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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后

孝庄在未垂帘听政的情况下,犹能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毫无疑问,依赖的是她在朝中积累的声望及其高超的政治手腕。

过去,用联姻的方式来促进满蒙联盟一直是清廷国策,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和孝庄本人都出自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而清廷亦以皇室之女下嫁于蒙古王公。至顺治时期,孝庄仍然遵循这一传统,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中为顺治选择皇后。1665年,当她准备为康熙举行大婚时,却一改习惯做法,决定从辅臣的女儿中册立皇后——虽然仍是政治联姻,但要联姻的对象已经变成了辅臣及其家族。

除了苏克萨哈,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和遏必隆、鳌拜的女儿都进入了选后名单。究竟选择这些女孩儿中的哪一位,其实并不主要取决于女孩儿本身或是康熙的态度,关键还是她们的家族背景怎样,以及其家族能否在康熙迈入亲政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索尼是起自努尔哈赤时代的四朝元老,又是顺治、康熙两朝的顾命大臣,所以在辅臣中被列于首位。他不仅地位高、阅历深,而且能文能武,足智多谋,朝中“商议大事,无出索尼右者”,平时就连诸王贝勒都对他尊敬有加。

与索尼相比,位列第四的鳌拜和位列第三的遏必隆皆各有缺陷。鳌拜勇谋有余,战功卓著,但睚眦必报,专横擅杀。他与内大臣飞扬古有私怨,飞扬古之子、侍卫倭赫擅骑御马,用皇上的弓箭射鹿,被他告发,结果问斩。飞扬古此时正在守陵,不免口出怨言,鳌拜又将其问成死罪,导致飞扬古和其子尼侃萨哈萨均被绞死,而房产却被籍入了鳌拜弟弟穆尔玛家。

虽然孝庄并不能过多干政,但她对于鳌拜这种飞扬跋扈的劲头定然难以认同,于是在首轮挑选时,就将鳌拜的女儿从名单中给剔除了出去。

遏必隆出自名门,性格也不像鳌拜那样嚣张,但庸懦无主见,遇到争执时通常都是随风倒,即哪一方强大,他就倒向哪一方。在孝庄看来,遏必隆这种人不能完全依靠,当然拉住了有时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最终,她决定将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册立为皇后,而遏必隆的女儿则进宫为妃。

谁家的女儿能够成为皇后,也必然将同时导致皇后所在家族力量的壮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过当消息传出后,首先跳起来的却不是遏必隆或鳌拜,而是苏克萨哈。

相比于一般大臣,苏克萨哈与皇室有着更为密切的裙带关系。他的父亲苏纳早年随努尔哈赤创业,深得努尔哈赤喜爱,被招为驸马,这样算起来,皇太极是苏克萨哈的舅父,孝庄是他的舅母,因此虽然遏必隆、鳌拜都以公爵比他先列为内大臣,但苏克萨哈在辅臣中的班行却列于遏必隆、鳌拜之前,仅次于索尼。

多尔衮既是苏克萨哈曾经的上司,也是他的舅父。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第一个揭发多尔衮,对于顺治而言,他自然是功臣,但也因为做了“叛徒”,其人品亦遭到指摘,索尼就很看不起苏克萨哈。苏克萨哈对此耿耿于怀,遂力阻册立赫舍里氏为后,遏必隆、鳌拜各怀心思,便也随其一同前往慈宁宫面见孝庄。

孝庄虽是苏克萨哈的舅母,但平时两人意见并不一致,比如苏克萨哈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就抱有敌视态度,是一个“基督教仇视者”,在汤若望案中亦对汤若望喊打喊杀,让孝庄极为不快。这次也一样,苏克萨哈先是说赫舍里氏与康熙年庚不对,继而又在赫舍里氏的父亲,也就是索尼的长子噶布喇身上做文章。噶布喇任宫廷侍卫,政治地位不高,苏克萨哈对孝庄说:“欲立噶布喇之女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下’为满语,意为侍卫),岂有立为皇后之理?”

尽管苏克萨哈言辞激烈,几乎已与孝庄形成正面冲突,但孝庄的意志并非他所能撼动,苏克萨哈的奏章落了个无果而终的结果。经历此事,索尼及其家族对皇室更加忠心耿耿,倒是苏克萨哈自己棋错一着,引起索尼的反感,直至在辅臣中陷入孤立境地。 ZwhKNr/G5zlN9zAZv49b9Aejf00PSKpmLDSqCH8V86zmpfO4YZDL71/7UY1lXqtv



圈换土地

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情人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候他“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

1665年10月16日,康熙举行大婚,当年他只有十二岁,被选为皇后的赫舍里氏和他同岁,只是生辰比他大上几个月。西方的莎翁恐怕不会想到,东方的恋人们会在这么早的年龄就缔结良缘,相携走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其实都还只是两个小朋友啊!

