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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交通区域，在夏后氏时期，似乎仅限于现在的山西东南部和河南西北部。夏民族势力的发展，似乎是由东南到西北。
《尚书·皋陶谟》，禹“娶于涂山”《古文尚书》入《益稷》篇内。《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涂氏女，而通之于台桑？”《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大概就是三涂山，在现在的河南嵩县西境，是夏后氏的发祥地。孟子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见《万章上》。阳城在现在的河南登封县境，离涂山也不远。
《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说：“夏启有钧台之飨。”《史记·殷本纪》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按照杜预的说法，河南阳翟县现在的河南禹县南有钧台，雒邑现在洛阳境内西有故甘城，则钧台在现在的河南禹县境内，而甘应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启的都城，大概是在禹县或禹县、洛阳之间，并没有建都在现在的山西安邑。参看钱穆《周初地理考》第十七节，《燕京学报》十期，页一九七一—二。
到了夏后皋，夏的都城似已有向西北迁移的倾向。所以，夏后皋的墓，会在现在的河南洛宁西的崤山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到了夏桀时候，都城早已经迁移到现在的山西安邑。汤攻桀于鸣条：鸣条就是安邑西边的一个地方。宗周初年，封康叔于夏虚见《左传》定公四年。《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迁实沉于大夏。”夏虚和大夏，也都是指现在涑水流域安邑一带地方说的。参看《周初地理考》第十节，《燕京学报》十期，页一九六五—七。
夏民族一方面向西北发展，同时大概还没有放弃旧有的地方。《史记·夏本纪》说，夏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就是阳翟县的钧台见《索隐》。照这样说，夏后氏时期交通区域之广，东西至少要有五六百里，南北恐怕至少也要有三四百里了。
宗周、春秋时，有杞国者，是夏后氏的后裔。杞故地，在现在的河南杞县，远在禹县东北二百多里。但《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这是夏后氏后裔，在宗周初年已极衰微，杞民未必就是夏后氏的遗民，杞地也未必就是夏后氏的故地啊。
殷商时期，交通区域较夏后氏时期大为广阔。殷在未灭夏的时候，本来已经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左传》襄公九年，士弱说：“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商丘，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相土时，商丘是西都，泰山脚下另有他的东都。《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大概相土的国，已经西起商丘，东到海滨了。到了汤攻夏桀，败桀于鸣条，殷的势力遂由东海以西，直到安邑。东西路线之长要在一千二三百里以上。此后，仲丁居隞现在的河南荥泽西南境内，河亶甲居相现在的河南内黄县境，祖乙居邢现在的河南温县东境，盘庚居殷现在的河南安阳洹上村为故殷墟。而殷人田游所及，见于卜辞者，有龚现在的河南辉县，有盂现在的河南沁阳，有雝现在的河南修武，有曹现在的山东定陶，有杞现在的河南杞县，有
，古“载”字，现在的河南考城，有雇现在的河南原武，大河南北数百里之间，也都有殷人的足迹了。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卷十八，《北伯鼎跋》；《观堂别集补遗·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
殷商的都城，虽于经过几次迁移后，在盘庚时候定都于殷，但殷与商丘故都间，仍是往来不断。我们从卜辞中，常常看见“王入于商”的话头，便可想见这种情形。到了宗周的初年，纣已被杀掉，东土的人还不服周，必须周公费了很大的手脚，“伐奄三年讨其君，诛飞廉于海隅而戮之”见《孟子·滕文公下》，然后周人才得过平安的日子。这也可见，殷商境内，各地颇有相当的联络；当时各地间的交通大概也有某种程度之良好了。
近年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鲸鱼骨和许多绿松石、咸水贝。鲸骨或是当时的商品，绿松石和咸水贝大概是当时的货币。王国维说：“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于文，宝字从玉，从贝，缶声。殷墟卜辞有
《殷墟书契前编》卷六第三十一叶及
字，同上，《后编》卷下，第十八叶。皆从宀，从玉，从贝，而阙其声。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璧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玨，于贝则谓之朋。”见《观堂集林》卷三，《说玨朋》。大概殷墟出土的绿松石，就是殷人所用的玉玨，咸水贝就是贝朋。这两种东西和鲸骨，都不是殷墟附近所能出产的，或许都是从东海运来，也未可知。并且，货币之使用，也须在商业贸易兴起之后。殷商末叶，东海和殷都间，“憧憧往来”作“朋来”之思的，逐什一之利者，也许不在少数吧？
