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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是之谓史前史，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而与古人无与者也。《左传》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即以灵王所谓三坟、五典释之；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谓三皇无书，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按《尚书·伪孔传叙》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语或有据。章太炎先生云：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者，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
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钩沈论》）夫古人之典籍，掌于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于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为史，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尚书》、《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于礼，实兼法而言。《周礼》所记为典章制度，一称《经礼》；《仪礼》所记，为节文仪注，一称《曲礼》；《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其证也。《周礼》本名《周官》，一称《周官经》，所载成周之官制，实为一代之法典，可比于后代之《唐六典》，前汉之末，乃有《周礼》之名，自周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之五礼，而唐有《开元礼》，宋有《政和五礼》，而溯其源多本于《仪礼》及大戴、小戴二记，合以《周礼》，可称“四礼”。研其因革损益，是为典礼之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诸书是，而非谓《周礼》、《仪礼》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谓《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为殷周时代之史诗。所谓史诗者，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以今语言之，可谓史诗为史料。然《诗》三百篇中，如此类者甚少，与其谓《诗》三百篇为史，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此其二也。（王通谓特）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故《周礼》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于大卜。韩宣子聘于鲁，观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谓《易象》、《春秋》俱为古典，掌于大史氏，而未尝谓《易》为史。此其三也。龚氏之论《诗》、《礼》，不过谓为史官所掌，其谓《易》为卜筮之史，则殊涉牵强，未为得实。故以严格论之，不惟《易》、《诗》非史，即《官礼》之属于政典者，亦不得与《尚书》、《春秋》比。依章氏所说，若谓《周礼》、《仪礼》为先王之政典，则无可议，《易》与《诗》无与于制度，谓之政典尚不可，况谓之为史哉。龚自珍又云：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钩沈论》），张尔田本之，以作《史微》，乃云，不惟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江琼本之，乃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证，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古人学不下于庶民，士夫必从史官而学，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六经掌于百司之史，而谓之为史，诸子之学，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而于所撰之书，亦被以史称，则古史之范围，何其漫无纪极耶？兹论古史，壹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
《史记·孔子世家》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尚书》，是即《尚书》之所由作也。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去其重者，定为百篇
。孔子删书之说，亦见《书纬》
，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论衡·正说》）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史通·六家篇》引）此又《尚书》之所以名也。盖自司马迁、班彪之伦，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书》有《尧典》、《禹贡》诸篇，皆当代史官之所记，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书》凡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谓之《今文尚书》；此外之二十余篇，则谓之《伪古文尚书》；而《今本尚书》之《孔传》亦为伪作，称为《伪孔传》。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盘庚》，唐人称为诘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皆在《盘庚》之前，而文辞易解，疑为伪作，此殊不然。试证以周秦古书，屡见称引，岂有古人未疑其伪，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与其直断为伪，以邻于妄，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章学诚之论《书教》则云：“后来纪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尚书》之中如《金縢》、《顾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其说是也。古人尝谓《尚书》为记言之史矣。