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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都会，或者说，交通中心，在夏后、殷商时期，不甚显著。殷墟卜辞中常有“王入于商”的话头，或者商丘地当殷商东西交通之冲，是当时的一个大都会，也不敢说。
宗周时期，雒水之阳在交通上的地位很重要。《逸周书·度邑解》，武王说：“自雒汭延至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这个四通八达，平易无险的地方，在武王眼里，已经看上了。后来，周公相成王，营造洛邑故城在现在的河南洛阳西五里，规模很大。周先生的宗庙在这里，朝会四方诸侯在这里，收受四方的贡赋也在这里。见《令彝》、《康诰》、《史记·周本纪》。《召诰》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周公营造洛邑的意思，也是和武王一样，想在当时交通中心的地方，建设一个政治中心。政治中心既建设成功，原来的交通中心也就更为强固了。
宗周亡后，中国的情形大为改变。洛邑已不能再利见政治上的地位，增加它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了。但洛邑一带，天然环境太好：于是距洛邑不远的洛阳故城在现在的河南洛阳东北二十里，便相当地代替了洛邑，在交通上仍旧能占着一个中心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又说：“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又《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这可见在战国的时候，洛阳是秦、齐、楚、赵间纵横往来的孔道，并且洛阳很有些人能够利用这种情形做工商业上的经营。张仪说：“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见《战国策·秦策》。这可见，战国时，洛阳因为交通上地位之重要，成为一个商业上的重心。司马迁记白圭事，说：“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度，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见《史记·货殖列传》。这位经商论的创始者，言治生的白圭先生，也就是洛阳或洛阳附近的人。
除洛阳外，郑和徐的地位，在春秋的时候，也都很重要。
郑现在的河南新郑在春秋初年，本是一个很活跃的国家。自郑庄公死后，它逐渐成为四邻争夺的焦点。它的北方有晋，它的南方有楚，它的西方有秦，它的东方有齐。这几个强国，一旦有事，郑郊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战场；没有事的时候，也就成了各国使节往来，商贾贸易的孔道。它的地位，约在洛阳东南二三百里，地势的冲要也和洛阳相仿佛。不过洛阳毕竟是周室所在，大家还要有点顾忌。郑以一个小国，占着这样四达之地，却不免大大地吃了交通地位的亏了。
郑的女子，所谓“郑女”或“郑姬”，在春秋时，甚至在战国时，很是出名。《郑风》里，咏女子的诗很多。如说：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像这样多的，又漂亮，又闲雅，又活泼的女子，往往是一个交通繁盛的都会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徐，在现在的安徽泗县附近，南邻吴，北邻齐、鲁，西近楚。徐，在吴未强大的时候，还不见得重要。自从吴接受了巫臣的策划，一面北通上国，一面叛楚，徐就成了吴与北方交通的中心，同时也就成了吴、楚必争之地。我们只要看：
鲁襄公二九年，吴季札历聘诸夏，来往都从徐经过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昭公四年，楚将伐吴，先执徐子见《左传》；
昭公十二年，楚王使荡侯、潘子等“帅师围徐，将以惧吴”见《左传》；
昭公三十年，吴灭徐，而楚救之见《左传》；
哀公十三年，吴与晋会黄池时，得到国中警报，恐怕徐人夹沟而击见《吴语》
等事，都可见徐在春秋时交通地位的重要。不过，徐地偏东方，与中原的郑相比，就未免很有逊色了。
战国时期的都会，除洛阳外，有邯郸、梁和临淄。
邯郸现在的河北邯郸在大河以北，梁现在的河南开封在大河以南，和稍为偏西点的洛阳，鼎立而三；都是因为地处中原，占了地望上的便宜。张仪说：“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梁南与秦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见《魏策》。鲍注：他国境或有山川关塞，惟梁无之，皆以卒戍。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蒭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见《史记·苏秦列传》。《魏策》文，微异。这可见魏国交通的便利和交通的繁盛。梁以魏的国都，居于魏的腹部。“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见《魏策》梁在战国交通上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见《史记·货殖列传》，东至于齐，西通于秦。它的地位，也许比梁差一点，但也是所谓“四轮之国”见《秦策》，是一个管枢四方的好地方。
梁和邯郸，按着一般情势，都应该有茂盛的工商业。但梁的工商业情形，已不能详。而关于邯郸者，则《秦策》称“吕不韦贾于邯郸”。《史记·货殖列传》说：“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的工业和商业，大概都是发达的。
邯郸，颇像春秋时候的郑，也以美女出名。《史记·吕不韦传》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为善舞者与居。”李斯《谏秦王逐客书》说：“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见《秦策》。《史记·货殖列传》说：“今夫赵女郑姬，说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奔富厚也。”《吕不韦传》已指明是“邯郸诸姬”。李斯和《货殖传》虽泛言“赵女”，但古人爱以国都的风气代表一国的风气，“赵女”却也不妨解释为“邯郸诸姬”的。大概，战国的时候，邯郸倡女的数目，已经很多。她们对于衣饰的式样，体态的表情，娱乐的技术，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下过一番考究的功夫，比春秋时候的郑女，要高明得多了。邯郸的这种现象，和它的工商业之发达，都是一个大都会的表征。
临淄现在的山东临淄的情形，和梁及邯郸不同。后者因交通上的便利，而有工商业上的发展；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增进交通上的地位。齐滨东海，土地膏腴，且有鱼盐之利，已竟是一个天然的富国。齐先公更“劝女工，极伎巧”。齐的丝织品，产量既多，制造又精，于是遂有“冠带衣履天下”的徽号。李斯《谏逐客书》，所谓“阿缟之饰，锦绣之衣”，也就是齐的名产。临淄以齐的首都，为全国工商品所荟萃的地方，也就是天下商贾所辐辏的处所。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毂’，原作‘䡰’，依《史记·苏秦传》校改。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见《齐策》。临淄人口的众多，交通的发达，真可说是极一时之盛了。
其他，如秦、楚等国的首都，自然也都是它们本国底大都会。但就当时全部的中国交通区域说，它们却都不能如上述三个地方的重要。以秦在战国时的特别势力，本来也很可增加秦都在交通上的价值。但秦既不居于四方之中，情形和赵、魏不同。同时，秦的生产政策，是轻商重农；秦的特产，也只有农作物的发达。《汉书·地理志》说，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这也说的是，秦在竹木及农业上的价值。秦的工商业的不发展，也使秦都咸阳和齐的临淄不能相提并论。另外，秦对于往来的旅客，也很有点限制。《史记·商君传》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孟尝君传》说：“孟尝君既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说苑》卷十一说：“夫秦者，四塞之国也，游宦者不得入焉。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寄我与秦王。”宗周、春秋的时候，虽也有“司寇诘奸”，但和商君在秦所创的“封传”之“验”，大不相同。这无形中，可以使许多的旅客，裹足不前。这对于咸阳之交通的价值，也是很有障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