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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年，因交通的发达，使当时敏感的人有两种很有意义的感觉。其一，是感觉世界之大，非中国所能尽。其二，是感觉中国各部分互相需要的密切。《天问》开首说：“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类问题的提出，就表示出有第一种感觉者的心情。李斯谏秦王逐客，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今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物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此，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这些话，也可表示有第二种感觉者之一部分的心情。基于第一种感觉，于是有大九州大四极的想象和昆仑与三神山之传说。基于第二种感觉，于是有《禹贡》中交通系统的理想和《周礼》中交通制度的理想。关于《周礼》的著作时期，钱穆在《燕京学报》第十一期发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论证甚详。关于《禹贡》的著作时期，也可以在《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里，得到一些重要的意见。
大九州的想象，以驺衍所说，最为完备。驺衍有书十余万言，久已不传。今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记，知道“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是以全世界为九大州，每大州中又各有九小州。中国只是九小州中的一州。儒者所说的九州，在驺衍看来，只是中国这个小州自己境内更小的九州而已。
大四极的想象，《吕氏春秋·有始览》和《山海经·海外东经》都有记载。《有始览》说：“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这说的是中国的四极，可以说是小四极。《有始览》又说：“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九万七千里。”这才说的是大四极。大四极的纵横里数相乘，差不多是小四极面积的四十九倍了。《海外东经》说：“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这所说东西极间的距离，比《有始览》所记更长。如果“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可以折合“一百三十八万九千一百九十四里弱”顾颉刚所合里数，而南北之长一如东西，则这种大四极，更要为《有始览》中的小四极之九十八倍多了。
昆仑和三神山的传说，一为关于西荒者，一为关于东海者。《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都及帝之囿畤。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是说，昆仑在西北，为河水、赤水、洋水、黑水所从出。它是上帝的下都，有神陆吾和西王母住着。除了仁羿，普通人是上不去的。《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焉。”这是说，三神山在勃海中。山上有许多仙人和长生不死的药，但人总是不能航行到这个地方。有时，看着船快走到了，却都被风吹跑了。以上三段，用顾颉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中的意思，《禹贡》半月刊五卷三四合期。
大九州和大四极的想象，诚如《史记》所说，是“闳大不经”。昆仑和三神山的传说，也很恍惚迷离。但在这种闳大不经和恍惚迷离中，有一种真实——一种向域外发展的企图，一种对于异域景物的热望。这并不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它实在象征着一种打开世界壁垒的努力，它在预告一个将要来到的新的时代之一面。
《禹贡》是一部依托夏禹治水的书。书中所说的，是夏禹治水的顺序和各州贡赋所经的道路。《禹贡》开卷虽说“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但实际上差不多全说的是各地水道。《禹贡》中理想的交通系统，也就是一种水上交通的系统。
《禹贡》的作者，就他个人的视野，分当时的中国为九州。每州之内，各有它自己的水道；州与州间，另外有彼此互通的水道。
《禹贡》最先提到的，是冀州。冀州约当现在的山西全省和河北省的西北部，东西南三面都临着黄河。境内有汾水，所谓“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者”。有衡漳，有卫水，或西南流，或东南流，都入于河。冀州是京师所在，为其他八州贡赋输入的总汇，可以说是《禹贡》中的交通中心。
冀州的东边是兖州，约当现在的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省西北的一小部分，西北临黄河，东南临济水。境内有灉水，有沮水，有漯水。它入贡的道路，是从济水、漯水转入黄河，向西南航行，直达冀州。
兖州的东南，是青州，约当现在的山东半岛，东临海，西北至泰山。境内有潍水，有淄水，有汶水，有济水。它入贡的道路，是从汶水，入济水，折入黄河，以达冀州。
