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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上，有人越历练越老练，有人却仿佛是扶不起的阿斗，吃再多的亏，也不知道“教训”二字怎么写。胤礽复位是康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这是当时许多人都清楚的，京城及江南的舆论均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
别人都知道太子的地位很不稳固，胤礽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也从没想到通过改过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复位后，他仍不知韬光养晦，照旧纠集党羽，扩展势力，很快在周围又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从而形成新的太子党势力。吃穿住行方面，他还是大摆太子派头，不但标准比康熙都要高出几倍，而且常派家奴向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稍不如意，就向康熙诬告地方官，要求给予惩罚。这么说吧，他不是改过自新的问题，而是变本加厉了。
太子如此胡作非为，弄得官员们无所适从，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康熙也听到了这句话，而且知道处于夹缝中的官员们日子有多难过：屈从太子，乃至投靠逢迎结党吧，老皇帝不乐意，“被朕知党，朕即诛之”；忠于老皇帝，不理会太子吧，太子嗣位后也会遭到惩罚，同样可能被砍头。
太子从被废到复立，不过才六个多月，如果马上再废，岂不是要让外人看笑话？康熙只好极力隐忍，胤礽要责备的官员就替他责备，要处分的就替他处分，要驱逐的就替他驱逐，总之尽可能满足他的愿望和要求。当然康熙也采取了措施，他的措施就是不让太子单独活动，每有巡幸，必令其随从，以防止发生事变。当时的朝鲜使臣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说：“皇太子经变（指第一次被废）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之不得须臾离侧。”
胤礽根本不顾及康熙的一片苦心孤诣，他认为自己被父亲带到东带到西，一点自由都没有，可其他皇子却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因而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此时的老皇帝康熙虽近花甲之年，但身体并无明显异样，反过来，作为太子的胤礽却已直奔不惑之年而去，这使得他脱口而出：“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
隔墙有耳，这句难听的话别说传到康熙的耳朵里，连海外的朝鲜人都知道了！
胤礽在复位前险被夺嫡，对胤禩等兄弟怀恨在心。康熙对此自然很清楚，他第二次对众皇子大授世爵，用意之一就是避免众皇子受到太子的打击报复，同时改善太子与兄弟们的关系。可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诸子提高了地位，自恃显贵，反而更不将太子放在眼里，也更有资本与太子争斗了，他们之间的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
还在举荐案爆发时，胤禩就事实上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党人势力。胤礽复位，胤禩党人非常失望，大臣阿灵阿甚至说他都不想活了，他们不甘就此失败，便利用胤礽的弱点，推波助澜地营造倒太子的舆论氛围。工部右侍郎揆叙甚至不惜拿出家财，与阿灵阿等人合谋收买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在人们宴饮会聚的地方用演出节目的方式编派胤礽，总之是不把胤礽攻倒誓不罢休。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谚语：“此人（胤礽）为君，皇族无噍类矣！”康熙素来重视社会舆论的采集，这些显然都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视听和决策。
像第一次废黜太子时那样，康熙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1711年12月6日，他召集诸王文武大臣，指出：“今国家大臣，有些是为依附皇太子而援结朋党的。诸大臣都是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那些想要依附皇太子的大臣，究竟意欲何为？”
这时有人告发涉嫌结党的步军统领托合齐不守礼法，康熙即命胤祉、胤禛以及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人，会同宗人府进行审查。
胤祉、胤禛曾受胤礽牵连而被关押，阿灵阿属胤禩党，马齐在举荐案中因极力举荐胤禩被惩，他们或者急于同胤礽划清界限，或者支持胤禩，反对胤礽，由他们参与对太子党人的审讯，自然一个个都不会手软。
1712年5月17日，宗人府等衙门将太子党人的审讯供词具奏，康熙评论说，“此等事俱因胤礽所致”，太子党的事都是胤礽造成的。数月后，胤礽被再度废立、拘禁，康熙痛心疾首：“（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
这段废立、复立、再废立的过程，令康熙身心极度疲惫，“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对胤礽也彻底死了心。他当众宣布：“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日后朕若再行复立，其何以示天下耶？”
继他的哥哥胤禔之后，胤礽在储位大战中成为第二个被猎杀者，他虽然人还活着，但已成了一具再也无法醒来的政治僵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