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索额图的死,太子党烟消云散,康熙并没有真的易储,胤礽也仍然以太子的身份随侍皇父外出巡幸。一切似乎都重新归于平静,然而这只是表象,实际情况却是父亲猜忌儿子,儿子怨恨父亲,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
1708年夏天,康熙巡行塞外避暑,命胤礽等皇子随行。其间,一到晚上,胤礽就围着康熙的帐篷转,从帐篷的缝隙中窥视皇父的动静,康熙发现后,怀疑胤礽是想为索额图复仇,继续策划政变。
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此后经历过无数的惊涛骇浪,但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最疼爱的儿子会给自己造成致命威胁,这使他简直有一种防不胜防之感——“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
思前想后,康熙不得不痛下决心。返程路上,他突然在行宫前召集诸王大臣,然后命令胤礽跪下,接着便老泪纵横地公布了皇太子不仁不孝的各种罪状,末了说:“朕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说完痛哭倒地,大臣们急忙上前将他扶起。
稍稍稳定心神后,康熙宣布皇太子胤礽没有资格接受祖宗创立的基业,将其废黜并加监禁,“乘朕身体康健,定此大事,著将胤礽即行拘执”。废立太子关乎国本,本应到京城祭告天地后再宣之于众,康熙如此急行废黜,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于皇太子的劣行已经容忍了二十年之久(从胤礽十三岁时,胤礽的老师汤斌、耿介获咎算起),到了忍无可忍,无法再忍的地步。
康熙不知道的是,太子一废,才算真正拉开了皇室纷争的序幕,包括四皇子胤禛在内的其他皇子全都被卷入了这场旋涡之中。
胤禛曾经一再强调,自己从小受乃父异眷,是由康熙亲自抚养长大的,而其他兄弟则多托人视养,因此从小其他兄弟就对他很敬爱。胤禛这么说,并非在没有根据地信口胡吹,内务府总管马武侍候康熙五十年,他就负责照应幼小的胤禛,而且“抱持服侍,备极小心”。胤禛儿时也很受康熙喜爱,据说他八岁那年得了一场病,其时康熙正在秋狝,闻讯一昼夜就赶回京城探视。
只是随着年岁增长,胤禛在皇父心目中的位置开始悄然下降。野史中说是因为他嗜杀外国进贡的小白鼠,而康熙素来宽厚仁慈,发现后对他日益嫌恶疏远。胤禛受到皇父冷落,脾气发作,便干脆离家出走,在外面待了一段日子。
关于胤禛嗜杀小白鼠的事,正史中无此记载,而且皇子与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同,不是想出宫就能出宫,但这个故事还是揭示出了其中的一个实情,那就是在胤禛逐渐长大后,康熙确实不太喜欢他了。
不喜欢的明显迹象来自皇子授爵,胤禛虽被封为贝勒,但受封郡王的胤祉只比他年长一岁,同时比他小三岁的胤禩也封了贝勒。胤禛不能被封王的原因跟小白鼠毫无关系,而是康熙发现他从幼时开始就有两个缺点,一是性格急躁,“为人轻率”,二是“喜怒不定”。有此两点说明胤禛平时遇事不沉着,情绪起伏大,容易说过头话,办过头事,这显然不符合康熙对于皇子的要求。
大约在授爵的前几年,康熙便训诫胤禛遇事务必“戒急用忍”,避免“喜怒不定”。胤禛当即将“戒急用忍”四字书写出来,置于居室,以便朝夕观览,他这么做倒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或敷衍皇父,而是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并想予以改正。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胤禛都能依靠坚忍的毅力来锻炼自己,竭力克服身上所存在的毛病。他自云少年时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成年后不但更事研讨,而且还雇人代自己出家,拥有所谓的替僧。有人认为,禅学在胤禛性格修炼的过程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十岁后的胤禛做事虽然仍非常感性,但一般情况下,都表现得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也很少犯急躁和感情用事的毛病。他自己总结道:“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如果引为教育学的案例,他和胤礽恰是一正一反,一个生来脾气急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批评和周围环境的压力,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和进步;另一个原本可能没有急躁之病,但在长辈的溺爱和鲜花掌声中逐渐迷失方向,反而变成了一个乖戾暴躁的人。
皇子们成年后,康熙主要把精力放在胤礽等人身边,对胤禛关注不多。就在废黜太子的这一年,他在对儿子们进行点评时,又老话重提,说胤禛“喜怒不定”。在康熙可能就是这么一说,但胤禛意识到如果不改正皇父的这一评价和成见,对自己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大——当时官场上考核官员有一条标准,叫作“浮躁”,倘若哪个官员得到这样的评语,官往往就做不成了。官员尚且不能浮躁和喜怒不定,一个皇子岂能连官员都不如?
他急忙启奏道:“当初听到皇父关于我‘喜怒不定’的训诫时,我深感惭愧,不过此后一直反省并改正着错误。这十余年来,性格已经基本稳定,居心行事也不像幼时那样忽喜忽怒了,所以皇父您也未就这方面再批评过我。鉴于‘喜怒不定’四字关乎我的生平,请皇父不要将这一谕旨记载在档案里。”
康熙听后回想了一下,觉得确如胤禛所言,于是传谕:“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即‘喜怒不定’)不必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