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是一本关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于权力和金钱的书。这是一本聚焦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书，前者是容克贵族和政客，后者是犹太人和银行家，两人的合作超过三十年。本书的背景是两个世界冲突中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一个更广泛的新精英阶层逐渐崛起，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成了这种重组的缩影。这是关于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故事，在此过程中，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上升到饱受争议的显赫地位。这是对一系列事件和促成这些事件的利益与情感的记录；记录主要出自当时人之手，来自数以千计未被披露过的书信和档案。这个故事也描绘了那个帝国及其统治者的脆弱，讲述了它隐藏的冲突，以及用光鲜外表掩盖残酷真相的虚伪。这份记录包含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社会流动的希望；也包含犹太人的成功令人唏嘘的两面性，他们的成功如此惊人，如此瞩目，但又如此虚妄。这是对变化中的社会的研究，社会流动性是它的本质和痛处。

俾斯麦代表作为贵族、农业和等级社会的老普鲁士，但正是他寻求将现代社会元素与君主制的古老传统相结合。为了这个目标，他需要布莱希罗德。两人代表老贵族与新势力的历史性相逢，前者出身高贵，后者则拥有财富和抱负。两人与他们的合作形式还象征着德国现代化的过时形式。他们的工作反映出19世纪的重大主题：资本主义的冲击，民主与威权、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犹太人的崛起以及对这种崛起的报复——新的反犹主义。两人的人生交汇提供了关于他们所在时代的新视角，也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而不是流行观念中的概括与抽象。

俾斯麦的工作广为人知，至少被认为是这样。作为丰碑式的英雄和许多代德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俾斯麦是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最近，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却无人问津。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在当时家喻户晓，代表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神秘的影响。不过，随着布莱希罗德的死亡，他淡出了人们的脑海，尽管他的职业生涯对俾斯麦的人生和德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与实务世界的私人纽带，俾斯麦则是布莱希罗德与高贵的普鲁士政治世界的首要联系。

作为首相的银行家，盖尔森·布莱希罗德从无籍籍名上升到德国社会的顶峰：他经常被称作德国的罗斯柴尔德，是第一位没有皈依基督教就获封贵族的普鲁士犹太人。他的崛起演绎了金钱的力量和那种力量的局限性，展现了金钱和地位变迁招致的敌意。他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首先仰仗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然后通过为俾斯麦、政府和德国精英提供专业的和私人的服务，他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反映出资本的无处不在：资本不仅影响政策和舆论，也吸引似乎鄙夷它的精英。作为心腹，布莱希罗德可以随时联系到俾斯麦。他掌管首相的财富，还因为兼具专业和审慎而被委以（有时也主动请缨）需要这种特质的政治任务。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俾斯麦的秘密代理人，他的不同角色让我们能从新的视角看待俾斯麦的统治，看待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主导力量时的德国统治阶级。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照亮了俾斯麦的统治中曾被轻视或忽视的方面。它表明，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俾斯麦都完全理解金钱的力量。甚至在他引以为傲和被广为研究的外交领域，用经济武器作为政策工具的想法也从未淡出他的头脑。他很早就有过教训：发动统一德国的前两场战争需要钱，他所鄙视的议会拒绝拨款，是布莱希罗德帮他筹到钱。

布莱希罗德还为俾斯麦的身边人乃至整个老普鲁士精英阶层服务。那些精英向他承认自己的需求、胃口和野心。他们这么做时非常小心，因为金钱仍是重大禁忌。他们有求于他的影响力，但也厌恶这样做。他既提供便利，也令人难堪；他本来也可以发出感慨：“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我们做的事，却如此讨厌我们的行当？” [1] 俾斯麦对于自己关心金钱则满不在乎：他应该能理解，为何历史学家关心他作为德国最大地主之一的身份，关心他投资政治上敏感的证券，关于他对他自己的纳税者角色讳莫如深。根据历史记录，他既不像德国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无比单纯，也不像帝国的诋毁者所指责的那样牟取暴利。他没有非法牟利，但也不认为利用公职获得的情报不能被用于投资参考。

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反映出政府与资本、外交与金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联系。布莱希罗德的客户包括德国的精英阶层，他与他们的关系并无明确的公私之分；这是一张互利、互惠和互助的大网。这些联系被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所察觉，马克思的分析也对其做了精彩推断——但只是分析式的推断，而非经验的记录。这些联系还被主要当事人和那个时代的风气所掩饰、否认或贬低，也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忽视。因此，德国历史非正统的这一面很大程度上一直无人问津。

