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门听政

正如孝庄所预料的那样，作为康熙的岳祖父，索尼虽然因各种原因在苏纳海案中与鳌拜保持了一致，但事后也感到十分忧虑：鳌拜权势日张，与苏克萨哈水火不容，而遏必隆又一味附和于鳌拜。自己年老多病，时日无多，如果有一天不在人世，还有谁能遏制鳌拜的势力？辅政机制岂不成了鳌拜的一言堂？

1667年，康熙十四岁，索尼策动“三辅臣”与他共同上书康熙，请其按照顺治十四岁亲政的先例实行亲政。归政虽不是鳌拜的本意，但迫于舆论和索尼的压力，却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跟着一道上书，至于苏克萨哈、遏必隆，则更无理由不参与奏请了。

康熙收到奏疏后，担心时机还不成熟，怕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同时考虑索尼在辅臣中尚能起到牵制鳌拜的作用，因此提出要“四大臣”继续辅政数年。此后尽管索尼等人仍屡行陈奏，但康熙只将奏疏“留中不发”。

索尼确实可以牵制鳌拜，有他在，鳌拜再能蹦跶也很难跳到天上去。可惜的是仅仅几个月后，索尼就不幸病逝了，索尼一死，鳌拜更加张狂，他甚至自我提升，以首席辅臣自诩。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上条奏，指出有人急功近利，“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鳌拜见疏后像被打到七寸的蛇一样跳起来，大叫着说：“这是在参劾我！”他要求对熊赐履予以治罪，同时让康熙下旨禁止言官上书。康熙立即毫不客气地驳斥道：“他（指熊赐履）自陈国家事，与你何干？”

眼看辅臣机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康熙遂以辅臣多次奏请为由，率辅臣一同去向孝庄请示亲政事宜。

实事求是地说，在辅政期内，包括鳌拜在内的几位辅臣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他们，在幼帝登基的情况下，政局不可能保持基本稳定。孝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既希望康熙能够早日亲政，但又觉得康熙终究还是太小，怕欲速而不达，于是对三位辅臣说：“皇帝尚年幼，如果你们都谢政，把天下事交给皇帝，皇帝恐怕不能独自料理，是否缓一两年再说？”

鳌拜并不肯轻易放弃既得权力，只是康熙亲政已是大势所趋，他无法逆潮流而动罢了，现在发现孝庄对康熙亲政不大放心，就赶紧抓住机会表态：“皇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也就是请求在康熙亲政后，继续保留辅政体制。

一方面是感到康熙年幼，仍需鳌拜等人辅佐，另一方面，鳌拜以往所为，也尚在孝庄可以宽恕和容忍的限度之内，其貌似诚恳的态度更给孝庄制造出一种假象，让她认为鳌拜在康熙亲政后会改弦更张，不至于再像辅政期内那样肆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示鳌拜提出的方案两全其美，作为过渡未尝不可，于是当即表示赞成，命礼部择吉日为康熙举行亲政大典。

1667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亲政大典如期举行。这一天，康熙头戴皇冠，身着龙袍，至太和殿接受王以下的庆贺礼，同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当年顺治在亲政时，定于初五、十五、二十五日三天在太和殿视朝，平时则不定期到乾清门（乾清宫的正门，离皇帝所居内廷最近的正门）听理政务。大典一结束，康熙便立即前往乾清门听政，直接与政府官员见面，嗣后他打破父亲上朝的规矩，“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且寒暑无间，风雨无阻，这就是“御门听政”。

辅政时期，奏章总要拖到次日才能处理，汉大学士又均不入值，只有辅臣等少数几个人在内廷议定朝政。康熙如此热衷于御门听政，就是要改变这些弊病，以便尽可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鳌拜等人的专权越轨行为。

亲政后的康熙经过前期的磨炼，在观察问题或处理政务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主见和能力。盛京缺一个兵部侍郎，朝廷一再更换人选，不到十天已奉旨三易其人。冯溥上疏称：“朝廷处理国事，在没有正式下旨前就应当慎重，不应该在下旨之后再随便改动。”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把冯溥的奏章压下不发，康熙知道后专门把冯溥的奏疏要过去仔细阅读，看后认为他说得很对，遂命相关部门予以采纳。

对于鳌拜本人，康熙在加以戒备的同时也毫不迁就。鳌拜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康熙未予理睬，而是另用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又有一次，朝廷明令冯溥调任左都御史，内阁已有康熙批示的红本，调令的文件也已抄发，可是鳌拜仍力图取回改批。冯溥不同意，理直气壮地阻止说：“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鳌拜大怒，欲加罪于冯溥，康熙连忙出面对冯溥表示支持，并且严肃地告诫鳌拜：“辅臣待人处事，理应详尽慎重。” iY90MJvv4RaFUS9esExJM/1SE3y4kcWDNNyCTeehPkIsQYkfbyF+z3k6AdEfWD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