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继续讨论更多的我侧偏差范式和研究之前，厘清这个领域中使用的术语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相当混乱。“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信念偏差”（belief bias）和“我侧偏差”这三个术语在科学文献中的使用方式非常不一致。“证实偏差”一词是一般媒体中最常用的术语。谷歌搜索趋势（Google Trends）证实，“证实偏差”是一个比“信念偏差”或“我侧偏差”更常见的术语。但是，我不会在本书中着重于这个术语，因为它可能是所有术语中最混乱的。早在1983年，两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巴鲁克·费斯科霍夫和露丝·贝伊特—马洛姆（Baruch Fischhoff&Ruth Beyth-Marom，1983）在研究假设检验时就建议取消“证实偏差”一词，因为即便是在当时，它也已经成为一个囊括太多不同效应的笼统词语了。不幸的是，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此十年后，另一位理论家约书亚·克莱曼（Joshua Klayman，1995）表达了他对这个术语的愤怒——他说，似乎有多少对“证实偏差”的研究，就有多少种定义！
基本的问题是，太多不同的信息加工倾向被纳入了“证实偏差”这一术语中，其中有许多不是真正反映我侧偏差背后的动机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类型的指标（Evans，1989；Fischhoff&Beyth-Marom，1983；Hahn&Harris，2014；Klayman&Ha，1987；Nickerson，1998）。克莱曼（Klayman，1995）在他的一篇非常细致入微的论文中，讨论了术语“证实偏差”的两种不同定义。他将他对“证实偏差”的第一个定义称为正向检验策略（positive test strategy），而我会将这个定义保留给“证实偏差”这一术语。正向检验策略是指，在推理者头脑中存在一个焦点假设的前提下，寻找符合预期的证据。只要推理者适当地处理否定性的证据，正向检验策略就没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见Baron，1985；Klayman&Ha，1987；McKenzie，2004；Mercier，2017；Oaksford&Chater，1994，2003）。克莱曼讨论的另一个定义聚焦于“在心理上不愿意放弃目前自己赞成的假设”，并将这种证实偏差视为一种动机认知的形式（Bolsen&Palm，2020；Kunda，1990）。在这本书中，因为我想强调克莱曼（1995）所说的动机加工类别，所以我为第二种定义下的证实偏差保留了一个单独的术语——“我侧偏差”。
重申一下，我将使用“证实偏差”一词来指代将证据的评估和测试集中在焦点假设（focal hypothesis）上的这种非常普遍的认知过程。
[1]
只要推理者愿意在遇到否定性的证据时正确处理其含义，证实偏差的表现就不一定是非理性或非规范性（non-normative）
[2]
的——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了（Baron，1985；Klayman，1995；Klayman&Ha，1987）。也就是说，只要推理者在遇到否定性的证据时表现出适当的贝叶斯更新
，试图对自己心中的焦点假设进行检验就并非不恰当（McKenzie，2004）。
因此，以这种方式定义的证实偏差不一定是推理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偏差并不意味着错误，这凸显了在关于推理的研究文献中术语“偏差”的两种不同含义。“偏差”的第一个含义体现为在中性评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仅仅意味着一种信息加工倾向，例如“当我试图省钱的时候，我有在好市多（Costco）购物的偏差”。
克莱曼（1995）将术语“偏差”的这种含义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做了区分，在另一种意义上，偏差用于指代一种有根本缺陷的推理过程，这个过程经常会导致思维错误。正如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我侧偏差是不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偏差（从根本上有缺陷的思维中产生的推理错误）将是第二章的主题。
与我之前狭义定义的证实偏差不同， 信念偏差 这一主要用于三段论推理文本的术语， 确实 是往往意味着推理错误。当人们难以评估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相冲突的结论时，就会出现信念偏差（Evans，2017）。评估这种偏差最常用的是三段论推理任务——其中结论的可信度与逻辑有效性相冲突。考虑以下三段论推理文本，问问自己它是否有效，即结论是否可以符合逻辑地从两个前提中得出：
前提1：所有生物都需要水
前提2：玫瑰需要水
因此，玫瑰是生物。
在继续阅读之前，判断结论在逻辑上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大学生中70%的人会判断这个结论是有效的。如果你也一样，那你就错了。前提1说所有生物都需要水，而不是说所有需要水的东西都是生物。因此，仅仅因为玫瑰需要水，并不意味着玫瑰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这样说还是不够清楚，那么当你考虑以下这个结构完全相同的三段论推理文本后，你大概就会明白了：
前提1：所有昆虫都需要氧气
前提2：老鼠需要氧气
因此，老鼠是昆虫。
现在似乎很清楚，结论并不是从前提出发的。同样的事情让玫瑰问题变得如此困难，而让老鼠问题变得容易。
在这两个问题中，关于世界性质的先验知识（玫瑰是生物，老鼠不是昆虫）都被关联进一种本应独立于内容的判断中：对逻辑有效性的判断。在玫瑰问题中，先验知识是干扰。即使你回答正确，你无疑也感受到了冲突。在老鼠问题中，先验知识起着促进作用。信念偏差在三段论推理文献和条件推理文献中得到了最广泛的研究（Evans，2017），但在其他范式中也有观察到信念偏差的发生（Levin, Wasserman&Kao，1993；Stanovich&West，1997，1998b；Thompson&Evans，2012）。
信念偏差和我侧偏差不是一回事。当真实世界的知识干扰我们的推理表现时，就会出现信念偏差。我侧偏差是指，我们会有支持那些我们 希望 它正确的假设的倾向（Mercier，2017；Stanovich, West&Toplak，2013）。是什么把信念偏差变成了我侧偏差呢？我侧偏差是指有利于当前被 高度重视 的现有观点的信息加工。借用多年前罗伯特·埃布尔森（Robert Abelson，1988）所论及的区别，我侧偏差关切的是个人持有的 坚信 （conviction）。与普通信念不同， 坚信 伴随着情感承诺和自我关注。坚信也往往经历了更多的认知精细加工（见Abelson，1988；更近期的讨论见Fazio，2007；Howe&Krosnick，2017）。琳达·斯蒂卡、克里斯托弗·鲍曼、爱德华·萨吉斯（Linda Skitka, Christopher Bauman&Edward Sargis，2005）发现，源自道德授权（moral mandate）的态度往往会成为坚信，这些坚信尤其能预测结果变量（社会距离、善意等）。