在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中，我成功重建了这些联系中的一部分。它们彰显出经济的权力，但不同于近年来对经济权力的假定或教条化描绘。我们不仅惊讶于经济权力的渗透力和无处不在，还同样吃惊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在政府权力面前的相形见绌。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当然只是例证之一，虽然这个例子来自德国政体的最高层；犹太人身份让银行家对那位独一无二的英雄和独裁者特别俯首帖耳，这个例子因而变得更为复杂。该案例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不寻常和极端，但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关系的历史暗示，政治而非经济才是第一位的。俾斯麦居于支配地位，布莱希罗德提供帮助：按照自己的意志，俾斯麦接受布莱希罗德的建议，考虑他的愿望，并为其提供庇护。这也是德国政府的一贯做法。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印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受经济制约的”权力当然不等同于纯粹的“权力” [2] 。

布莱希罗德对权力和利润如饥似渴，并渴望两者能让他获得尊敬和接受。在19世纪中期的新世界，成功的标志同样发生改变：银行是那个时代的宫殿和神庙，它们由石头和大理石建成，散发出可靠和权力的气息。布莱希罗德属于那群为19世纪重大进步成果筹资的商业银行家。他为矿井、铁路和圣哥达隧道（St.Gotthardtunnel）融资；他的慷慨资助让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得以将对结核杆菌的新发现用于治疗病人。他为政府提供贷款，还参与少量殖民地事务。他的客户和合作者包括许多欧洲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他的兴趣遍及各大洲。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属于显贵统治的世界，但那个世界正在远去，即使在经济领域，布莱希罗德的风头也开始被股份制银行和工业大亨的成长所盖过。随着现代政府找到自己的筹款方式，他作为政府债权人的传统价值也逐渐减弱。

尽管对俾斯麦和新帝国忠心耿耿，布莱希罗德从未忘记（或者被允许忘记）自己的宗教出身和责任。十年间，他一直试图组织西欧犹太人发挥影响，让各个大国迫使罗马尼亚授予当地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此举记录了他的使命感，他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

布莱希罗德同时生活在多个世界。在某些世界，成功的代价是审慎和隐姓埋名；在另一些世界，他需要曝光和声望。他营造了一种高调的神秘光环。社会功能和地位决定他的行为，但就像大多数成功人士那样，他的角色恰好满足自己的激情。

他行事隐秘，但也寻求认同。他不知疲倦地追求头衔、声誉和荣耀；他本能地感觉到，金钱需要尊敬，尤其是犹太人的钱。他并不比同时代的人、比任何地方的暴发户做得过分。在富豪手中，这种对尊敬的追求常常沦为令人瞠目的粗俗，成为缺乏品位的证明。布莱希罗德的人生描绘出这种对于被接受的渴望，他的社会存在显示了中产阶级社会本质上的焦躁和势利。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把我们从俾斯麦的内阁带到德意志帝国所渗透到的最远边界——中国和墨西哥，但故事的核心是他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他的人生，增加他的痛苦，并造成他与同辈和后代的隔阂。就像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对年轻犹太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些不安分的异类，他们既不讨好也不满足：但这终究不是问题的关键。” [3] 他的职业生涯表现出犹太人成功的两面性：凭着财富和服务，他被允许上升到顶层；按照王室许可和从纸面上看，他与普鲁士贵族平起平坐——但到了晚年，他成了德国社会所涌动的全部怨恨、沮丧和憎恶的矛头所指。

他的人生显示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主义影响深远的结合。德国还有其他富人，但布莱希罗德成了财富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他还象征着一个充满社会矛盾的体制下的不平等。1889年，在交给参议员同僚里彻博士（Dr. Rittscher）的私人备忘录中，吕贝克（Lübeck）警察局局长对俾斯麦的压迫性新法案提出警告，因为：“它会扩大对现状的不满，甚至是在中产阶级圈子和自由化市侩中间，并令我们以无法接受的加速做出那个该死的决定：应该由谁来统治，倍倍尔还是布莱希罗德？我认为这个决定终须做出，因为从格拉古兄弟（Gracchi）的时代开始，财产或贫穷就是关键问题。” [4]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所谓体面的反犹主义，这也许不过是对一个以牟利为目的、以金钱为中心的小团体的谄媚行径的偏见。但在德意志帝国，布莱希罗德让这种潜在的情感走上前台。此外，他手握秘密权力，同时在社会上行事高调，这激怒了19世纪70年代的新反犹主义者。与更加谨慎的传统反犹主义者不同，这些人相信犹太人的力量已经对德国人的生活构成致命威胁，政府应当取消或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在19世纪70年代初史无前例的经济萧条中，伴随着腐败和欺诈的指控，持众多不同观点的德国人都坚称，犹太人是一场国际阴谋的核心，旨在腐蚀德国人的性格和破坏欧洲的秩序。布莱希罗德成了新反犹主义的主要牺牲品，他既手握大权，又如此脆弱，甚至最富想象力的反犹主义者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人物。财富和声望是他的动力，但也腐蚀他的后代。布莱希罗德的故事既描绘了德国犹太人的崛起、奋斗和最终的衰败，也反映出多种形式的反犹主义是德国社会所特有的。法律上的解放恰逢新经济机会的到来；摆脱桎梏的犹太人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他们带来无限的帮助，也遭到无限的憎恶。在布莱希罗德的时代出现的模式和开始的沉默将持续很长时间。

