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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故继孔子、左丘明之后，而述司马迁及班固。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阳夏人也。汉武帝时，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职掌文史星历，故得纳金匮石室之书而作《史记》。晚年官尚书令，尊崇任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迁以书报之，论及《史记》，即《汉书》本传及《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是也。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也。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因其父彪之业以作《汉书》。后参大将军窦宪军事，及宪得罪，坐系死狱中，年六十一，时和帝永元四年也。迁之卒年无考，据王国维所撰《太史公行年纪》，迁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年六十。此二氏事迹之大略也。
古人修书莫不有其动机与背景。孔子之辑《尚书》与修《春秋》，史官失职，文献无征，其动机也。王官失守，散为百家，其背景也。司马迁之作《史记》，亦有其动机与背景焉。试一考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子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歌论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迭太王王李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
盖司马氏世为史官，封禅为古今旷见之大典，而身任史官者，不得与其役，实为毕生之憾事，故司马谈至于发愤而卒。迁禀承其父之遗言，而作《史记》，其以《封禅书》列于八书之一，即以示禀承先志之意。其动机一也。
《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云（亦见《文选》四十一）：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其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自讫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已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
迁因保李陵不降敌，而受腐刑，本为奇耻大辱，特以著书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以自况于古人之发愤。其动机二也。
《太史公自序》又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
是则迁之足迹，实由今之晋豫，而南游江浙，转至湘鄂，北还齐鲁，徘徊鲁苏二省之交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再南适川滇，再北返，中国之内地，多经涉历。故苏辙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此又《史记》一书之所由成。其动机三也。
若夫作《史记》所有之背景，司马迁亦略言之。其《自序》云：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此可知汉兴九十余年间，遗文间出，而毕集于司马氏父子之所掌，则是朝廷右文之效，而又为作《史记》之背景矣。
迁之作《史记》，尝比于孔子之作《春秋》。其述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谦，故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比之于《春秋》，谬矣。”
然如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谓其不比于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
夷考其时，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之日也。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典籍之厄于晚周者也。太史公曰：“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此史籍之厄于秦火者也。《史记》一书，本杂采群书而成，于《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而外，又有《五帝德》、《帝系姓》，亦称《五帝系牒》
，有《春秋历谱牒》
，亦称《牒记》
，有《秦记》
，于楚汉之间事，则采陆贾《楚汉春秋》
。以上或见本书，或为班固所述。是则迁之修史，亦致憾于文献之不足征，不及其身而纂述之，则后人益难为力。此又为其背景之一矣。
《后汉书·班彪传》载彪所撰《略论》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汉书·司马迁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汉书·扬雄传》录雄《自序》云：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比观三文，皆于《史记》致不满之辞。然长短互见，贤者不免，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彪本续《史记》而为后传，而固又因《史记》之体例而别撰《汉书》，皆承子长之衣钵，有因而无革者也。
桓谭《新论》谓迁著此书，示东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书也；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孙杨恽所加，王国维是之（见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诸传，皆以“太史公”称之，是则《太史公》为《史记》之本名，无疑也。又称曰《太史公书》，初见于本书《自序》，又见《汉书。宣元六王传》、《后汉书》班彪、杨终等传，亦称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曰书，曰记，皆于太史公之下，附缀一字，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辞，与彪之自称曰《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史记”之称，屡见《史记》本书，悉指旧史而言，故迁未尝以此二字，自名其书。《三国·魏志·王肃传》：明帝称迁著《史记》；荀悦《汉纪》十四则云：“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发愤而作《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按悦为后汉末人，在王肃之前，时已有“史记”之称；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于《天文志》中，亦一言之；《隋志》据以著录，而“史记”遂为《太史公记》之简称。钱氏谓“史记”之称，出于魏晋以后，语固不诬
。《史通》（六家）乃谓因鲁史记旧文，目之曰史记，不知此实后起之义。盖“史记”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初不限于鲁史，《汉书·五行志》屡引“史记”即泛指诸国史而言，《颜注》谓凡称“史记”者皆为迁书，殊误，知幾本之，乃有此说。
《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亦见《艺文志》）注引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之意也。”是则所缺十篇，釐然可指。然据王鸣盛之所考，惟《武纪》全亡，褚先生取《封禅书》补之；《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二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
