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上,有人越历练越老练,有人却仿佛是扶不起的阿斗,吃再多的亏,也不知道“教训”二字怎么写。胤礽复位是康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这是当时许多人都清楚的,京城及江南的舆论均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
别人都知道太子的地位很不稳固,胤礽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也从没想到通过改过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复位后,他仍不知韬光养晦,照旧纠集党羽,扩展势力,很快在周围又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从而形成新的太子党势力。吃穿住行方面,他还是大摆太子派头,不但标准比康熙都要高出几倍,而且常派家奴向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稍不如意,就向康熙诬告地方官,要求给予惩罚。这么说吧,他不是改过自新的问题,而是变本加厉了。
太子如此胡作非为,弄得官员们无所适从,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康熙也听到了这句话,而且知道处于夹缝中的官员们日子有多难过:屈从太子,乃至投靠逢迎结党吧,老皇帝不乐意,“被朕知党,朕即诛之”;忠于老皇帝,不理会太子吧,太子嗣位后也会遭到惩罚,同样可能被砍头。
太子从被废到复立,不过才六个多月,如果马上再废,岂不是要让外人看笑话?康熙只好极力隐忍,胤礽要责备的官员就替他责备,要处分的就替他处分,要驱逐的就替他驱逐,总之尽可能满足他的愿望和要求。当然康熙也采取了措施,他的措施就是不让太子单独活动,每有巡幸,必令其随从,以防止发生事变。当时的朝鲜使臣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说:“皇太子经变(指第一次被废)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之不得须臾离侧。”
胤礽根本不顾及康熙的一片苦心孤诣,他认为自己被父亲带到东带到西,一点自由都没有,可其他皇子却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因而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此时的老皇帝康熙虽近花甲之年,但身体并无明显异样,反过来,作为太子的胤礽却已直奔不惑之年而去,这使得他脱口而出:“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
隔墙有耳,这句难听的话别说传到康熙的耳朵里,连海外的朝鲜人都知道了!
胤礽在复位前险被夺嫡,对胤禩等兄弟怀恨在心。康熙对此自然很清楚,他第二次对众皇子大授世爵,用意之一就是避免众皇子受到太子的打击报复,同时改善太子与兄弟们的关系。可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诸子提高了地位,自恃显贵,反而更不将太子放在眼里,也更有资本与太子争斗了,他们之间的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
还在举荐案爆发时,胤禩就事实上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党人势力。胤礽复位,胤禩党人非常失望,大臣阿灵阿甚至说他都不想活了,他们不甘就此失败,便利用胤礽的弱点,推波助澜地营造倒太子的舆论氛围。工部右侍郎揆叙甚至不惜拿出家财,与阿灵阿等人合谋收买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在人们宴饮会聚的地方用演出节目的方式编派胤礽,总之是不把胤礽攻倒誓不罢休。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谚语:“此人(胤礽)为君,皇族无噍类矣!”康熙素来重视社会舆论的采集,这些显然都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视听和决策。
像第一次废黜太子时那样,康熙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1711年12月6日,他召集诸王文武大臣,指出:“今国家大臣,有些是为依附皇太子而援结朋党的。诸大臣都是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那些想要依附皇太子的大臣,究竟意欲何为?”
这时有人告发涉嫌结党的步军统领托合齐不守礼法,康熙即命胤祉、胤禛以及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人,会同宗人府进行审查。
胤祉、胤禛曾受胤礽牵连而被关押,阿灵阿属胤禩党,马齐在举荐案中因极力举荐胤禩被惩,他们或者急于同胤礽划清界限,或者支持胤禩,反对胤礽,由他们参与对太子党人的审讯,自然一个个都不会手软。
1712年5月17日,宗人府等衙门将太子党人的审讯供词具奏,康熙评论说,“此等事俱因胤礽所致”,太子党的事都是胤礽造成的。数月后,胤礽被再度废立、拘禁,康熙痛心疾首:“(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
这段废立、复立、再废立的过程,令康熙身心极度疲惫,“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对胤礽也彻底死了心。他当众宣布:“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日后朕若再行复立,其何以示天下耶?”
继他的哥哥胤禔之后,胤礽在储位大战中成为第二个被猎杀者,他虽然人还活着,但已成了一具再也无法醒来的政治僵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