不过，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共同成就。两人的合作范围广泛；在德国强势崛起的时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决定那个国家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向我们展现新社会的特征和运作。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代表人物。

无论他多么重要和有声望，布莱希罗德在德国史学中仍然是个“无籍籍名者”。俾斯麦则变得如超人般高大，根据近来的统计，关于他的作品超过七千种。本书是第一部布莱希罗德的研究作品。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布莱希罗德是被德国历史遗忘的一切。

很长时间里，关于布莱希罗德的记忆都令人难堪。他代表如此之多挥之不去的禁忌：敛财、以权谋私和犹太人身份。甚至在他生前，大肆宣扬他的角色和权力的也是他的诋毁者；他所服务的精英阶层则道貌岸然地保持沉默。俾斯麦为此做了示范：尽管有过三十年的合作，有过无数的对话和大量的通信，他却没有在回忆录的前两卷里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在直到威廉二世去世后才付梓的第三卷里，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只被提到一次，还是作为某人的使者。

当然，生前的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地位悬殊，但这种不平等在他们死后被放大了。德国历史学家为其中一人封神，让另一人被遗忘——这两个过程相互联系。俾斯麦作品集的编辑没有收录任何一封俾斯麦写给其银行家的信；那位银行家很少被提到，即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在披露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联系时，编辑们似乎受到限制。删除过程一直持续到1945年。

无论具有何种信仰或意图，历史学家都反映出他们所在社会的价值，俾斯麦死后五十年间的德国历史学家有各种理由忽视布莱希罗德。在那些年里，史学的首选关注点局限于政治和思想领域；社会和经济史长久以来都不受德国学术重视。德国史学家很少触及犹太人问题 [5] 。即使俾斯麦拥有一位犹太人银行家和心腹，那也仅仅属于他的私人生活，与他的公众人物身份关系不大。忽略的意愿很容易满足：因为难以找到关于布莱希罗德角色的记录，可以体面地忽视他。

近年来，德国历史学家开始转向社会和经济现象研究，该学科某些最重要和最有前途的工作正是来自这个领域。当代史学家不再对银行家或经济胃口的存在感到尴尬，缺少这些东西反而会让他们警觉。但今天的历史学家有其他的兴趣，也许还有其他的禁忌：他们试图超越历史中的个体和实用元素，寻找社会结构，寻找那种结构中出现的与其基本要求和约束相应的广泛和无名的力量。他们回避传记，对结构的迷恋常常导致他们漠视为那种结构带去生命的精神，而且社会的精神无法量化。对个体历史角色的信仰今天已经过时，对精英阶层的研究逐渐让位于此前被忽视的阶级和动因研究。

在现代历史学家的描述中，布莱希罗德和其他银行家成了某种经济利益的代表。作为个人，他们仍然被冷落或类型化，以便实现让历史成为科学的新努力，去除无形而短暂的东西，去除让社会独具特色的习惯、态度和道德立场。

不过，布莱希罗德还可能出于另一个原因而被继续冷落。尽管在过去八十年间，历史学家研究他的兴趣有所升温，但他的生活痕迹大多却已消失。相关记录散落各处，埋藏在经常无法获得的档案里。直到许多不同素材被发现、许多零星证据被拼接起后，他职业生涯的部分轮廓才呈现出来。

追寻布莱希罗德和他与俾斯麦早就被遗忘的关系非常有趣，值得简要回顾。追寻的起因是纽约发现了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部分私人档案；这份商业档案由该银行的雅利安人继承者于20世纪30年代接管，在二战中遗失。档案中包含数千份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893年他去世，还有若干此前和此后的文件。这些材料此前从未被披露过，通信中有许多来自俾斯麦的家族和秘书，其余的来自重要的政客和外交官，来自德意志帝国的重要官员和银行家，来自迪斯累利和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奥本海姆家族（Oppenheims），来自雅西（Jassy）的犹太人和威廉一世，来自友人和求助者。这些坦诚的信，布莱希罗德是它们唯一的读者。信中充斥着各种消息、恐惧、希望、流言、影射和对不祥事件的暗示：它们真实记录一代欧洲人与自己银行家的对话，他们对他的正直、审慎和智慧寄予最大的期待，指望通过他的乐善好施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并非全部书信都是重要或有研究价值的，也许只有一小部分如此。但必须把它们读完，而且整体可以说明个别）。但有一个声音几乎不见踪影：布莱希罗德本人。可以推断出他的核心角色，但缺少其工作的真实记录和人格印记。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档案是令人着急甚至沮丧的开端，布莱希罗德仍然是个谜。