；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为迁所不及见，补之殊为多事
。据此则《史记》之所亡佚亦仅矣。
迁殁之后，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于外
。至元成间，而褚少孙补之。少孙者，颍川人，梁相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王式，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名见《汉书·儒林传》（王式）。今《史记》中称“褚先生曰”者，皆少孙所补也
。少孙所补殊浅陋，不为世所重。迁之本书，自谓迄于太初，其后阙而不录，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褚少孙之外，有刘向、向子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遗事，傍贯旧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76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曰：“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咸仁之为荚，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哗《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为抑扬高下之辞，亦一如班氏父子之于子长也。刘知幾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其《史通·六家篇》云：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单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盖创始者难免疏略，继起者易于该密，《汉书》之优于《史记》，其势然也。自来为《史》、《汉》优劣之论者，烦不胜理，如晋张辅，以《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为两书高下之判。不悟《史记》记春秋以前数千年事，限于文献不足，多所阙略，且仅居全书十之二三；叙汉初迄太初事，为时不及百年，乃居全书之过半；持此一段，以与《汉书》较，亦未见孰为多少。张氏所说，乃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之论也。其后郑樵则盛讥班固，而推崇司马迁。其言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通志序）。盖樵之修《通志》，实取法于《史记》，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
班固之作《汉书》，其体一依于《史记》，本如云扔之与祖父，强区为二，理有难言。然语其原，虽为一体，而究其流，则有二致，即《史记》为通史之开山，而《汉书》为断代之初祖是已。范、陈而后诸正史，以断代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马光之修《通鉴》，郑樵之修《通志》，穿贯古今以为一书。又闻司马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史通·正史篇》亦云：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袁宏《后汉纪》十九云：
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书·列女·曹世叔妻班昭传》云：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后书》不言马续所续是何篇目，惟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是则马续所述者，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谓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则又因“续继昭成之”一语，推而得之也。愚谓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规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毕功，故又有待于马续之继作；至天文一志，则多出自续手；此又因续书所记，推而得之也
。盖《汉书》未成之一部，有待后人之补辑，亦犹《史记》十篇之有录无书。然褚少孙之补《史记》，实有狗尾续貂之诮，不若班昭所续之后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为才力所限，无可如何者矣。
汉献帝颇好典籍，常以《汉书》文繁难省，乃命秘书监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而悦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为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
又云：
谨约撰旧书，通为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存约省，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汉纪》一）。
悦撰是书之体，壹仿《左传》，故《史通》以其书列入《左传》家。称为编年体。又谓，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腧本书，后来作者，不出班荀二体，故晋史有王、虞，而附以干《〈纪〉[记]》，《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盖其后自后汉以至南北朝，如张璠、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上略本《史通·六家·二体》）。盖编年体本为古史记载之成法，《春秋》一书，即其明证。惟自丘明作传，广采列国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经纬，条理始密，然犹为释经而作。迨于荀悦，始取《汉书》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
，与《左传》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后汉纪》，可与是书伯仲。而宋代司马光之撰《通鉴》，则自五季以往，穿贯一千六百余年之事，实包举荀、袁二氏之书，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编年体之大成。此又仰食荀悦之赐，而可以一览得之者。
《汉纪》之作，悉撮取班书人录，此外采录绝少，故顾炎武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
，是诚然矣。然据宋李焘所跋及《四库提要》所考，曾举详于班书者数事，盖别有所本，是则其书与班书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谓荀书之可贵者，不在内蕴，而在义例。义例维何？即悦所自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两例为最要。所谓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传》所举之五十凡，《史通》所论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谓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谓通古今之变，亦章学诚所宗尚之通史。悦亦自言，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杜佑、司马光、郑樵诸氏之作，悉自“通而叙之”一语引申得之。吾国谈史法者，始于刘知幾，谈史意者，始于章学诚，抑知荀氏于千余年前，已深明其会通之旨，而于《汉纪》一书著其法式，其有功于史学为何如。纪事本末一体，创于袁枢，其书皆钞撮《通鉴》而成，非有旁搜博综之功，然而后贤盛称之者，亦以其能别创义例，为来学示之准的耳。《汉纪》之足称，亦以是而已。