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年底,顺治毫无预兆地染上了天花。与玄烨当初尚能化险为夷不同,此番他已无任何被挽救的余地,而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皇位继承人仍未能够确定,经孝庄一再敦促,病榻上的他不得不开始紧急斟酌人选。
最初可能是担心皇子们年幼,难当重任,顺治想立自己的堂兄弟、康亲王杰书继位,但这一设想刚提出,就遭到了孝庄和上三旗大臣的一致反对。孝庄反对的原因自然不难想见,上三旗是天子也就是顺治所自掌的旗,其地位高于另外五旗,若按照顺治的继任办法,现有三旗就难免会换成别的旗帜,所以大臣们也都希望皇帝在皇子中选择继承者。
于是,顺治的择储范围又被缩小到了皇子。他先后一共有八个儿子,四个早夭,玄烨以下的两个弟弟太小,只有玄烨和福全年龄较大一些,玄烨八岁,福全九岁。
后来的《清帝实录》中说,玄烨六岁时那次关于志向的答对在顺治的选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认准玄烨可继大统,“世祖皇帝(顺治)于是遂属意焉”。事实或许与此大相径庭,就像在婚姻问题上一样,顺治对母后往往有一种意见上的逆反心理,即你想要我这样,我偏不照办。他明知玄烨的回答都是孝庄教导的结果,也就等于母后在向他举荐玄烨,但唯其如此,他内心深处反而不会特别倾向于玄烨,况且作为哥哥的福全毕竟大上一岁,同为幼帝,至少可以缩短从辅政到亲政的交替期。
如果顺治仍然健健康康,他或许就会我行我素地选择福全为太子了,问题是他现在已经危在旦夕,日后的幼帝必然离不开母后的辅助,岂能将她的意见轻易掷于一旁?
在福全和玄烨之间,顺治一时难以决断,犹豫良久,他决定派人向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进行征询。
汤若望在清初宫廷中是个神一般的存在。当初摄政王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被顺治母子视为心腹大患,汤若望对这对孤儿寡母预言说:“放心,我观摄政王来日无多。”果不其然,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游猎中,多尔衮射箭时因开弓过猛,伤及内脏而导致猝然死去(也有说是坠马跌伤)。
又有一次,皇后突然染病,御医束手无策,孝庄派侍女向汤若望求医,求医时特意隐瞒了皇后的身份,只说是某亲王的郡主病了。汤若望将一面圣牌交付使者,嘱咐只要将圣牌挂在病人胸前,即可除病消灾。侍女回去后向孝庄报告,孝庄下令照办,结果没用任何药物,皇后就奇迹般地痊愈了。
这件事发生后,孝庄大为感激和叹服,除给予汤若望许多赏赐外,还认他为“义父”。既然母后都尊其为“义父”,顺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汤若望的“义孙”,平时也都尊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父辈或爷爷)。
细观汤若望的各种“神迹”,很多其实只是巧合而已,并不说明他真的有什么过人的神通。比如皇后不治而愈的事例,应该是她的病情本身就不是很严重,只是中医没有诊断出来,而汤若望却通过心理疗法,歪打正着地把皇后的病给治好了。
当然汤若望也绝非一个欺世盗名之徒,他拥有让当时的中国人为之瞠目的各种绝技:什么机械都能制造,从钢琴到自鸣钟,从大炮到天文望远镜;什么天象都能预测,不管是星辰变化,还是日食月食。
在朝廷看来,汤若望的所有神迹和技能都来自他那深厚玄妙的“玄学”功底。就在玄烨出生的前一年,汤若望被赐予“通玄教师”的封号,此后顺治又亲自为汤若望的教堂撰写碑记,并赐“通玄佳境”匾额。所谓“通玄教师”,即通达玄学的教师,所谓“通玄佳境”,即玄学最为精深之所在,有人甚至认为顺治给玄烨取名时用“玄”字,本身也寄托着想让玄学在清帝国发扬光大之意。
汤若望除了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宫廷外,也在国事方面积极向顺治建言献策。至1658年,玄烨五岁的时候,汤若望被诰封为一品光禄大夫,正式成为皇帝的御用顾问。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西方人能进入官阶制度森严的朝廷为官,还能做到一品大员,是从来没有过的,实属传奇,足以说明顺治对他的敬重和信任。
在顺治派去的人向汤若望陈述来由后,汤若望分析说玄烨虽然年龄比福全略小,但好在已经出痘,有免疫能力,相比之下,福全却未曾出痘,也就是说,很可能像眼下顺治一样,盛年即死于天花。
顺治曾对大臣们感慨,说汤若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行高洁,其他人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做官,唯有汤若望不为功名利禄,只求能够帮助到他,“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自顺治染病以来,尽管从后宫嫔妃到文武百官都被天花吓得瑟瑟发抖,但没有人敢把天花和立嗣联系到一起,因为都怕犯忌讳,只有汤若望选择了不计得失,斗胆直言,而他的进谏也再次引起了顺治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