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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有着尚武的传统，入关后亦不懈怠，尤其注重骑射技能的训练。他们认为，骑射必须小时候就练，不然难以成为高手，以骑马为例，只有十余岁时学会纵马驰骋，成年后才能自如地控制坐骑。康熙自入书房读书起，就一边读书一边向身边的侍卫学习骑射，并且与读书一样认真严谨。
康熙起初学习射箭，周围几乎每个人都夸他射得好，只有年纪较大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实话实说，认为康熙射得并不好，于是康熙就以他为师。阿舒默尔根在教习时对康熙毫不迁就，动作上稍有一点不正确的地方，就会直言不讳地加以指出，也正是在这种严苛的教习下，康熙才拥有了高超的骑射技术，可以做到弓马娴熟，箭无虚发。与此同时，长期不间断的骑射训练还锻炼了康熙的体魄，让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健勇武的少年——纵马驰骋自然不在话下，他还能拉开只有力士才能拉动的强弓，连续不断地把十三把箭全部射完！
依清朝祖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协理，顺治幼年即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可也正是在亲王摄政期间，逐渐形成了多尔衮大权独揽的局面，“不遵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小皇帝完全成了傀儡。不仅如此，由于按照传统，宗室成员本身就有争夺皇嗣的资格，所以顺治的帝位亦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这些都是顺治和孝庄母子的亲身经历，可谓痛入肺腑，刻骨铭心。为此，在顺治临终时，他们决定改变旧制，从直属天子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中选择四位亲信重臣，令其辅助康熙，佐理政务。
四辅臣都曾披甲上阵，为清帝国开创基业立下过汗马功劳。在皇太极时期，天子仅直掌两黄旗，即正黄旗和镶黄旗，辅臣中的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鳌拜属镶黄旗，在皇太极逝世后，三人因拥立皇子继位，遭到多尔衮的打压，不是被降职就是被罢官，鳌拜还差点被处死。那时正白旗尚未直属天子，旗主是多尔衮，同属辅臣的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为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看清形势，首先反戈一击，揭发多尔衮谋篡帝位，因而受到了顺治的信任和重用。
摄政诸王皆为近支宗室，既是皇帝的长辈，本身又是一旗之主，他们往往容易藐视幼帝而专权。以多尔衮为例，他是皇太极的弟弟，顺治的叔叔，正白旗旗主，连顺治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声“皇叔父摄政王”，久而久之，又岂能不发展到凌驾于小皇帝的地步？辅政四大臣则不同，他们是皇帝的臣子，上三旗属员，与身为上三旗旗主的皇帝之间，是君臣加主奴的关系，这就保证了幼帝的至尊地位，减少了皇位被篡夺的可能性。
自追罪和清算多尔衮起，顺治母子就有意识地在皇族和八旗内部进行整顿，目的是加强皇权，削减旗主权势。至顺治逝世前，诸王贝勒已没有像皇太极和多尔衮摄政时期那样的实力，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一反传统，在没有同宗室商量的情况下，就决定让异姓四大臣辅政。
对于让谁辅佐幼君，孝庄和辅臣们早有定论，但为了进一步试探诸王贝勒的态度，在宣读顺治遗诏后，四辅臣仍假作惶恐状，由索尼带头跪告诸王贝勒：“现在大行皇帝（顺治）留下遗诏，命令我们四人辅佐冲主（幼君）。可是历来国家政务都是由宗室协理，索尼等人都是异姓臣子，怎么能够综理呢？还是和诸王贝勒等一同负责为好。”
诸王贝勒不傻，自然知道对方这么说的用意，于是急忙答复道：“大行皇帝深知你们四大臣之心，所以才委以国家重务，这一点遗诏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白，谁敢干预？四大臣你们就不要再谦让了。”
索尼等人听后，即将诸王贝勒拥护辅政的态度奏知孝庄。在孝庄的授意下，四辅臣和王以下大臣先后宣誓，对辅政期间不受诸王贝勒干预，不单独同诸王贝勒等私相往来等加以特别强调。
由于皇帝尚处于童年，还没有能力处理国家事务，孝庄又不垂帘听政，所以四辅臣名为辅政，实际可以用“辅臣称旨”（即辅臣传达皇帝谕旨）的名义代行皇权。一般情况下，对诸王贝勒大臣而言，“辅臣称旨”就如同皇帝的诏令一样，不能违抗。
当然，四辅臣充其量也只是皇权的执行者，真正把持政权的仍是孝庄。此外，与四大臣辅佐政务并存的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后者是清初特设的权力机构，其成员“半皆贵胄世爵”，即多系诸王贝勒组成，它的权力很大，别说“四辅臣”，就算是孝庄本人出面，都不能轻易改变其决定。
以太后为中心，以四异姓大臣为辅佐，以诸王贝勒为监督，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权力架构，为的是不让任何一方越出界限，以免侵犯皇权，只是这样做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得由现实博弈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