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按照普通说法,应该从秦始皇元年起,到汉献帝末年止,共四百四十六年。本书中所谓秦汉时代,所指时期,与此不同,乃是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灭六国算起,直到隋开皇九年陈亡止,中间于秦汉外,连魏晋南北朝也包括在内,总共计八百一十年约当西元前二二〇年至西元五八九年。
在这八百一十年中,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是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出现。这在中国政治上和在中国民族上,都开前古未有的创局。中国的政治,从此才有大规模的举措。中国的民族,从此才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同时,中国的交通,也就随着政治的进步,走上了一个新的时代。
始皇二十六年,秦既统一中国,《史记》记其统一后的大政,以“车同轨”和“一法度衡石丈尺”、“及书同文字”同列。汉儒编定的《中庸》,也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这句话,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要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就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的需要了。
于“车同轨”一语所表示者外,秦汉交通之具体地表现大一统的精神者,甚为普遍。这时的交通,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中心。这时的交通建设,如道路的开辟和河渠的开凿,也都有一个辐射的焦点。这时的交通组织,如馆舍、邮驿等,也都有系统地普及于全国各地。这都和先秦时代之富于局部性的交通,大有分别。这是秦汉交通之一最大的特征。至于在交通区域方面,除在国内者外,则与“西域”、“东夷”和南海上的民族,都开始了往来。这也是秦汉交通比先秦交通所特别发展的一点。而这一点,大体上,也是当时的政府,挟着它大一统的国家力量向前推进而得到的。
桓、灵二帝后,汉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大大地衰落。献帝末年,中国从实质上已经分裂的局面,更进而在名义上,也成为魏蜀吴三国的鼎峙。此后,晋虽继承曹魏,收平吴、蜀,但不久就有八王的变乱和五胡十六国的纷扰。晋室南渡后,偏安江左。于是,历宋齐梁陈,以至于陈的灭亡,一直为南北朝对抗的形势。这时,秦汉在政治上之大一统的规模,大被破坏。这时的交通,虽有一两个新兴的区域性的交通中心,但在全国的交通上,已决不能占据最高的地位。这时的河渠、道路以及馆舍、邮驿,一部分仅能因袭秦汉之旧,一部分则已较秦汉时大为败坏;其间虽也有一些新的进展,而论规模和影响,都大非秦汉之比。至于在交通区域方面,在国内者因各方割据之结果,不能如以前之四往畅达,已不必说;国外交通,虽在南海方面略有发展,而中外交通之盛,若就全体而论,亦不能和汉家等量齐观。就中国交通史的全局上说,秦汉四百四十年间,可说是秦汉时代的全盛时期。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可说是秦汉时代的沦落时期。
在秦汉时代的沦落时期中,中国境内也有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但这种民族斗争,和先秦的民族混和运动不同。它们不只在本身上的性质不同,在交通史上的价值也不同。后者对于中国交通上的发展,很有影响。前者对于中国交通的进展,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像先秦时代,民族混合运动对于交通发展的关系上,那样密切,在秦汉时代的沦落时期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