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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交通工具，据说，在夏后氏时期，已有车和舟。
车，《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审分览》和《世本》《山海经·海内经》注引，都说是奚仲作。《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山海经·海内经》说：“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二书所记，和《墨子》等书不同，但其以夏时有车，并且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各书都是相同的。
舟，《墨子·非儒篇》说是巧倕作，《吕氏春秋·勿穷览》说是虞姁作，《山海经·海内经》说是番禺作，《世本》《山海经·海内经》注引说是共鼓、货狄作。虞姁或番禺，和共鼓或货狄，不知是否一人二名，或一人多名。但番禺是奚仲之父，巧倕，和番禺是兄弟行，这在《山海经·海内经》内，是有记载的。奚仲是夏人，他的父亲番禺和诸父巧倕，总也不至于不是夏人吧。
关于舟，夏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论语·宪问》说：“羿善射，奡荡舟。”奡，《天问》王逸注引作“浇”。荡，有精娴猛锐的意思，和上文“善射”之“善”，相对当。顾炎武说：“古人以左右冲突为荡阵，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日知录》卷七，“奡荡舟”条下。这解释荡字的意思，最好。《左传》襄公四年，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而用寒促。……促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促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在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里，浇灭斟寻氏，就大大地施展了他荡舟的本领。《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战于潍，灭之”。《天问》：“覆舟斟鄩，何道取之？”都说的是一件事情。从这个故事看来，是夏后氏时期，已有以操舟出名的人了。
殷商的交通工具，较夏后氏为进步。据说，在夏后氏时期，殷的先公先王，不只有车，并且他们的车已经乘马和服牛。乘马的创始者，各书所说，颇有不同。《荀子·解蔽篇》说：“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穷览》说：“乘雅作驾。”注：“雅，一作持。”《周礼》校人注引《世本·作篇》说：“相士作乘驾。”依王国维的研究，相士系相土之讹，是殷人很早的先王。相土或单名土，又假作杜。“杜”声近“恃”，故又作恃。以其作乘马，故又称之为乘杜。殷墟卜辞中，有O字，王国维以为即土字，“当即相土”。详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土”条下，《观堂集林》卷九。服牛的创始者，是王亥。王国维对于王亥和王亥之做服牛，有很详瞻的考证。他说：“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墟书契前编》有二事。……《后编》中又有七事。……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物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二字形近而讹。”又说：“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冰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朴牛亦即服牛。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条下，《观堂集林》卷九。据王氏这篇考证，是各书所记，虽有振、核、垓、冰、胲、该等异文，却都是亥的通假和譌讹。而关于王亥做服牛的传说，各书都是一致的。此外，据近人的考证，殷人还有服象的事。罗振玉说：“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王氏国维曰：‘《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此殷代有象之确证矣。”见《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中。徐中舒作《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旁征博引，其说较罗氏为尤详。殷人之服象，大概是事实，已无可疑。不过殷人之服象，是专于负载呢，或是还用于驾车呢，却不可知了。
车，在甲骨文字中，作
（见孙海波《甲骨文编》卷十四集录）
诸形。这可见殷人的车，已有车厢、车辕和两个车轮了。甲骨文字中，又有舆字，作
（《殷墟书契前编》卷五，页十六）
罗振玉说：“案《考工记》，舆人为车。此象众手造车之形。”《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中。照罗氏说，这个舆字似乎应该起于制车术已经成为专门职业之后。现在我们虽不敢仅凭一个字的形式去断定罗说的是非，但殷人制车的考究，却是值得注意的。周封同姓诸侯，分配战利器，“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筏，旃旌，大吕”，“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见《左传》定公四年，都拿大路一种车名和许多宝货并列。孔子说“乘殷之路”，也以殷车为“为邦”要事之一。这都可见殷车的精良。从此看来，殷时之有专门制车工人，也是很可能的。
殷人之交通工具，于车外，也用舟。舟，甲骨文字作
（孙海波《甲骨文编》卷八集录）
诸形。这些舟字所表示的，不如前面所举的那些车字，复杂而显明。从这些舟字的形式看来，我们只能想象，殷人的舟已是用许多材料所构成；对于舟的全身，似乎已颇注意于各部分之匀称了。殷人承夏人之旧土，也是夹河而居。他们的水上交通是应该有点相当发展的。
