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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冤案

苏纳海等人都是重臣,康熙闻讯,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罪,只不过是惹怒了鳌拜而被妄加罪名而已,于是急忙召集辅臣赐座询问,意图出面进行调停。席间,鳌拜坚决要求处死苏纳海等人,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深知鳌拜挑起圈换事端和严惩苏纳海等人,实际矛头都是指向自己,可他又怕出语反对导致惹祸上身,只好继续选择终席沉默不语。

四辅臣中出现了三比一的局面。“索尼、遏必隆、鳌拜三人均奏称当斩(苏纳海等),逼迫朕杀之”,康熙此时年仅十三岁,虽然平时也经常参加辅臣议政,以从中学习执政经验,但毕竟还缺乏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的历练,鳌拜等三名辅臣的态度令他一筹莫展,一时也找不出适当的言辞来为苏纳海等人缓解困境。

这时鳌拜不断催促康熙:“臣等所见皆同,请皇上发落!”康熙犹在迟疑,鳌拜干脆走向御前,拿起御用朱笔,写下“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遵上命,立即处斩”十七个大字,然后昂首出宫而去。

尽管康熙从始至终“未允所请”,不同意对苏纳海等人重处,只同意了刑部所拟定的处罚,即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可是鳌拜事后仍然倚仗在辅臣中的优势,矫诏将苏纳海等三人处以了绞刑。矫诏下达时,苏纳海正被关押在刑部,两名八旗兵突然闯进牢房,凶神恶煞地站到了他的身旁。见对方虎视眈眈地逼视着自己,苏纳海轻蔑地拿眼睛瞟了瞟他们,说:“我是大臣,本有礼仪,快取酒来!”一番痛饮饱餐后,他吩咐家仆把布垫在地上,然后脱衣躺下,盖上被单,拿起弓弦自勒而死。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为国计民生而抗疏力争,深得民心,直隶百姓认为他们“死非其罪”,在他们死后以地方名宦的身份予以祭祀和悼念。这件事也给年幼的康熙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直到四十年后提起,仍痛心地说:“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是件大冤案……朱昌祚等人不但不应该被杀,也不应该被治罪。”

鳌拜将圈换土地的事宜转交拨地侍郎巴格执行。据巴格奏报,此次圈换共骚扰近京十个州县,这还不包括刚开始时已经圈换完毕的四县之地,旗民及汉人深受其害,失业者达数十万人。

在圈换土地事件中,鳌拜把白黄旗矛盾、辅臣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所谓祖制、“辅臣称旨”交错利用起来,既不理睬太皇太后停换土地的旨意,也无视康熙对严惩苏纳海等人所持的反对态度,唯以打击和制裁正白旗为其目的,其处事之专横,手段之毒辣,皆为时人所瞪目。

康熙开始对鳌拜予以戒备,并在听理政事过程中,多次对鳌拜及其党羽进行抵制。苏纳海等人被害的当年,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按照鳌拜的意图,提议每省派两名大臣设衙于总督、巡抚衙门旁,以对督抚进行稽查和监视。吏部右侍郎冯溥坚决反对,认为督抚皆国家重臣,派人监视是不信任和不尊重的表现。泰必图听后大怒,“瞋目起立,张拳向冯”,竟试图对冯溥动武。冯溥毫不畏惧,从容驳道:“既然是公议,为什么不容许我再议呢?而且我说得对不对,自有皇上裁断,岂是你们能够擅自做主的!”

冯溥冒着得罪鳌拜集团,可能步苏纳海等人后尘的危险,毅然向康熙递呈奏疏。经过苏纳海案,康熙也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知道在与鳌拜集团打交道时,不但不能模棱两可,就是稍一犹豫,都会被对方找到空隙,因此看完奏疏后立即对冯溥表示支持。见康熙态度坚决,泰必图大为沮丧,“反交好于冯”。

孝庄同样受到很大触动,而她所受到的触动,又绝不止于鳌拜不睬其旨意这么简单。当初她和顺治在决定以辅政体制取代摄政体制时,为了对辅臣进行制约,以避免他们逾矩,曾制定协商一致原则,即要求辅臣个人不得单独谒见皇帝或太皇太后,亦不得擅自处理政务,凡事必须四人共同协商,一致同意。辅政期间,只要四位辅政大臣恪守协商一致原则,便没有超出规范,比如在汤若望案中,虽然孝庄对辅臣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满意,但她也只是抓住机会保全汤若望等传教士而已,未对此案作更多干涉。

可是自圈换土地事件起,协商一致原则便在无形中被打破了,辅臣们已默认只要多数同意,就可启奏并决定重大问题,而再不必一致同意。这意味着辅臣间的权力平衡关系不复存在,而且以后随着辅臣各自权势、能量和地位的变动,势必还会继续形成相互结合或对立,直至出现个人操纵政局的擅权局面。

孝庄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不过她对此早有筹谋,康熙大婚,为什么独独选中赫舍里氏为皇后?就是相信赫舍里氏的爷爷索尼的实力和智慧,相信他可以让康熙在前进途中得到最大助力,如今辅臣体制出现危机,索尼不会看不出来,也绝不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KxHGLKusASnqDMny1LP5vpv8pCB/Hp6H278pF68fHcwGfiKWz8RUGb9jFREt9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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