对布莱希罗德的追寻就这样开始：就像我在书末的致谢中将更清楚指出的，追寻工作最初由大卫·兰德斯（David S. Landes）和我共同负责。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布莱希罗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通信。这些书信涵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但其中最坦诚的是写给雅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1868年去世）的早期私人信件。信件存放在老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阁楼里，被非常慷慨地交给我们使用。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各种档案，其中包含布莱希罗德的信件和他提供给俾斯麦及其家族的结算单，相当一部分存放于俾斯麦亲王在弗里德里希斯鲁（Friedrichsruh）庄园的马棚楼上。

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全部通信（一部分当然也保存在政府档案里）远远超过一千封，只有极少数曾被披露过。大部分书信事关日常业务，虽然布莱希罗德经常在关于俾斯麦财务状况的普通报告中混入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经济的观察，混入关于他本人活动或意图的报告，混入他从其他许多渠道获得的政治情报的摘要。通信涉及大量主题，包括私事和公务。这是揭示19世纪德国历史的最重要记录之一。

令人称奇的是，这两处最丰富的材料仍然留在它们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拉菲特街（rue Laffitte）和弗里德里希斯鲁，布莱希罗德曾经常常光顾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俾斯麦：他生命中炫目的两极。

不过，光有这些记录还不够。个人的历史虽然浮出水面，但没有全面或连贯的故事。我可以在东德和西德的档案里找到布莱希罗德活动的回响和痕迹，警方记录也能提供信息。他的朋友中包括法国和奥地利驻柏林大使，这些人未发表的报告对故事做了补充。同样有用的，还有他与迪斯累利的通信——来自迪斯累利的老家休恩顿庄园（Hughenden Manor）。甚至巴黎以色列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的档案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至少本书是唯一使用该联盟档案的俾斯麦相关作品。我还有过其他发现，但因为材料遗失或无法接触某些档案，偶尔也会遭遇失望。

我不断搜索剩下的痕迹。每个线索都会暗示新的搜寻地点，而最终我也可能忽视某些隐藏的宝藏。我逐渐拼出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关系的某些元素。有的方面仍然模糊不清，许多证据在二战中丢失。我阅读大量的书信和档案，出于对读者的尊重，我没有把更多东西放进本书。我的首选是未披露的内容，并始终试图采用能给人启示而非惯常的材料。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记录的不完整：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隐秘，角色的履行也是通过谈话。我们偶尔能听到这些谈话的回响；事实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那么多来信者要求焚毁的信件被留存下来，那么多幕后谋士的痕迹被重新发现。

历史学家必须整合现有著作和他的新材料。通过这种方式，材料获得意义，流行的学术观点得到必要的修正。关于俾斯麦和欧洲历史的作品数量庞大；就像我的注释所暗示的，这些了不起的记录为我提供莫大帮助；但我也遗憾地意识到，许多东西不得不被省略。

我们最后发现，最好的书信和最完整的文件在某些方面语焉不详。它们想当然地省略了特定背景（共同的假设，与时间相联系的传统），历史学家必须从这些声音中挖掘背景，同时把这些声音放回背景下。用杨（G.M.Young）的话来说，我试图听见过去的声音。

除了规模庞大的无价学术作品，我还可以求助别的东西。我感觉自己的主题和材料组成了一个本质上辛酸和戏剧性的故事：布莱希罗德的崛起，他努力把难以想象的财富转化成尊敬，他在公开场合的荣耀和私下的羞辱，他追求的德国人身份和无法摆脱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他家族的迅速衰败。这是布莱希罗德在新德国节节胜利的背景下崛起的故事。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也是一幅围绕着这位沉着银行家的群像，他的人生包含许多个世界。想要回顾这些世界，仅仅靠事实本身是不够的，我还试图推断或想象这些事实曾经的意义。对于我工作的这个方面，我必须承认自己从19世纪的伟大小说中汲取灵感，因为就像莱昂内尔所说：“小说是对真理的永恒追求，它的研究领域永远是社会世界，分析材料永远是作为人类灵魂方向标识的习惯。” [6]