今考《尚书》诸诰诸命，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王莽曹丕之篡两汉，皆模拟《尚书》以自文饰，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藉令不考其事，但专读其文，鲜有不以为舜、禹、汤、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诰之文，亦不得径称为史。史以记事，其中亦非无言，《左传》为《春秋》而作，其中所记之言，与事相等，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亦为至论。《尚书》诸篇，记言而兼记事者，如《金縢》、《顾命》之类，则不多见。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尚书》，亦举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见，故取典、谟、诰、誓之文而删存之，以当于古史。且司马迁之作《史记》，于《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书》，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自序》）。盖以研考古事舍《尚书》外，别无可据之故，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论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
《春秋》为鲁史之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盖《春秋》者编年之书，故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总之，明其以年为纲而已。及孔子因而修之，亦名《春秋》。其修《春秋》之旨趣，《史记》言之最详。《史记·孔子世家》云：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又《十二诸侯年表》云：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激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亦于《春秋》后论之云：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本《论语》）。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天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孔子亦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以修史自任为何如，马、班所述，固不诬也。
孔子修《春秋》之旨，孟子亦屡发之，尝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为之说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复引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春秋》所记者事，而事必载之以文，而义则穿贯乎文与事之中，所谓义者，即《史记》所谓制义法，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左丘明尝称《春秋》之称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
。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亦云：
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
盖《春秋》一书，本为鲁史，仲尼因而修之，而详其事迹、明其义例者，实为《左氏传》，必合观之，而其义始明。此即孔子之史学，而与左丘明同其作述者也。昔者刘知幾尝谓《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而王安石乃有“断烂朝报”之讥
。然《春秋》之可贵者，初不在此，章太炎先生论之云：
《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灿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
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此则功在百世不可泯灭者也。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昔者壶遂以此为问，而太史公答之矣。语具于《太史公自序》，其说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语亦见赵歧《孟子题辞》，又见《春秋繁露·俞序篇》惟字句微异）。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拔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寻此所论，及《汉书》所述，乃知孔子之修《春秋》，一因载籍残缺，文献无征，思存前圣之业，以垂方来；二因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用意至为深远，亦即修《春秋》之动机也。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左氏之书，作于丘明，亦为释《春秋》而作，汉代马、班诸家，皆无异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丘明为传，共为表里。”
近人之为今文学者，多不信是说，乃谓左氏别为一人，非与孔子同时之丘明。且其说曰：司马迁答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氏即为左丘，其名不带“明”字；又以其人生于晚周，故《左传》之文，不类春秋人所作；又谓《齐论》无“左丘明耻之”一章，故左丘明亦不必与子L子同时。此议固起于宋之郑樵及朱熹
，然不过姑为疑辞，以待后人之考断耳。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号曰《国语》，故亦号《左氏传》为《春秋内传》。自司马迁、班固、韦昭诸氏，所说皆同
，其流传盖已久矣。近代学者，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抨击《左传》，几无完肤，如刘逢录、康有为、崔适诸氏，皆谓今本《左传》，颇经刘歆窜乱，凡其中释经文者，多非左氏之旧，引歆所称诸儒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为证；或又谓作《国语》者，即为左丘，而非丘明，刘歆取《国语》之一部，以伪制《左氏传》，以其弃余为今本之《国语》；或又以《左传》、《国语》之多歧，断其作者不为一人
