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换土地

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情人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候他“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

1665年10月16日，康熙举行大婚，当年他只有十二岁，被选为皇后的赫舍里氏和他同岁，只是生辰比他大上几个月。西方的莎翁恐怕不会想到，东方的恋人们会在这么早的年龄就缔结良缘，相携走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其实都还只是两个小朋友啊！

与顺治在婚姻问题上对孝庄的逆反和抗拒不同，康熙唯孝庄之命是从，而且他也没有父亲那种近乎偏执的择偶观，对祖母的安排能够心甘情愿地予以接受。另一方面，赫舍里氏出身书香世家，受过良好教育，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入宫后她除了对丈夫温柔体贴，进言“恳挚”外，还能孝敬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治理后宫也严谨谦和，宽容大度，可以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皇后、好妻子，也因此，她和康熙虽然是包办婚姻兼政治婚姻，但两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恩爱。

包括操办皇帝大婚在内，孝庄处心积虑地为康熙亲政创造着各种条件，但再高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事事料及，比如圈换土地事件的出现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就是她原先根本设想不到的。

早在皇太极时期，皇帝自将的“两黄旗”（正黄、镶黄）与亲王分管的“两白旗”（正白、镶白）之间就存在着矛盾。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之子，并以不惜兵戎相见的架势，迫使多尔衮放弃觊觎帝位的企图，接受了摄政的折中方案，自此，双方的矛盾和成见不断加深。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不仅对反对他的两黄旗大臣进行肆意报复，而且还在对北京附近圈占的土地分配时，利用摄政的便利，将本应分给镶黄旗的肥沃土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却把本该属于白旗的较差土地拨给了镶黄旗。多尔衮这种明显歧视和压制黄旗的做法，曾引起黄旗上下官兵的不满，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低头认栽。

风水轮流转，等到多尔衮一死，政局大变，正白旗被皇帝收归自将，与两黄旗合为上三旗。到康熙初年为止，旗民均已各安生业，由此引起的不愉快印象也逐渐淡薄，但镶黄旗中仍有人议论当年分地偏袒不均。听到这些议论后，辅臣们的态度截然相反：隶镶黄旗的鳌拜立意将早已分定的黄、白两旗土地再行调换分配；隶正白旗的苏克萨哈默不作声，实际就是表示反对；索尼因为苏克萨哈反对册封自己孙女为皇后，对苏克萨哈有意见，本身就持与“苏克萨哈反对的，我就赞成”相似的态度，加上正黄、镶黄一家，于是很自然地投了鳌拜的赞成票；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而且他向来没什么主见，既然索尼、鳌拜都说要调换，也就随声附和。

得到索、遏的支持，鳌拜便暗中唆使旗人向户部呈文，要求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换土地，如果所换的土地不足，就再圈占民地予以补充。

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看完旗人的诉讼后，上疏称土地分拨已久，况且前两年朝廷已经有不许再圈民地的谕旨，因此请求将八旗移文驳回，立罢换地之议。

苏纳海的反对意见被鳌拜等人弃之一旁，他们继续我行我素，打着“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的旗号，以“辅臣称旨”的名义发布拨换令，强行让镶黄旗与正白旗进行大范围的土地圈换。

消息一出，无论旗人还是附近的汉民均人心惶惶，正白旗人固然不愿把好地换走，就是镶黄旗人也认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而汉民面对自家土地即将被圈占的残酷现实，更有一种绝望无助之感。拨换令颁布之日，正值秋耕季节，可是“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

转眼到了隆冬，一方面土地圈换依旧难以推行，另一方面原有家园又不让居住，各旗官员只能暂时住进庙宇草棚，穷苦百姓则连草棚子都不能住，被迫在冰天雪地中辗转流离，“号泣之声，闻于数里”。

相关的社会舆论很快流入宫中，康熙听到后极为不安，于是便借问安之机向祖母奏报。此时孝庄也从宫中的包衣、宦官以及和她一起在教堂做弥撒的女教民口中，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自正白旗归入上三旗后，服务于皇室的正白旗包衣便一律被分配给太后，所以至少在理论上，正白旗包衣都是为孝庄服役的家奴，孝庄对正白旗包衣也更为信任一些，她为康熙挑选的几个乳母都出自正白旗。站在孝庄的立场，她就算不偏袒正白旗，也不能允许别人故意损害正白旗的利益，更何况圈换土地事件还在社会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动荡和不安，于是她当即严责四辅臣扰民，要求他们改弦更张。

恰在这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相继上疏，奏请皇上停止圈换土地，朱昌祚更在奏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拨换令并非出自皇上本意，暗示是鳌拜背主所搞的非法活动。同一时间，苏纳海以拨换令执行困难为由，决定将派出去负责圈换的官员全部撤回。

就像汤若望案中一样，如果太皇太后表了态，发了话，一般情况下，四辅臣是不敢不接受的，但这次例外，因为鳌拜不干！ utJ6p/KDMMwukErHHh7/Q8KAD6qSzCRk8JaDHpkN6NoJEqBUdsyyxzCq7/HWQ7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