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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就意味着要收回辅臣代理国政之权，辅臣的政治地位则应由主导降至附从，康熙亲政后的一系列施政举动，也表明辅臣的权势确实已经出现动摇和下降。不过由于辅臣“仍行佐理”，所以他们的朝班班次仍然排在亲王之上，更重要的是，鳌拜并不想如孝庄所期待的那样，逐步向康熙交权以及体面退出。
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像是一根毁人不倦的魔杖，很少有人能在它的蛊惑下独善其身，如果一个人已被权力欲冲昏头脑，你要他马上停下来，几乎就等于要他的命。与此同时，依附于鳌拜的党羽都不愿失去自己的靠山，一直在旁边不停地煽风点火，这些因素都促使鳌拜不但不愿交权，反而擅权野心进一步膨胀。
康熙亲政之初，各地频频发生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就是所谓的灾异，汤若望案时北京发生大地震，尚可以怪到辅臣头上，如今皇帝已经亲政，便会被解释成是皇帝可能德行有失，所以上天才会给予惩罚。康熙为此忧心忡忡，左右之人尽知，鳌拜在宫中的耳目众多，探听到这一情况后，便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直接对康熙进行施压。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依次递补，排名第一。鳌拜为了利用他，假惺惺地对他进行拉拢，鼓动对方在自己的奏疏上署名，并且耸人听闻地说：“恐御前有奸恶之人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
鳌苏之争早非一日，苏克萨哈知道鳌拜突然拉他“教导主子”绝非善意，所以不愿署名，即便鳌拜、遏必隆数次相邀，仍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何必会同列名？”
在苏克萨哈死活不肯署名的情况下，鳌拜只好与遏必隆单独上疏。在奏疏中，他用强硬而又骄横的口吻，“教导”康熙应像太宗（皇太极）那样，凡有谕旨，不只给一人，而且必须让众臣同奏，不能允许某人单独秘密入奏。因为担心苏克萨哈密行启奏，他还特地提醒康熙，说若苏克萨哈真有此举，应指出查明，予以根绝。
辅政时期，辅臣固然可以自行决策，但皇帝亲政后，就必须变成辅助决策，也就是说，遇到任何事，辅臣都只能是奉召商议，最后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鳌拜自己也知道，“皇上若召在何处，（我等）遵旨就在何处”。据此而言，康熙把谕旨交给谁，以及大臣是同奏还是单独密奏，都是皇帝该考虑的事，岂是他们辅臣所能干预的？
鳌拜对康熙的“教导”，表明他根本不愿改变原有辅政方式，不肯交出代行皇权的权力。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本来康熙亲政后，辅臣不应再有批阅奏疏之权，但平日里鳌拜仍与遏必隆商议：“皇上亲政后，所奏事件在何处批理？”
除了不愿交权，鳌拜还“教导”康熙要听得进劝谏之言，近善远恶。当然，他所说的劝谏之言绝不是熊赐履、冯溥等的言官之词，说穿了，其实就是要给康熙设置条条框框，以便进行控制。所谓“近善远恶”更是企图限制康熙与朝官们的广泛接触，把他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傀儡，以便达到其干预朝政，架空小皇帝的目的。
看完鳌拜、遏必隆共同署名的这份奏疏后，康熙未在上面加任何朱批，这表明他对鳌拜的言辞不仅不以为然，而且产生了厌恶和反感的情绪，之所以未加申斥，只是为了保证亲政初期的政局稳定罢了。
鳌拜碰了一鼻子灰，又羞又恼，便将一肚子邪火都集中到了苏克萨哈身上。在他看来，苏克萨哈拒绝在奏疏上署名，无异于将他们的矛盾暴露在了康熙面前，使他陷于被动，否则的话，康熙的态度也不至于如此强硬。
“教导主子”未遂事件成为鳌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显著标志，此后鳌拜便联合遏必隆和其余同党，不断对苏克萨哈进行排斥和打击。苏克萨哈的力量本来就不强，苏纳海案后，镶黄旗被鳌拜完全控制，正黄旗对鳌拜随声附和，而正白旗则遭到了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苏克萨哈根本无法与鳌拜进行正面抗衡，即便他在辅臣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一，亦无济于事。
苏克萨哈的四个儿子都是内大臣，据说有相士看到他们，曾私下告诉别人：“苏公的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苏公恐怕会有不测之祸啊！”其实就算不当面听相士这么说，苏克萨哈也已经有了朝不保夕之感，为免像苏纳海等人那样死于非命，他逐渐产生了隐退的想法，早在康熙亲政前便多次启奏孝庄，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辞去辅臣之职。
就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苏克萨哈以身染重病为由，正式上疏恳请解职，并请求去遵化为顺治守陵。在给康熙的辞呈中，他一吐心中积郁，说如果能够如愿解职守陵，则“如线余生，得以生全”，暗示正是因为鳌拜过于专横，自己才不得不隐退，以避风险。
苏克萨哈辞职的更深一层用意，是试图以退为进，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职和交权，从而归政于康熙。这显然是争权失败后的一种“同归于尽”，因为索尼已死，如果苏克萨哈再隐退，四大臣只剩两大臣，辅政体制势必也需要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