办理银行业务。即使像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他未来的妻子柯西玛·彪罗（Cosima Bülow）这样后来的知名反犹主义者也在那里办理业务。柯西玛通过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柏林的布莱希罗德接受父亲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礼物。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布莱希罗德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宁静办公室已经名流云集，包括来自宫廷、外交界、艺术界和国际商界的显要人物 [42] 。
布莱希罗德立即开始为俾斯麦服务 [6] 。他为俾斯麦收缴官俸和其他收入，偿付国内债务，并为其在国外建立账户。他还从俾斯麦仍然微薄的资本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投资；一部分收入被布莱希罗德转至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俾斯麦在那里仍然保留着账户。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还开始相互通信。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所有理智的银行家一样，布莱希罗德对政治消息极为渴求，而俾斯麦不时会帮他的忙。这是布莱希罗德服务的回报。下文将讨论他们最初的关系（对两人都不是特别重要）。他们的人生道路有了交集，但直到1862年俾斯麦返回柏林前，两人仍在追寻各自不同的野心。不过，他们都明白自己找到了有用的合伙人。
1862年之前，对布莱希罗德最重要的是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法兰克福和巴黎分支，仅这一点就让他与柏林的其他银行家有所不同。这种关系证明他的诚实与智慧，而声誉显然有助于业务。终其一生，布莱希罗德都在为那个苛刻的王朝服务。正是通过那种服务，他学会了热情但绝不过分屈膝的效劳和忠诚，这将成为他与俾斯麦关系的特征。
普鲁士政府也开始承认布莱希罗德的价值。1858年，他被授予四级红鹰勋章
。1861年，普鲁士商务部长提议授予布莱希罗德“商务顾问”（Kommerzienrat）的头衔——该头衔被用来奖赏杰出商人；据我们所知，19世纪60年代有31名柏林商人获此荣誉，尽管可能遗漏了其他几个人。作为此类提拔的惯例，部长要求警察总局提交一份秘密报告。通过报告，部长完全证实自己的估计。报告详细指出，布莱希罗德是一家大型银行机构的唯一所有人，雇有22名职员。他属于第17类收入群体，年收入23 333又1/3帝国塔勒（约合当时的1.6万美元），年缴税700帝国塔勒。报告总结说，布莱希罗德先生“道德品质无可指摘，在政治上是忠于国王陛下的忠诚市民，在各大圈子里享有最高的名誉”。部长的提议获得批准
[43]
。39岁那年，布莱希罗德已经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勋位和头衔。他赢得作为所有公共荣耀来源的王室的青睐。他已经超越自己的父亲。
布莱希罗德当然是王室的忠实臣仆。普鲁士王室和普鲁士犹太人一度相对融洽；王室保护和容忍犹太人，犹太人也容忍和服务于王室。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犹太人问题开始与普鲁士逐渐觉醒的政治生活交织在一起，而犹太人也在1848年德国革命和随后的德国自由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处于19世纪50年代经济扩张的最前沿，在某些领域和地区（比如柏林的银行业），他们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地位。普鲁士实力的发展为犹太人提供巨大的机遇。通过迅捷地利用这些机遇，他们又反过来加速普鲁士的发展。
布莱希罗德明白，自己和犹太人同胞的福祉与他们同普鲁士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东欧犹太人的动荡和贫困状况让这一切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布莱希罗德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忠实臣民，尽管普鲁士官方仍然对犹太人施加种种社会限制。不过，布莱希罗德也有其他效忠对象。幸运的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它们很少发生冲突。他更加狭隘和强烈地忠于自己的犹太人同胞，并仍然深切地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同和不平等的群体，正是对这个群体的歧视激发了团结感乃至一丝优越感。19世纪60年代，他当选为柏林犹太人社团的执委，正式展现他对犹太人的忠诚。对犹太人强烈而毫无疑问的认同和忠诚推动他的跨越国界的忠诚，在布莱希罗德身上，这表现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19世纪60年代初，这三种忠诚仍能和谐共处，但普鲁士和欧洲的逆流让它们面临撕裂的危险。
[1] 憎恶者包括各式各样的人。早在1832年，激进的德国诗人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 Börne）就在巴黎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正式加冕欧洲的君主；这会让他们的无形帝国变得可见，而且作为君主，他们不会再发放苛刻的贷款。他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玩弄同样的把戏，牺牲被他们剥削的国家利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Ludwig Börne, Sämtliche Schriften （Düsseldorf, 1964）, III, 482-491.
[2] 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籍种类繁多，出版动机通常是获利（该家族应该会赞许这点）。最著名的作品仍然是Egon Corti伯爵的 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17701830 和 The Reign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1830-1871 （New York, 1928），更通俗的作者从中借鉴大量内容。学术性经济史见Bertrand Gille的 Histo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 2 vols.（Paris, 1965-1967）。该题材具有天然的戏剧性；电影和音乐剧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娱乐价值，Virginia Cowles的 The Rothschilds: A Family Fortune （New York, 1973）对这个家族故事做了精彩描摹。但以现有档案资料为依据，描绘该家族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角色、社会地位以及不同国家对他们的反应的全面历史仍然尚未面世。这是个浩大的题材。
[3] 所罗门·奥本海姆银行成立于1801年—4年前，新的法国统治者取消了实施350年之久的关于犹太人不得在科隆居住的禁令。奥本海姆银行很快成为科隆首屈一指的银行；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大力推进新的工业冒险和本身的国际联系，该行成为具有全欧洲影响的企业—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布莱希罗德银行那样。Dr. Alfred Krüger, Das Kölner Bankiergewerbe vo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1875 （Essen, 1925）, pp. 64-72.
[4] 《诗与真》（ Dichtung und Wahrheit ）是歌德晚年的自传。——译注
[5] 他在回忆录中补充说：“1848年到1866年，我们不得不偏离正途，脚步沉重地穿过国内冲突的荒野，就像抵达福地之前的犹太人，这对我们的未来也许更好。”将不团结的德国人比作大流散中的犹太人，这在此处的背景下颇为有趣。 GW , XV, 33.
[6] 正当俾斯麦离开柏林前往圣彼得堡时（即他把个人事务托付给布莱希罗德之时），一位截然不同的银行家对他进行了游说。这个名叫列文斯坦（Levinstein）的人—可能也是犹太人—奉上每年3万塔勒的赤裸裸贿赂，条件是俾斯麦在新职位上同时代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益。俾斯麦试图索取书面凭据，但没能成功，于是他命令列文斯坦离开房间（事实上是威胁把对方扔下楼梯）。奥地利政府显然与行贿事件有牵连。俾斯麦意识到，可靠的银行家可以为其在政府的庇护人提供许多帮助。 GW , XV, 14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