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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先秦的交通工具

先秦的交通工具,据说,在夏后氏时期,已有车和舟。

车,《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审分览》和《世本》《山海经·海内经》注引,都说是奚仲作。《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山海经·海内经》说:“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二书所记,和《墨子》等书不同,但其以夏时有车,并且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各书都是相同的。

舟,《墨子·非儒篇》说是巧倕作,《吕氏春秋·勿穷览》说是虞姁作,《山海经·海内经》说是番禺作,《世本》《山海经·海内经》注引说是共鼓、货狄作。虞姁或番禺,和共鼓或货狄,不知是否一人二名,或一人多名。但番禺是奚仲之父,巧倕,和番禺是兄弟行,这在《山海经·海内经》内,是有记载的。奚仲是夏人,他的父亲番禺和诸父巧倕,总也不至于不是夏人吧。

关于舟,夏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论语·宪问》说:“羿善射,奡荡舟。”奡,《天问》王逸注引作“浇”。荡,有精娴猛锐的意思,和上文“善射”之“善”,相对当。顾炎武说:“古人以左右冲突为荡阵,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日知录》卷七,“奡荡舟”条下。这解释荡字的意思,最好。《左传》襄公四年,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而用寒促。……促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促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在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里,浇灭斟寻氏,就大大地施展了他荡舟的本领。《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战于潍,灭之”。《天问》:“覆舟斟鄩,何道取之?”都说的是一件事情。从这个故事看来,是夏后氏时期,已有以操舟出名的人了。

殷商的交通工具,较夏后氏为进步。据说,在夏后氏时期,殷的先公先王,不只有车,并且他们的车已经乘马和服牛。乘马的创始者,各书所说,颇有不同。《荀子·解蔽篇》说:“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穷览》说:“乘雅作驾。”注:“雅,一作持。”《周礼》校人注引《世本·作篇》说:“相士作乘驾。”依王国维的研究,相士系相土之讹,是殷人很早的先王。相土或单名土,又假作杜。“杜”声近“恃”,故又作恃。以其作乘马,故又称之为乘杜。殷墟卜辞中,有O字,王国维以为即土字,“当即相土”。详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土”条下,《观堂集林》卷九。服牛的创始者,是王亥。王国维对于王亥和王亥之做服牛,有很详瞻的考证。他说:“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墟书契前编》有二事。……《后编》中又有七事。……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物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二字形近而讹。”又说:“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冰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朴牛亦即服牛。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条下,《观堂集林》卷九。据王氏这篇考证,是各书所记,虽有振、核、垓、冰、胲、该等异文,却都是亥的通假和譌讹。而关于王亥做服牛的传说,各书都是一致的。此外,据近人的考证,殷人还有服象的事。罗振玉说:“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王氏国维曰:‘《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此殷代有象之确证矣。”见《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中。徐中舒作《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旁征博引,其说较罗氏为尤详。殷人之服象,大概是事实,已无可疑。不过殷人之服象,是专于负载呢,或是还用于驾车呢,却不可知了。

车,在甲骨文字中,作

(见孙海波《甲骨文编》卷十四集录)

诸形。这可见殷人的车,已有车厢、车辕和两个车轮了。甲骨文字中,又有舆字,作

(《殷墟书契前编》卷五,页十六)

罗振玉说:“案《考工记》,舆人为车。此象众手造车之形。”《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中。照罗氏说,这个舆字似乎应该起于制车术已经成为专门职业之后。现在我们虽不敢仅凭一个字的形式去断定罗说的是非,但殷人制车的考究,却是值得注意的。周封同姓诸侯,分配战利器,“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筏,旃旌,大吕”,“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见《左传》定公四年,都拿大路一种车名和许多宝货并列。孔子说“乘殷之路”,也以殷车为“为邦”要事之一。这都可见殷车的精良。从此看来,殷时之有专门制车工人,也是很可能的。

殷人之交通工具,于车外,也用舟。舟,甲骨文字作

(孙海波《甲骨文编》卷八集录)

诸形。这些舟字所表示的,不如前面所举的那些车字,复杂而显明。从这些舟字的形式看来,我们只能想象,殷人的舟已是用许多材料所构成;对于舟的全身,似乎已颇注意于各部分之匀称了。殷人承夏人之旧土,也是夹河而居。他们的水上交通是应该有点相当发展的。