宗周时期，车的种类，逐渐增加；约举之，有路车，有戎车，有舆，有辇。舆、辇，大概是一般民众用的车。舆，是服牛的。辇，是人挽的。所以《易·睽》六三说“见舆曳，其牛犁”，《小雅·黍苗》说“我任我辇”。戎车，是战士用的。路车是王侯卿大夫和将帅用的。戎车，在这几种车中，似数目最多，而路车则最美。《小雅·采芑》说“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宗周王室戎车之盛可见。《采芑》又说：“路车有奭，簟笰鱼服，钩膺鞗革。”“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出车》说：“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这都是说路车之美。于此我们可以想见周之路车，车身涂朱；上建美丽的旗帜，后有文竹编制的障蔽；车上放着鱼皮的箭袋，车毂包着坚韧的革皮；车衡上画着综错的图案，马胸下悬着巨大的樊缨；马辔上有下垂的革条，马口两旁配着一对对的鸾铃，车马走动的时候，旗帜飘扬着，革条拂动着，鸾铃和鸣着，既然好看，并且也好听。宗周贵族车马享用之美，恐怕远非初创路车的殷人所能比拟了。
周人御车，对于技术上，很有点考究。《小雅·车攻》说：
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矢，舍矢如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御车的时候，要疾徐适中，要从容自得：这是周人之典型的御车术。《皇皇者华》说：“六辔如濡”，“六辔如丝”，“六辔沃若”，“六辔既均”，也都是于精炼中，讲究从容，讲究安闲。
舟，周人有一种新的用法。《大雅·大明》说：“造舟为梁。”这就是用舟搭浮桥的办法，在周以前，尚未见过这样的记载。又，《棫朴》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宗周时，或已经有比较大型的舟，所以要许多人来楫之了。舟在夏后氏时期，虽已经有一部分人讲究操舟的技术，但直到宗周初年，舟之应用似还不见得普遍。《书·君奭》论行政的艰难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易·卦爻辞》中，说“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的话头，也特别多。这可见，在宗周初年，至少西土之人对于水上交通，还颇怀着畏惧的心理。到了宗周中叶以后，“舟人之子，熊罴是裘”《小雅·大东》，舟人已经能借着舟发财了，舟的应用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工具很有点变化。其中最要者，是马之单骑。春秋时，驿传用马，上章已经说过。现在所要说的是，春秋时，虽非驿传，也有单独用马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引刘炫说：欲共公单骑而归。《韩非子》说：“秦穆公送重耳，畴骑二千。”如《韩非子》所说，则春秋时已经有骑兵了。战国中叶以后，各国单骑的风气很盛。所以苏秦游说六国时，指出赵、楚各有骑万匹，燕、魏各有骑六千匹，以为四国兵力强大的证据。后来赵武灵王提倡胡服，给骑士们一种极大的便利，骑风一定比以前还要兴盛。普通以骑射始于赵武灵王。《日知录》卷二九，“骑”条下，说：“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有之者矣。”苏秦所说，固可证顾氏的假设，而《史记·赵世家》说“始出胡服令”，《六国表》说“初胡服”，均不言“始骑射”，尤可证明。
骑风既盛，戎车在军事上的地位和在车类中的地位，都逐渐低落。战国时，赵、楚既各有骑万匹，燕、魏各有骑六千匹，而赵、楚的戎车却只各有一千乘，燕、魏各有六百乘。秦也有骑万匹，而戎车也只一千乘。骑和戎车的数目，相差很远。同时，若拿五国中任何一国的戎车数目和宗周王室戎车的数目见上文相比，也差得很多。但戎车的地位虽逐渐没落，别种车子却还是在发展着，“临淄之涂，车击毂”。魏国“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这就可见别种车子的发展，和戎车的情形是大不相同了。
由戎车到单骑之变迁，其中有不得不变的原因在。顾炎武说：“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见《日知录》卷二九，“骑”条下。这段话，把它们变迁的原因，说得很明白。这也可见，春秋战国时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当时民族混合运动之关系的一斑。
舟的利用，在春秋时，很有进步。《左传》僖公十二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自雍及绛之水道，系自渭河东下，入黄河，折而北，以达于临绛之汾水。自起点到终点，约有六七百里水路。这样长的水路，船只居然能够前后相继，或不免出于左氏过度的浮夸，但也可以想见春秋时秦、晋舟楫之盛了。春秋末叶，吴与楚战，越与吴战，都用舟师。而吴伐齐，命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越伐吴，命范蠡率师沿海诉淮，绝吴归路。这时，如无巨型的舟，娴熟的技术，自然是做不到海上航行的。战国时，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见《史记·张仪列传》。战国时，内河航行的速度和负载的重量，于此也约略可见了。
春秋时，水上交通工具，舟之外，有方，有刀，有泭，有桴。战国时，陆路交通工具，马之外，有橐驼，有駃騠。《诗·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又《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刀，是小船。方、泭、桴，都是用木编成的筏。苏秦说楚王：“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李斯《谏逐客书》：“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橐驼、駃騠，原来都是北戎的“奇畜”见《史记·匈奴列传》，大概在燕、赵战胜北戎以后，中国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