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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布的顺治遗诏中，他痛自苛责，历数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十四罪”），其中对纪纲法度、用人行政等均有涉及，一眼看过去，顺治几如昏君，而顺治朝似乎也乏善可陈。墓前立碑，中国自古有之，明清帝陵前的石碑一般称为神功圣德碑，照例都是为大行皇帝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但直到顺治已死去七年后，他的陵园内仍未建碑，显然这与顺治遗诏中的自责不无关系。
问题是，顺治施政真有这么糟糕吗？
顺治是满人入主中原，定鼎京师后的第一位皇帝，虽非第一代君主，但也相当于开国之君。一般来说，开国之君都是成年人中的卓越者，然而顺治与康熙一样，十四岁就亲政，尚未成年就开始独立治国。正如清史学家萧一山所言：“开创之主，类皆英明权变，豁达大度，故能崛起一方，手定大业。独满朝之顺治，乃以童稚得之……”
顺治亲政前，基本处于失学状态，他自述“无人教训，坐此失学”，直到亲政后，才发现送上来的奏疏尤其是汉文奏疏，自己根本看不懂，“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他深以为耻，从此发奋读书。
古人读书，多为先苦读背诵以稳其根基，顺治亦取此法，每读一本书都要求自己能够背诵。顺治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神童，一般情况下，即便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也需要读上六七遍才能予以强记，然而十天半个月后又都忘记了，于是又要再读再背。他涉猎极广，所看的书既有四书五经、《贞观治要》《资治通鉴》，也有“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甚至还包括明朝时的科举范文集，其中仅科举范文集里就包括几百篇文章，要把它们统统背下来，谈何容易。因为学习过于刻苦，顺治曾经呕血，但从未放弃，他每天五更起读，一天中除了吃饭和料理军事大事外，会一直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顺治的全部学识和理政能力，都是通过边干边学，在亲政后慢慢积累所至，仅此一点，即非常人所能及。他在实际理政中也表现称奇，在他亲政的那些年，国事纷繁，政局很不安稳，他通过“亲宗万几，孜孜求治”，最终使新朝基业得到了初步巩固。萧一山评价顺治“年少有为，能粗立开国规模”，史学大家陈垣对汤若望和顺治的关系有一个比喻，说他们“犹魏徵之于唐太宗”，换言之，顺治亦如“清代的唐太宗”。
康熙亲政，很自然地会想到向父亲寻求经验，在感佩于父亲之伟大的同时，他也发现了父亲真正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好华语，慕华制”。
和康熙学汉文时一样，由于身边充斥着鳌拜等对汉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臣，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大儒求教，顺治也只能以近侍为师。教他读书的是前明宦官曹化淳，曹化淳原籍武清，属京畿里八府。清初民间把山东、北京的汉人称为“侉子”，说他们经常讲“侉话”（意思是不上路的话），顺治跟着曹化淳读书，时间长了，连说话都染上了曹化淳的乡音，他于是便戏称自己跟着曹化淳学会了“侉话”。
曹化淳不仅在经史、诗文及书法等方面均造诣不俗，而且督学有方。顺治能够长年如一日地刻苦攻读，以天子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来说，恐怕初期并非他所自愿，或者就是刚开始发发狠，后期也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在这方面，曹化淳功不可没。顺治后来直言不讳地告诉别人：“朕向来读底书，多亏了曹化淳。”
事实上，曹化淳并非一个普通的前明宦官，他在崇祯朝任司礼监头目，司礼监乃明朝内府十二监（即十二个宦官衙门）之首，可见曹化淳当年在内府中地位之高，权力之大。由于深得崇祯皇帝的宠信，曹化淳在崇祯朝除负责批阅外廷诸臣所上章奏，以备皇帝御览外，甚至有资格代皇帝复审案件。这样一来，他能够教授和传递给顺治的，就不会仅仅只是书面知识，必然还包括处理政事的经验、办法以及与明朝有关的汉人政治制度、理念等。顺治之所以对汉文化情有独钟，固然与他长期阅读汉文典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有关，但亦不能忽视曹化淳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