宗周时期，交通区域比殷时还要广阔。周民族发展的方式是由西往东，和夏后、殷商由东往西的发展，正相反对。周的先君原和夏后氏同一民族，参看《史记·周本纪》开卷数段，及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论夏周的话，《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页三八四—五。在夏后氏衰弱的时候，跑到西方，自己立起基业。大约当殷商中叶以后，周先君太王居于岐山现在的陕西岐山县东北之阳，以垦荒和开路为两件大事。《大雅·绵》篇说：“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皇矣》说：“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这是太王拔木开路的政绩，到了后世，还为诗人所称赞不止的。
在太王时候，殷、周间已有一种武力上的冲突。此后，虽王季娶太姙，文王娶帝乙之妹，参看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第三章，《古史辨》第三册，页十一至十五。但和亲的结果，仅使周人增加一二接受殷商文化的机会，于殷、周间不愉快的关系，并不能作全面的调协。《鲁颂·门必宫》说：“后稷之孙，实惟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民之届，于牧之野。”原来殷、周间有民族的深仇，“剪商”是太王以来，周人的一贯政策。同时，在殷人方面，也不能坐视敌人势力的膨胀，也想给周人一个重大的打击。卜辞说：“癸未，令斿族寇周
盬王事。”“贞令多子族
犬侯寇周。”“上缺贞令斻从庸侯寇周。”“贞亩熹令从寇周。”以上，分见《殷契书契前编》卷四，叶三二；卷五叶七第七版，合卷六叶三一第七版；卷七，叶三四；《后编》卷下，叶三七。寇，是迁其重器，毁其屋庐的意思。这也可见殷人对于周人的嫉视了。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寇》。从此看来，在王季、文王的时候，殷、周间的和亲，或是由于外交上的手段，或是由于别种情势所造成。殷、周间，大概并没有从和亲的事件上，开始过正态的交通。
武王克殷后，周人的势力，遂渡盟津在现在的河南孟津，而达于洹上。及周公践奄，诛飞廉，周人的势力更东展而到东海之滨。这时，周的南北境虽不见得比殷商特别广阔，但东西路线之长，乃得随军事及政事的势力，由岐山直到东海，就远非殷商所能及了。
自夏后氏，经殷商，到宗周，交通区域的发展，无论其由东而西，或由西而东，都是一种横的发展。同时，交通区域内的各地虽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但这种联络并不妥善。《大雅·崧高》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这是当宗周末叶的时候，宣王要封一个申伯，须先派人替他筑城，替他划地，并且替他移民。这可想见当时诸夏的人口实在太少，诸夏，指宗周疆域内的诸侯说，下同此。土地未辟者一定很多。宣王的时候尚且如此，宗周初叶的情形可想而知。更推而至于夏后、殷商，也都未尝不可想象。这种人稀地广的现象，极易容留低等的异种民族伏处于山谷丛林草莽的中间，或聚居于不临通衢大邑的处所，伺机而动，杀人越货，破毁交通。《后汉书·西羌传》说：“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䝠、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诸如此类的异族，恐怕不是因为周之陵迟，才得逼近诸夏；大概老早都已杂居在诸夏之间，不过平王以前的记载不甚可考罢了。
宗周亡后，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区域之发展，在先秦交通史上，显然换了一个新的方式：在外形之展开上，大体上由横的发展转成纵的发展；同时，在交通区域内部之联络上，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春秋时，周室衰微，宗周旧域中的国家互相兼并。其中兼并的成绩最好的，有在黄河上游的秦，在中游的晋和在下游的齐。另外，素来隔绝，被视为蛮族聚居的长江流域，也有许多国家。其中最强大的，有在上游的楚，在下游的吴和越。战国时，周室更衰，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各小国，差不多全都灭亡了。这时的强国，有由晋分出的韩、赵、魏，有已经兼并吴、越的楚，有久已强大的秦、齐，有北方新兴的燕。这七国，差不多是这时仅存的独立国了。从春秋初叶起，宗周旧域和长江流域已慢慢地有了一种正常的交通关系。到了战国，这种情形更为成熟。
吴，从鲁成公七年起，吴王寿梦用楚国的逃亡大夫巫臣为行人，才开始和宗周旧域有了往还。其后，延陵季子北上聘问，历经徐、鲁、齐、郑、卫、晋，吴和诸夏间便有进一步的联络。到了吴王夫差，西征北伐，国势一天比一天雄厚。鲁哀公十二年，夫差和北方诸侯会于橐皋，十三年又会于黄池，便俨然成了诸夏的盟主，吴与诸夏间的交通自然更为密切了。
越在吴的南边，素为吴所屏蔽，和诸夏交通的机会很少。越灭吴后，勾践“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时，诸夏和东南的交通，比吴王夫差时之可达于现在的江苏境者，更可南进而达于现在的浙江境了。