与顺治在婚姻问题上对孝庄的逆反和抗拒不同,康熙唯孝庄之命是从,而且他也没有父亲那种近乎偏执的择偶观,对祖母的安排能够心甘情愿地予以接受。另一方面,赫舍里氏出身书香世家,受过良好教育,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入宫后她除了对丈夫温柔体贴,进言“恳挚”外,还能孝敬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治理后宫也严谨谦和,宽容大度,可以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皇后、好妻子,也因此,她和康熙虽然是包办婚姻兼政治婚姻,但两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恩爱。

包括操办皇帝大婚在内,孝庄处心积虑地为康熙亲政创造着各种条件,但再高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事事料及,比如圈换土地事件的出现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就是她原先根本设想不到的。

早在皇太极时期,皇帝自将的“两黄旗”(正黄、镶黄)与亲王分管的“两白旗”(正白、镶白)之间就存在着矛盾。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之子,并以不惜兵戎相见的架势,迫使多尔衮放弃觊觎帝位的企图,接受了摄政的折中方案,自此,双方的矛盾和成见不断加深。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不仅对反对他的两黄旗大臣进行肆意报复,而且还在对北京附近圈占的土地分配时,利用摄政的便利,将本应分给镶黄旗的肥沃土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却把本该属于白旗的较差土地拨给了镶黄旗。多尔衮这种明显歧视和压制黄旗的做法,曾引起黄旗上下官兵的不满,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低头认栽。

风水轮流转,等到多尔衮一死,政局大变,正白旗被皇帝收归自将,与两黄旗合为上三旗。到康熙初年为止,旗民均已各安生业,由此引起的不愉快印象也逐渐淡薄,但镶黄旗中仍有人议论当年分地偏袒不均。听到这些议论后,辅臣们的态度截然相反:隶镶黄旗的鳌拜立意将早已分定的黄、白两旗土地再行调换分配;隶正白旗的苏克萨哈默不作声,实际就是表示反对;索尼因为苏克萨哈反对册封自己孙女为皇后,对苏克萨哈有意见,本身就持与“苏克萨哈反对的,我就赞成”相似的态度,加上正黄、镶黄一家,于是很自然地投了鳌拜的赞成票;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而且他向来没什么主见,既然索尼、鳌拜都说要调换,也就随声附和。

得到索、遏的支持,鳌拜便暗中唆使旗人向户部呈文,要求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换土地,如果所换的土地不足,就再圈占民地予以补充。

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看完旗人的诉讼后,上疏称土地分拨已久,况且前两年朝廷已经有不许再圈民地的谕旨,因此请求将八旗移文驳回,立罢换地之议。

苏纳海的反对意见被鳌拜等人弃之一旁,他们继续我行我素,打着“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的旗号,以“辅臣称旨”的名义发布拨换令,强行让镶黄旗与正白旗进行大范围的土地圈换。

消息一出,无论旗人还是附近的汉民均人心惶惶,正白旗人固然不愿把好地换走,就是镶黄旗人也认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而汉民面对自家土地即将被圈占的残酷现实,更有一种绝望无助之感。拨换令颁布之日,正值秋耕季节,可是“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

转眼到了隆冬,一方面土地圈换依旧难以推行,另一方面原有家园又不让居住,各旗官员只能暂时住进庙宇草棚,穷苦百姓则连草棚子都不能住,被迫在冰天雪地中辗转流离,“号泣之声,闻于数里”。

相关的社会舆论很快流入宫中,康熙听到后极为不安,于是便借问安之机向祖母奏报。此时孝庄也从宫中的包衣、宦官以及和她一起在教堂做弥撒的女教民口中,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自正白旗归入上三旗后,服务于皇室的正白旗包衣便一律被分配给太后,所以至少在理论上,正白旗包衣都是为孝庄服役的家奴,孝庄对正白旗包衣也更为信任一些,她为康熙挑选的几个乳母都出自正白旗。站在孝庄的立场,她就算不偏袒正白旗,也不能允许别人故意损害正白旗的利益,更何况圈换土地事件还在社会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动荡和不安,于是她当即严责四辅臣扰民,要求他们改弦更张。

恰在这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相继上疏,奏请皇上停止圈换土地,朱昌祚更在奏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拨换令并非出自皇上本意,暗示是鳌拜背主所搞的非法活动。同一时间,苏纳海以拨换令执行困难为由,决定将派出去负责圈换的官员全部撤回。

就像汤若望案中一样,如果太皇太后表了态,发了话,一般情况下,四辅臣是不敢不接受的,但这次例外,因为鳌拜不干! ZwhKNr/G5zlN9zAZv49b9Aejf00PSKpmLDSqCH8V86zmpfO4YZDL71/7UY1lXq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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