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和熹邓皇后纪》及《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语云，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是记又作纪，著又作注。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二卷三号）。则是《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或谓《汉书本纪注》臣瓒所说《汉帝年纪》，悉出《汉大年纪》，或又谓其体似《大事记》，其详不可考矣。要之《汉著记》、《汉大年纪》二书，皆在《汉书》以前，且为汉史之一种，故不惮烦而附述之。章学诚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文史通义·书教上》）所谓记注，即旧曰所称之掌故，亦今日所称之史料；所谓撰述，即旧日所称纪传、编年二体之史，亦今日所称之史书。三代盛时，有史官世掌典籍，记言记事，职有专司，所谓掌故史料之书，皆为史官之所典掌，故日记注有成法。而于是时，盖无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马迁之作《史记》，整齐千百年事，以垂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无定名。质言之，即有史料而无史书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观书周室，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即将旧存之记注，为史官所掌者，始终条理，撰成一书。司马迁亦以《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及当代郡国所上之计书为史料，而作《史记》。后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无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职，典守之籍，逐渐散亡，迨汉之中叶，司马氏父子殁后，所有记言记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职兼领，而史官之制，遂与古不侔矣，故日记注无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谓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无撰述，如所谓《虞书》、《夏书》、《周书》、鲁之《春秋》，未经孔子删定者，皆记注也。后世史家，则重撰述而轻记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编年纪传之史，皆撰述也。记注为史官世守之业，撰述开私家修史之风，史官世守之业，极于司马迁，而隋唐以后官修诸史，犹有告朔饩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或谓司马氏父子世为太史令，职典记事，乃作《史记》，班固官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汉书》，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寻《太史公自序》所记，盖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又自比于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王肃谓孝武览孝景及己本纪大怒，削而投之，于是两纪有录无书；卫宏曰，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人或证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纪，俱为后人所补，宏言未必无据；至固本因其父业，私作国史，为人所讦发，明帝奇其书，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证。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当此之时，记注固无成法，撰述已有定名，于古虽有未合，于今亦未为失也。
吾国古史之体多为编年，如《春秋》及《竹书纪年》皆是。司马迁始改为纪传体，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创而非因也。或谓《史记·大宛传》尝两引“禹本纪”，而《伯夷传》亦有其“传曰”之语，是为本纪、列传二体所本。又或谓《世本》有世家、有传、有谱、有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迁亦自言采及《春秋历谱牒》，为世家、书、表各体之所本。梁启超亦论之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世家、列传既宗杂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过去之史学界》）。是则《史记》之各体虽有所因，非由自创，而迁能整齐条理，上结前代史官之局，下开私家作史之风，其功侔于左氏，而几于孔子争烈矣。班固因《史记》之体以成断代之作，改世家以人传，易书而称志，又称其大名曰书，为后来史家所本，几为一成不易之规。固又别为平林新市公孙述作“载记”，为《晋书》“载记”所本，是亦世家一体之易名也。吾谓汉人称古代之典籍日经，古史如《尚书》、《春秋》亦有经名，《汉志》著录之《尚书古文经》、《春秋古经》是也。释经之作或曰传，或曰记，左氏、公羊、穀梁三氏之书，皆为释《春秋》而作，故以传称之。而《周官经》及《礼经》亦别有传，《汉志》有《周官传》四篇，《仪礼·丧服》内有“传曰”之文，《丧服》正文即礼经，而“传曰”以下之文，即《礼经》之传也。传又称记，故古《礼经》之外又有记，而不必为今本之《礼记》，是则记与传皆为释经而作也。《史记》之有本纪（《汉书叙传》称为春秋考纪），以编年为体，义同于《春秋经》，本纪之外而别作列传，义同于《左氏传》，凡本纪不能详者，皆具于列传，即列传为释本纪而作也。然本纪之义同于记事，故记事亦称纪事，记为释经而作，义正同传，而迁何以称古史为“史记”，自作之史何以又称本纪，盖纪帝王之事，有“禹本纪”为例，而又不能僭称经，故用本纪之名以拟经，此可意度而知之者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古人尝称史诵书（《左》襄十四年），而《汉书》亦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故班氏以下称史曰书，而《史记》亦称详故事典制者曰八书。然古人概称记事之书曰志，义正同书，是班氏之易书为志，亦有未安，不如易志称记，取以相配，亦理之宜也。或易纪人之传为录，而称纪一事之本末者为传，以免记与本纪相溷，亦属允当。总之无论其名为何，皆取以传释经之义，纪传一体创自司马氏，而班氏承之，后世奉为圭臬，异乎此者，则谓之杂史，此即二氏所建立之史法也。若夫马、班二氏之史学，亦有可得而言者。《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汉书》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学也。左丘明之赞《春秋》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然其所举，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五事。马班二氏作史之旨，不期而与孔子暗合，此即章学诚所谓史意也。刘知幾作《史通》以明史法，又备言史例之要。曾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所谓史例，即史法也。《春秋》之例，具于“五十凡”，而左氏明之。《史记》、《汉书》未明言有例，然《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例即寓于自序、叙传之中。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所谓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皆属言之有物，非好为大言者比，谓之史法也可，谓之史例也亦可。且即本书而细求之，亦非无例可寻，惜后人无仿杜预成式为《史记》、《汉书》作释例者，遂致古良史之美意，湮没而不彰，可慨也夫。是则史意也，史法也，史例也，皆二氏史学之可考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