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位又空缺了,更多的皇子开始进入争储的中心地带。1713年,雍亲王府的清客戴铎给胤禛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说,值此胤礽被废,储位未定之际,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可能夺标,“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他鼓动胤禛参加角逐,争取不世之荣,并提出了参与争储的一整套方案。
看完这封信后,胤禛批复道:“你说的虽是金玉良言,但对于我没有一点用处,因为我不想图谋大位。”他还说,做皇帝是“大苦之事”,要是给我,我躲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去争夺呢?
胤禛的批语显然半真半假,认为戴铎所说是金石之言是真,说不想谋图大位是假。
站在胤禛的角度,他原先确实对储位不抱希望,但随着胤禔、胤礽先后出局,自己被封为亲王,政治地位已在仅为贝勒的胤禩之上,以他的能力和抱负,这个时候如何还能对储位无动于衷?再退一步说,倘若他真的不想当太子,怎么会容忍或不告发戴铎引诱皇子谋位的大罪?
说到底,他这一手,不过是遮人耳目,免得万一信件内容暴露,自己难以脱身而已。
戴铎在“夺储策”中分析得非常好,康熙是世所公认的明君,“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但恰恰就是他太精明了,与之打交道才异常困难:你在他面前表现得庸碌无能,“不露其长”吧,他必然嫌弃你没有用;可若过于突出和张扬,“过露其长”,他又会猜疑你想抢他风头!
比如说胤禩,才智过人,“颇有识量”,别说在大臣中,就是在皇子里面威望也是最高的,否则自身失去争嫡希望的胤禔不会转而支持他,胤禟、胤禵等人也不会认为他“极正气”,并甘心依附,对其“倾心悦服”。可胤禩的优势也恰恰是他的劣势,他过早地崭露了头角,光芒耀眼到甚至有超越康熙本人之势,如此岂能不败?
另一方面,康熙能干的儿子又实在太多,倘若在争储之战中一个个地与之较量,“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也就是打倒这个可能干不倒那个,在这个地方得胜,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失利。胤礽二次复立后,动手扳倒他的尽管仍是皇父,但众兄弟所施放的明枪暗箭,亦未尝不是导致他折戟的因素之一。
“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这是戴铎的总结,他提出的对策是投其所好。
老皇帝春秋已高,身体不适,对皇子们越来越不放心,从胤禔到胤礽、胤禩,不管具体犯的是什么错误,都被指为“不仁不孝”。既然他要的是这个,那你就给他这个,“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这样老皇帝再怎么挑刺,也难找出破绽。
在以投其所好之法与康熙及众兄弟周旋的同时,戴铎还建议胤禛,在有把握夺取储位之前,必须装出对储位毫无兴趣、毫不在意的样子,尽量不树敌,也尽量不把争储的矛盾引到自己身上,从而使得“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换句话说,就是得学会隐蔽自己。
“夺储策”的基本精神、脉络和胤禛自己的所思所想可谓不谋而合,事实上,他也早就这么做了。胤礽第一次被废前,胤禛便在藩邸宴请康熙,之后他和胤祉共同为康熙治病效劳,鞍前马后,小心服侍,更使得康熙对他留下了“诚孝”的良好印象,父子感情得到进一步加强。
至于如何隐蔽,胤禛自有绝招。他喜欢研讨佛法,也精通佛法,被封雍亲王后不仅在北京西山修建大觉寺,广为招揽佛徒,而且常在雍邸和僧人品茶讲法,研讨佛理,所谓“偶值朝来暇,留师品茗泉”。
尊崇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本是清朝国策,康熙朝也以此为渠道,用于加强和蒙古王公的联系,但胤禛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响应国策,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恬情自适、与世无争、一心向佛的皇子,以掩盖他的真实用意及其活动。
胤禛擅长赋诗作文,他以“天下第一闲人”的扮相,写下了“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等诗句,同时又编辑了一套名为《悦心集》的文集,书中收录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僧道及一般文人隐士的著述,所选文字内容充满了佛家出世的思想。
在小说《红楼梦》中,跛足道人作了一首《好了歌》,这样基调的作品在《悦心集》里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唐寅的《一世歌》:“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又比如无名氏的《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
就在争储大战风起云涌,你争我夺的时候,雍亲王却一边哼哼着“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一边“安心坐下念弥陀”。这样一个人,不问功名荣辱,一心只愿与山僧野老为伍,过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你们还会觉得他有威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