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案

以往的中原王朝，包括明朝在内，都会使用大量宦官。清初则未建立相应的宦官制度和机构，虽有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但内务府成员除一些接收的前明宦官外，主要都是上三旗包衣。

包衣为满语，是家奴之意，在身份上他们属于皇帝的家仆，而传统宦官则多数出自社会下层的普通家庭甚至是罪犯，二者自然区别很大。顺治亲政后，在前明宦官同时也是他的贴身宦官吴良辅的建议下，裁撤内务府，仿照明朝体制，建立了专门的宦官机构，名为十三衙门。

随着十三衙门的建立，宫中宦官的数量越来越多，权势也越来越大，至顺治末年，已俨然成为京城的一大势力，宦官干政和犯法事件时有发生。其间，吴良辅仗着顺治的宠幸，暗地里勾结官员，索贿受贿，事发后却被顺治袒护而未受到任何处罚。

在孝庄和辅臣们看来，宦官专权祸乱乃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所改定的顺治遗诏中，借用顺治的口气对任用宦官进行了反省：“祖宗创业，未曾任用中官（宦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宦官）。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街门（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朝没有什么不同，以致营私作弊，更超过以往。”

四辅臣执政后，即以“变易祖宗制度”之罪将吴良辅处以死刑，同时裁撤十三衙门，重新恢复内务府。原有宦官五千人，淘汰了四千，仅留下一千“执下等役务”。

与顺治生前的开放激进不同，四辅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清廷的守旧势力，即便像清除宦官这样的得民心之举，他们所打的旗号也还是所谓的恢复祖宗旧制，而这样落后的政治理念，又必然会给他们的执政蒙上阴影。

鲁迅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杨）痛哭流涕地来劾洋人汤若望。”这里面的“杨”是指清初守旧派官员杨光先，顺治朝时他曾上疏反对汤若望所编的新历书“时宪历”，当时由于顺治尚在，汤若望如日中天，礼部对其奏疏未予受理。

到了辅政时期就不一样了。四名辅臣与杨光先的政见基本相同，他们也一向都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只是在顺治面前不敢轻举妄动罢了，所以顺治一死，汤若望及其他传教士的处境便开始急转直下。

1664年，已年过古稀的汤若望突患脑出血致半身不遂，不能正常行走，连说话也含混不清。杨光先趁此机会再度发难，以“历法错误”“传播邪教”“大逆谋反”等罪名，上疏参劾汤若望，要求将汤若望等人“依律正法”。礼部在收到杨光先奏疏的当天，即上呈四辅臣大臣，辅臣们立即下令，将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及几名信奉天主教的钦天监官员逮捕审讯，这就是汤若望案，因杨光先把发难重点集中于汤若望的“历法错误”，所以也称康熙历狱。

在审讯过程中，虽然汤若望等人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在又一次预测日食时，也证明了他们的无辜和能力，但是由于整个案件被辅臣实际操控，导致对汤若望的判决反而由原来的绞刑改为斩首，后又由斩首改为凌迟。

眼看汤若望在劫难逃，就在这时，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中国古代，地震属于灾异的一种，按照传统解释，发生地震乃臣下叛异或女主当国之兆。这时并不存在女主当国的问题，于是只能归结到辅臣身上，舆论认为，这次地震是上天的示警，是对汤若望被处以极刑的愤怒与惩罚。紧接着皇宫中突然起火，也同样被视为上天在继续示警。四位辅臣进退维谷，只得一起去面见孝庄，口称：“汤若望罪案，须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

尽管孝庄在一些守旧观念上与辅臣趋同，但她尊汤若望为“义父”，曾经捐资修建天主堂，据说还受过洗，表明她在对待天主教和传教士的态度上与儿子相接近。看过辅臣们的奏折后，孝庄当即面露愠色，颇为恼火地嗔怪道：“先帝当初十分信任汤若望，你们难道都忘得一干二净？先帝称汤公为玛法，你们如此胆大包天，想处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能容忍吗？”

见太皇太后动了怒，四个辅臣吓得一声不敢吭，只能连连叩头称是。回去后他们就对汤若望下达了“着免死”的决定，将其和南怀仁等其他传教士陆续予以释放，但仍将五名信仰天主教的钦天监官员处斩，而原居内地的传教士则被一律驱至澳门。 dw0OI+bB9GxmM1wRpUOkSkUQfAtQv7Fq4dcrAhCaufMZvyLRYRFIaXjVpsBNR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