楚比吴、越的建国，早得多。但在早年的记载里，只见楚与北方势力的斗争，未见楚与北方势力间之正常的交通关系。《商颂·长发》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卜辞说：“戊戌卜又伐芈。”见《新获卜辞写记》第三五八版。芈，是楚姓。这说的是殷商和楚之间的斗争。古文字中，如《令簋》说：“隹唯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成王时器《
簋》说：“
御从王南征，伐楚荆。”《过白簋》说：“过白伯从王伐反荆。”《
簋》说：“
从王伐荆。”以上，昭王时器。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一册，以上各器的考释。《诗·小雅》中，如《六月》宣王时作说：“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这说的是宗周和楚之间的斗争。方叔的本领虽能够使“蛮荆来威”，但也不见得宗周和楚之间，就有了正常的交通关系。春秋桓、庄以后，楚与诸夏间的往还，才逐渐繁密；聘问会盟的事慢慢地多起来。《论语》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大概春秋末季，士大夫往来于齐、鲁、荆楚之间者，恐怕已不在少数了。战国初年，楚既灭越，楚的国力直达长江下游。而同时，秦对关东诸国的压迫，也已开始严重。因为时势的需要，楚曾累次挟着它长江南北的全盘领域，和三晋韩赵魏、燕、齐合纵以抗秦。合纵的成绩虽说不好，但楚与诸夏间的交通却可因此一天比一天地密切。我们只要看战国的游士说客，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恣意驰骋于江、河南北，便知道原来隔绝于诸夏的长江流域，在这时是已经可以并入中国交通区域之内了。
宗周旧域与长江流域之沟通，是先秦交通，由横的发展，转到纵的发展之一最大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诸大强国一方面既兼并弱小，同时还要攻伐或同化邻境的戎夷。春秋时，齐桓公替燕北伐山戎，秦穆公用由余西服八国，楚武王南开百濮，都拓地不少。战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击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见《史记·匈奴列传》。燕人有王满者，更在辽西、辽东之东，为燕“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见《史记·朝鲜列传》。楚威王时，楚已有巴、蜀、黔中、苍梧，又“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几千里，以兵威定，属楚”见《史记·西南夷列传》。燕、赵、秦、楚向邻境戎夷发展的结果，战国末年交通区域之广，北至现在的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的南部，南至现在的云南、广西的北部，西至现在的甘肃东南部及四川的大部分，东至现在的朝鲜西北隅及东海沿岸各地。这五百多年的发展，中国交通区域之开拓，要比宗周时期增加了三倍以上的幅员。在这种向戎夷开拓的发展中，虽说也有一部分横的发展，但如就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区域之整个发展说，纵的发展之表现得特别显著，却是无可疑的。此后二千年中，虽因了中国疆域之变革，国内交通区域之广狭，时有增减，但各时代的基本交通区域，当鼎盛的时候，也不会比上述之记录能够特别地增加了许多。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区域内部的充实工作，也和戎夷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各国想向外开拓，既须讨伐或同化邻境的戎夷；若想本国内部充实，也须对杂居国境内的戎夷，加以消灭驱逐，或使之屈服同化。《左传》襄公十四年，姜氏之戎驹支对晋范宣子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逼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剪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剪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这是屈服同化戎夷的一个好例。《后汉书·西羌传》说，诸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晋。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
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开道以匡王室”。“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义渠戎后灭于秦，见本章第六节引《史记·匈奴列传》文。这是消灭驱逐戎夷的一个粗疏的总结算。同化屈服戎夷，使之辟田垦荒，可以使交通区域内的各地间增加联络的密度。消灭驱逐戎夷，可以除去许多捣乱分子，使交通区域内少了许多障碍。春秋战国人做到了这一步，真是一个大进步。先秦交通区域之所以能做后来中国交通区域之基础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