宗周时期,车的种类,逐渐增加;约举之,有路车,有戎车,有舆,有辇。舆、辇,大概是一般民众用的车。舆,是服牛的。辇,是人挽的。所以《易·睽》六三说“见舆曳,其牛犁”,《小雅·黍苗》说“我任我辇”。戎车,是战士用的。路车是王侯卿大夫和将帅用的。戎车,在这几种车中,似数目最多,而路车则最美。《小雅·采芑》说“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宗周王室戎车之盛可见。《采芑》又说:“路车有奭,簟笰鱼服,钩膺鞗革。”“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出车》说:“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这都是说路车之美。于此我们可以想见周之路车,车身涂朱;上建美丽的旗帜,后有文竹编制的障蔽;车上放着鱼皮的箭袋,车毂包着坚韧的革皮;车衡上画着综错的图案,马胸下悬着巨大的樊缨;马辔上有下垂的革条,马口两旁配着一对对的鸾铃,车马走动的时候,旗帜飘扬着,革条拂动着,鸾铃和鸣着,既然好看,并且也好听。宗周贵族车马享用之美,恐怕远非初创路车的殷人所能比拟了。

周人御车,对于技术上,很有点考究。《小雅·车攻》说:

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矢,舍矢如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御车的时候,要疾徐适中,要从容自得:这是周人之典型的御车术。《皇皇者华》说:“六辔如濡”,“六辔如丝”,“六辔沃若”,“六辔既均”,也都是于精炼中,讲究从容,讲究安闲。

舟,周人有一种新的用法。《大雅·大明》说:“造舟为梁。”这就是用舟搭浮桥的办法,在周以前,尚未见过这样的记载。又,《棫朴》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宗周时,或已经有比较大型的舟,所以要许多人来楫之了。舟在夏后氏时期,虽已经有一部分人讲究操舟的技术,但直到宗周初年,舟之应用似还不见得普遍。《书·君奭》论行政的艰难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易·卦爻辞》中,说“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的话头,也特别多。这可见,在宗周初年,至少西土之人对于水上交通,还颇怀着畏惧的心理。到了宗周中叶以后,“舟人之子,熊罴是裘”《小雅·大东》,舟人已经能借着舟发财了,舟的应用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工具很有点变化。其中最要者,是马之单骑。春秋时,驿传用马,上章已经说过。现在所要说的是,春秋时,虽非驿传,也有单独用马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引刘炫说:欲共公单骑而归。《韩非子》说:“秦穆公送重耳,畴骑二千。”如《韩非子》所说,则春秋时已经有骑兵了。战国中叶以后,各国单骑的风气很盛。所以苏秦游说六国时,指出赵、楚各有骑万匹,燕、魏各有骑六千匹,以为四国兵力强大的证据。后来赵武灵王提倡胡服,给骑士们一种极大的便利,骑风一定比以前还要兴盛。普通以骑射始于赵武灵王。《日知录》卷二九,“骑”条下,说:“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有之者矣。”苏秦所说,固可证顾氏的假设,而《史记·赵世家》说“始出胡服令”,《六国表》说“初胡服”,均不言“始骑射”,尤可证明。

骑风既盛,戎车在军事上的地位和在车类中的地位,都逐渐低落。战国时,赵、楚既各有骑万匹,燕、魏各有骑六千匹,而赵、楚的戎车却只各有一千乘,燕、魏各有六百乘。秦也有骑万匹,而戎车也只一千乘。骑和戎车的数目,相差很远。同时,若拿五国中任何一国的戎车数目和宗周王室戎车的数目见上文相比,也差得很多。但戎车的地位虽逐渐没落,别种车子却还是在发展着,“临淄之涂,车击毂”。魏国“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这就可见别种车子的发展,和戎车的情形是大不相同了。

由戎车到单骑之变迁,其中有不得不变的原因在。顾炎武说:“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见《日知录》卷二九,“骑”条下。这段话,把它们变迁的原因,说得很明白。这也可见,春秋战国时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当时民族混合运动之关系的一斑。

舟的利用,在春秋时,很有进步。《左传》僖公十二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自雍及绛之水道,系自渭河东下,入黄河,折而北,以达于临绛之汾水。自起点到终点,约有六七百里水路。这样长的水路,船只居然能够前后相继,或不免出于左氏过度的浮夸,但也可以想见春秋时秦、晋舟楫之盛了。春秋末叶,吴与楚战,越与吴战,都用舟师。而吴伐齐,命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越伐吴,命范蠡率师沿海诉淮,绝吴归路。这时,如无巨型的舟,娴熟的技术,自然是做不到海上航行的。战国时,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见《史记·张仪列传》。战国时,内河航行的速度和负载的重量,于此也约略可见了。

春秋时,水上交通工具,舟之外,有方,有刀,有泭,有桴。战国时,陆路交通工具,马之外,有橐驼,有駃騠。《诗·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又《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刀,是小船。方、泭、桴,都是用木编成的筏。苏秦说楚王:“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李斯《谏逐客书》:“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橐驼、駃騠,原来都是北戎的“奇畜”见《史记·匈奴列传》,大概在燕、赵战胜北戎以后,中国才有的。 tVoQMx3gX/EFSivjWbHgqK5SwA5h+W6OAi3ZUCeBM6wBYTkOWpXqzVjlEIt4i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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