为了说明普通信念和坚信之间的区别，请想象你在另一个名为“Zircan”的星球上，那里在其他方面都和地球一样，如果你从某人那里听说Zircan星球上的玫瑰从来都不是红色的，而总是棕色的，你会毫不费力地接受这种信念。你不会极力和任何人争论玫瑰可以是红色的。在Zircan星球上，它们根本不是红色的，于是你毫不费力地放弃了玫瑰可以是红色的信念。另一方面，如果你听说在Zircan星球上，人们相信左利手的人在道德上不如右利手，那么你不会接受这种信念，事实上你会试图反驳它。你会捍卫你坚信的观点，即人类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他们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种信念对你来说是一种坚信，和玫瑰可以是红色的信念不一样。
坚信往往源于某些世界观，这些世界观会促生所谓“受保护的价值观”（protected values）——那些拒绝与其他价值观进行权衡的价值观（Baron&Spranca，1997）。受保护的价值观[有时被称为“神圣的价值观”（sacred values），见Ditto, Liu&Wojcik，2012；Tetlock，2003]被视为道德义务，其产生自关于哪些行为在道德上是被要求、被禁止或被允许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的想法往往会激起愤怒。已经有实验表明，当受保护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被试不愿意进行交易或金钱上的权衡（Baron&Leshner，2000；Bartels&Medin，2007）。对受保护的价值观的信念是不会轻易被证据改变的。
在一些更加深入地阐述“一些信念可变为坚信”这一观点的著作之中，罗伯特·埃布尔森（Abelson，1986；同样可参见Abelson&Prentice，1989）区分了他称为“可验信念”（testable beliefs）和“远端信念”（distal beliefs）的两个概念。 可验 信念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并且也和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紧密相连（例如，玫瑰是红色的）。它们可以通过观察来核实——有时是简单的个人观察，有时这种观察需要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和更复杂的科学方法。相比之下， 远端 信念无法直接通过经验核实，也无法通过求助专家或科学共识来轻易证实。例如，你可能认为制药公司利润过高，或者你所在的州应该在精神健康上有更多财政支出，而在环保倡议上减少开支。当然，经济统计数据和公共政策事实可能会 制约 像这样的远端信念（加强或削弱我们对它们的执着），但它们不能通过验证可验信念的方式去 核实 我们的远端信念。许多远端信念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容易成为坚信，因为它们会导致情感承诺和自我关注，正如埃布尔森（1988）所论述的那样。远端信念通常源自我们的总体世界观，或者在政治上，源自我们的意识形态。
我侧偏差集中在远端信念而不是可验信念上。相反，信念偏差则涉及可验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和我侧偏差相比，信念偏差更容易通过教育得到纠正，并且与认知能力更相关（正如我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医疗保健支出是美国联邦预算第二大项目”这一命题是一个可验信念。“美国人在医疗保健上花费太多”这一命题则是一个远端信念。当然，经济事实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后一个命题的态度，但是它们不能像验证可验信念一样核实这个远端信念。本书中讨论的我侧偏差研究几乎完全是关于远端信念的——它们源于信念并被坚定地持有着。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本书中出现的术语的区别。我称“证实偏差”为倾向于对我们头脑中聚焦的假设进行正向检验的偏差。当人们难以评估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相冲突的结论时，就会出现“信念偏差”。对于信念偏差的情况，干扰推理的结论是可验信念。当人们以有利于他们先前观点和态度的方式评估证据、生成证据和检验假设时，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我侧偏差”——此处所讨论的态度是坚信（也就是说，我们表现出情感承诺和自我关注的远端信念和世界观）。最后，在这本书中，我将把关于我侧偏差的文献与关于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文献进行划分（Bar-Hillel, Budescu&Amar，2008；Ditto&Lopez，1992；Lench&Ditto，2008；Weinstein，1980），只讨论前者。 [3]
[1] 在关于证实偏差的早期研究中，研究人员最终检验的大部分是它的非动机成分——例如埃文斯（1989）的积极效应或克莱曼和哈（Klayman&Ha，1987）的积极测试策略，而不是我侧偏差——以有利于 受青睐 的假设的方式处理信息。证实偏差一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该术语似乎正在公众中广泛传播。有时证实偏差被用作我所说的我侧偏差的同义词——以有利于受青睐的假设的方式处理信息。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证实偏差不一定意味着我侧偏差（Eil&Rao，2011；Mercier，2017），检验 焦点 假设的推理者不一定以有利于其 青睐 的假设的方式处理信息。
[2] 请注意，认知科学中的“规范”（normative）意味着根据完美理性模型的最优表现， 而不是 “常态”（norm）或最常见的反应的意思。
[3] 尽管我侧偏差和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都是关于动机性推理的一般文献中的子类心理学效应，但它们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愿望思维是指认为未来或未知的结果将与自己的 偏好 一致——将要发生的正是自己想要发生的事情。我侧偏差是指以一种与强烈持有的 信念 或坚信一致的方式解释证据。愿望思维是指我们渴望 发生 的事情（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而我侧偏差是指我们渴望的是 真实 的信念（一个认知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