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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克萨哈案是继苏纳海案后，康熙朝的第二个大冤案，也是康熙亲政后的首个大冤案，被害人身份之高、人员受株连之广、结果之悲惨均令人震惊。
康熙即便一开始对苏克萨哈的请辞有误解，但也从不认为他该杀，问题就在于他作为皇帝，却根本无力保护苏克萨哈及其家族，即便他已经亲政。更让康熙感到痛心和难过的是，尽管他极不情愿，可还是被逼着下达了处决令，也就是说鳌拜实际是借他的手杀了苏克萨哈。此后，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便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虽逾数十载，但依然对此难以释怀，他在多个场合谈话时，都对“杀皇考章皇帝所遗一大臣全家”，表示“后悔莫及，殊甚愤恨”。
毫无疑问，康熙在苏克萨哈案中所受到的打击之大，刺激与伤害之深，还要远远超过苏纳海案，但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开始明白，要做成一件事或者保护一个人，光凭良好愿望是不行的，还得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能力。
如果能力不够怎么办？祖母告诉他：隐忍！
孝庄在辅佐两代幼君的过程中，一共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第一次是摄政期间的多尔衮随着其权势和地位的不断扩大提高，渐渐对摄政失去耐心，那时的情形看上去就算他不篡位，也会拥兵割据，从而引起清廷内部的大乱。第二次是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因伤心过度而看破红尘，打算传位于康亲王杰书。如果顺治当时真的这么做的话，也极可能引发内乱，甚而造成南方抗清力量与三藩的联合。
在这两次危机中，孝庄都采取了隐忍不发的态度：当她发现多尔衮的思想有所异动后，仍然只是限于扼制他的篡位或割据企图，此外不管多尔衮自称“叔父摄政王”还是“皇父摄政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一心想剃发出家的顺治，她虽然也恨铁不成钢，但未采取任何过激措施，除了对顺治严厉训斥，就是把顺治所信赖的高僧都发动起来，百般设法对其进行阻拦。
隐忍最终都换来了报偿，前者以多尔衮猝死而告终，后者以顺治放弃出家念头而结束。孝庄长袖善舞，弭大患于无形，不能不让人佩服她的老谋深算，应变得法。
鳌拜的专擅是第三次大危机。与苏纳海案后的形势相似，苏克萨哈案后，鳌拜再度成为最大的胜利者和获利者。在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的情况下，四大辅臣中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遏必隆在辅臣中的排名本在鳌拜之前，为讨鳌拜欢心，遏必隆某日上朝时故意后退数步，俯首对鳌拜说：“我怎好上座。”鳌拜闻言微笑，随即大摇大摆地昂首走到了他的前面。鳌拜的党羽在列名启奏时，也索性将鳌拜的名字放到了遏必隆之前。
遏必隆畏惧鳌拜，甘居其后，事事听其摆布，其他王公大臣也大多不敢得罪鳌拜，凡事皆附和其意。鳌拜趁势在朝廷内外广植党羽，“文武百官，尽出伊门”，其中仅分据军政要职，把持要津的鳌拜集团成员即不下二十余人，连敬谨亲王兰布、安亲王岳乐、镇国公哈布萨等王公都唯其马首是瞻。
鳌拜的个人势力达到顶峰，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道，“在他（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后来的史学家们往往将这一时期称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就是鳌拜已实质性独掌朝中大权。
当初孝庄和顺治用鳌拜等异姓大臣辅政，本意是要吸取顺治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教训，用来帮助和保护康熙，但谁也没有料到，“亲王多尔衮”虽然没有了，鳌拜却成了“权臣多尔衮”。解决这一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是让辅臣归政，然而苏克萨哈已以他全家人的鲜血表明，鳌拜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自觉自愿地归政，而倘若在条件不允可的情况下强行这么做，轻者功败垂成，重者将“激生事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危及康熙的帝位乃至人身安全。
隐忍，只有继续隐忍，才能像在遭遇前两次危机时那样渡过难关。孝庄自己这么做，也同时把她的经验和策略传授给了小皇帝。苏克萨哈被害后，尽管康熙内心极度愤懑，但却授鳌拜为一等公，原有的二等公由其子那摩佛袭替。当年康熙只有十四岁，很难设想他一开始就能够拥有如此度量和政治智慧，清史研究者认为，这种做法必出自孝庄的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