青州底西南，是徐州，约当现在山东南部的一小部分，和江苏北部、安徽东北的一部分，北达泰山，东临海，南临淮。境内有沂水，有泗水。它入贡的道路，是从淮、泗，入黄河，以达冀州。
徐州的南边是扬州，北边是淮水，东边是海，约当现在的江苏、安徽南部以南。境内有三江，有震泽。它入贡的道路，是沿江入海而北，折入淮、泗，转入黄河，以达冀州。
扬州的西边是荆州，北至荆山，南至衡山之南，约当现在的湖北以南。境内有江、汉，有沱、潜。它入贡的道路，是从江、沱、潜、汉，经过洛水，转入黄河，以达冀州。
荆州的北边是豫州，在荆山的北边，黄河的南边，约当现在的河南省。境内有伊水、洛水、瀍水、涧水、荥水、波水。它入贡的道路，是自洛水，入黄河，以达冀州。
豫州的西南是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据黑水，约当现在的陕西南部、甘肃极南的一小部和四川的北部。境内有沱，有潜，有桓水，有沔水。它入贡的道路，是自潜水，经过沔水，入于渭水，横渡黄河，而达冀州。
梁州的北边是雍州，东临黄河，西据黑水，约当现在的陕西北部，和甘肃的南部。境内有泾水，有沣水。它入贡的道路，西北境的贡赋自积石山下，沿黄河直到龙门山下，和东南境的贡赋，会于渭河，入黄河之口，渡过黄河东岸，以达于冀州。
总计八州贡赋所经，以黄河为一最大干线。北方数州境内，都有黄河的支流。南方数州之水道，与黄河不通者，则自海以入于河。这些水道之分布，固为天然所形成。但把这些水道，很有系统地写出来，分别派作各州贡赋的道路，这不能不说《禹贡》作者是有建设水上交通系统的理想了。
《周礼》是一部讲典章制度的书。这书固不专为讲交通制度而设，但关于交通制度颇有具体的规划。
《周礼》定有道路和馆舍的制度。《地官·遂人下》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水路和陆路，互相依附。小者有每夫间的遂径每田百亩为一夫，大者有万夫间的川路，整整齐齐地由干而支，四方无不条达。这是《周礼》中的道路制度。《地官·遗人下》说：“凡田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每在十里，三十里，以及五十里间的距离，设有三种不同的馆舍，每种馆舍中备有饮食或委积，以便旅客的享用。这是《周礼》中的馆舍制度。
又《秋官·讶士下》说：“邦有宾客，则与行人送逆之。入于国，则为之前驱，而辟野亦如之。居馆，则率其属而为之跸，诛戮暴客者。客出入，则道之。有治，则赞之。”《掌讶下》说：“掌讶，掌邦国之等籍，以待国宾。若将有国宾至，则戒官修委积，与士逆客于疆，为前驱而入。及宿，则令聚柝。及委，则致积。至于国，宾入馆，次于舍门外，待事于客。及将币，为前驱，至于朝，诏其位，入复。退，亦如之。凡宾客之治，令讶；讶治之。凡从而出，则使人道之。凡归，送亦如之。凡宾客，诸侯有卿讶，卿有大夫讶，大夫有士讶，士皆有讶。凡讶者，宾客至，而往诏相其事，而掌其政令。”《环人下》说：“环人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舍则授馆，令聚柝。有任器，则令环之。凡门关无几，送逆及疆。”《地官·委人下》说：“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宾客，以甸聚待羁旅。……凡军旅之宾客馆焉。”《夏官·怀方氏下》说：“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讶士和掌讶所掌的，是关于国家的宾客。环人所掌的，是关于往来境内的异国国宾。委人所掌的，关于军旅的宾客。怀方氏所掌的，关于一般的旅客。这是《周礼》中，招待和保护各种旅客的制度。
又《秋官·野庐氏下》说：“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柝之。有相翔者，诛之。凡道路之舟车
互者，叙而行之。凡有节者及有爵者至，则为之辟禁野之横行径逾者。凡国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事，则令埽道路，且以几禁行作不时者不物者。”《地官·司关下》说：“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凡四方之宾客敬关，则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夏官·司险下》说：“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人，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道路关险，在平常的时候各有规律，在非常的时候各有禁令。这是《周礼》中交通行政的制度。
《周礼》中，对于车制也有规定。王、后、卿、大夫、士、庶人，各阶级有各阶级专用的车。而王于宾会丧祭，因场合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车。《春官·巾车下》，述各种车制甚详。其文过繁，这里不必引了。
《禹贡》中理想的交通系统，在战国时期自然是极难实行。《周礼》中理想的交通制度，在战国时期也不能有一个实验的机会。虽然，这两种理想却并不仅仅是理想而已。在这理想中也有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就是对于大一统的希求。我们不必问这两种理想本身的价值如何。我们只要注意，它们的希求，在历史的意义上，是预告着一个将要来到的新时代之又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