本书的结构反映了它的特点和范围：第一部分描绘两位主人公的崛起，讲述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大胆政策中的作用。第二部分再现两人如何合力确立这个新德国的政策。他们的合作通过具体细节演绎不同领域和主题间的联系：金融和政治、国内和对外政策、私人和公共顾虑、个人野心和历史潮流。这部分内容涉及欧洲外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方面。在第三部分，我关注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元素：他的犹太人身份与德国社会、德国政治、犹太人群体、他的家庭乃至他本人的关系。他描摹了犹太人成功的顶峰：在晴朗的日子里，峰顶显得雄伟壮观；但在暴风雨中，它将第一个被闪电击中。两种景象都真实存在，都值得深思。

我希望本书不仅能提供新的事实或修正原有印象，它还应该表现出德意志帝国的气氛，表现出经历只能依稀理解的社会变革时，突然陷入阵痛的社会将做何反应。本书的目的不仅是描绘社会的运作，不仅是俾斯麦喜欢说的“礼尚往来”（do ut des），社会精神的某些内容也应被呈现，包括态度、各种观念与偏见、展现习惯的行为举止、如同布道文和爱国演说般表达价值观的沉默。德意志帝国的气氛似乎散发出一种多愁善感的自负、深深的虚伪和痛苦的奴性，虽然我们故事中的人物也许已经对这些特点司空见惯，以至于视而不见。与当时的人相比，我们可能对其更加敏感。尼采说：“我的记忆说：‘我做过这事’；我的骄傲说：‘我没做过这事’，并毫不让步。最终，记忆屈服了。” [7] 社会可以屏蔽记忆和现实，本书记录屏蔽的内容与方式。

我担心存在对本书与生俱来的偏见：由于关注金钱和犹太人，它触及德国社会的敏感神经。也许金钱和犹太人能够暴露那个社会最坏的东西。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都不是美德和善意的焦点，在极少的情况下，布莱希罗德的部分客户将更多以债务人和投机者的角色出现，尽管他们也是著名的外交官和公职人员。俯视社会并不总是令人高兴。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显示了德国社会某些深层次的两面性，它们在许多记录中只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完全被忽略。在20世纪后半叶，谈论资本主义的胜利司空见惯，而德国社会的特异之处在于，资本主义侵入某些领域，在另一些领域则遭遇阻力。谈论德意志帝国的反犹主义并不少见，但本书描绘德国犹太人崛起背景下反犹主义在政治上的出现，并回顾犹太人在19世纪取得的不逊于欧洲历史上任何少数群体的重大飞跃。

这个故事写起来并不轻松，也无法为思考他的人带来教益。后来的事态发展让它承载过多的悲剧。我试图聆听那个社会当时的声音，聆听它私密地、坦诚地和近乎天真地揭示自己。那个社会存在不祥之兆，我如实记录它们。我相信，即使我们不是事后把它们看成灾难的征兆，它们也会被视作不祥。我们还听见罪恶开始前的巨大沉默，它将伴随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可怕堕落。本书也许有助于解释造就我们自身历史经验的大灾难，但这并非它的首要意图。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研究被笼罩在巨大的尴尬中，而且无法改变。由于两者的各种对立，很难再现德国人与犹太人共享同样的利益乃至态度的日子。德国犹太人经常被描绘成受到歧视的无辜受害者，怯懦地服从威权。但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他们中也有成功的例子，和基督徒同胞们一样骄傲自大。

在趾高气扬而又饱受争议的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其他社会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或者就像易卜生、萧伯纳和更早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的巨大义愤所记录的。一代人之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写道：“美国的传统表现出对平等主义民主的强烈偏好，但这是贪婪而非友爱的民主。” [8] 在德国，一定程度上出于本书所暗示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民主的贪婪，因此缺乏来自政治领域有益的或改革的动力。

生命并不像萧伯纳曾经说的那样，是善与恶的力量泾渭分明的“道德健身房”。历史学家也不是某种道德裁判。但区别的确存在，历史学家必须将其指出。“我们无法靠真正的清点证明，某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恶人比另一个时代更多。但我们可以说，在某个时代，不怀好意的伪装的确更有理由和实用价值。” [9] 这不是一本关于恶人，而是关于一个自以为是的虚伪个体行为变得如此司空见惯的社会，以至于暗示这些行为模式已经上升为支配体系的书。虚伪变成自欺，在共同努力和相互关系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自欺对世界产生可怕的影响。本书记录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特点：这里有那个时代率直和未加反思的声音，但同样昭示不幸。它记录了人们种下风，却不知道一代人之后将收获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