；其为说之是非，宜有以辨之。愚谓司马迁之世，去古未远，所见古文典记甚夥，其称鲁君子左丘明，必非妄语；杜预称丘明身为国史，又与班固称丘明为鲁太史之语合；纵令后贤所说，各能自完其说，然不信《史记》本书，而取短书杂说，或单文孤证，以明其说之为是，度亦无以服古人之心也。近世今文家重恶刘歆，故谓汉代之中秘书，多为其窜乱，弗恤深文周内，以成其罪。不悟《史记》之作，远在歆前，采用《左传》，言非一端，且其书早经杨恽、褚少孙之徒布之于外，为时贤所共见，藉令歆果作伪，必为太常博士之徒，察觉发覆，而哄然不容于世矣。夫刘歆作伪之说，已不可信，而谓左氏为晚周人，为可信乎？故愚仍以马、班之说为可据，而以作《左氏传》者，即为与孔子同时之丘明，而备闻修《春秋》之义法者也。夫必如是，古史乃可信，而有讨论之余地矣。若夫《国语》之作，是否与作《左传》为一人，本不甚关重要，惟二书各有详略异同，可资互证之处甚多，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
《左氏传》为释《春秋经》而作，经既为传之纲领，而传亦为经之节目。杜预作注，始合经传而为一，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者，皆可一览而得。后来朱熹作《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人了然于开卷之顷，实作史之良法也。然左氏作传，为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与孔子同其作述，称之为传，其实史也。公羊、穀梁二家，亦为《春秋》作传，不详其事，而详其义，初则师弟之间，口耳授受，至于汉代，乃著之版业，写以隶书，所谓今文之学也。晚近讲今文学者，推崇《公羊传》，以为深得孔子之旨，公羊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史记》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语，于是乃有“立三统”“张三世”之说；又谓孔子端门受命，为汉制法，以明白可据之书，寓怪诞不经之说。不知公羊之三世，犹今人修史之有上古、中世、近代，以鲁史为据，故曰据鲁，尊周王而书春王正月，故曰亲周，周因于殷礼，故曰故殷，此为修史之通例，而非有甚深之义也。汉魏之世，已有人曰，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而杜氏则力斥其非矣。或谓左氏所传，为其文则史之文，《公》、《穀》所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义，此亦不然。左氏之义，即寓于文中，如“五十凡”及“君子曰”是也，不必求之于《公》、《穀》，而其义已大明。总之，研史与说经不同，公、穀二氏之说，或可备一家之言为说经者之所撷取；若研史者，则应以史实为主，空说其义，于史何裨？此《左氏传》所以得为古史之一也
。
《春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韦昭叙云：“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其明识高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其释义可谓昭晰矣。宋人叶梦得尝谓古有左氏、左丘氏，《春秋传》作者为左氏，而《国语》作者为左丘氏（见《习学记言》，亦见《困学纪闻六引》），即以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证也。然史公之去明字，正缘行文之便，其不称丘明而称左丘，亦以免与下文犯复耳。古人文中截取人名为称者，不乏其例，如方朔葛亮，亦其证也。左氏既传《春秋》，又作《国语》，起于先秦，渊源甚远，后人非有极真极确之证据，未可以彼而易此也。诘《国语》之短者，一日鄢陵之败，苗贲皇之所为也，《楚语》则云，雍子之所为，与传不同（此隋人刘炫说）；一曰《左传》以伐吴后三年围吴，又三年而灭之，《越语》后四年遂居军，三年待其自溃而灭之，《左传》自伐吴至灭吴凡六年，《越语》则为三年，《左传》自吴及越平至灭吴凡二十二年，《越语》则为十年，此又《国语》之文异于《左传》之大者（近人徐元诰说，见《国语集解序》）。惟左氏身为史官，所见之典籍非一，安知非故为存异，以待后人之论定耶？今考《国语》，凡《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凡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出于晋《乘》，《左传》多载晋事，亦以此故。周王为天子，鲁齐以下为诸侯，而以天子下侪于诸侯，称为一国之语，殊不可解。然而以有此体，遂为后来国别史之祖矣。
《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之外，其书为古史，而有研讨之价值者，凡四：曰《逸周书》、曰《竹书纪年》、曰《世本》、曰《战国策》，是也。
《晋书。束皙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者摄行天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粱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又同书《荀勗传》云：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勗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勗又尝叙《穆传》曰：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丝编，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尽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裹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左传集解后序》正义、《玉海》一四七俱引王隐《晋书》，荀勗《上穆天子传序略》所纪与此略同，可供参考）。
据上文所记，汲冢所得古书如下：
《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一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
右凡六十八篇，合以折坏之七篇，正为七十五篇。其中纯属于史籍者，曰《纪年》，即世所称之《竹书纪年》；曰《国语》，言楚晋事，盖即今本《国语》之残简也。
《汉书·艺文志》，书九家中，著录《周书》七十一篇，为周史记，刘向谓即周时之诰誓号令，而颜师古则以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自来（说文解字》、《论语马注》、《周礼仪礼郑注》，皆引《周书》，亦皆在今本《逸周书》七十篇之中，惟《隋书·经籍志》于《周书》十卷下注曰，《汲冢书》，《唐书·艺文志》仍之，后人遂于今本《周书》，冠以“汲冢”二字。然考之诸书，《晋书·束皙传》杂事十九篇中虽有《周书》之名，而篇帙太少
；而杜预《左传序》，叙汲县发冢事，亦未尝一语及之；况晋武以前引《周书》逸文，不在今本中者，盖不下数十事
；其书故盛传于世，何得谓出于汲冢而世始见之耶。前人释今本《周书》，谓其篇数少于《汉志》一篇者，即缘其序散入各篇之首，一若今本之《尚书序》，理或然矣。究之其书之一部，不免出于后人依托，故多与《尚书》不类；又诸书所引，多不见于今本。然其书仍为世人所重者，即以其出于依托之一部，亦必多有典据，古籍无多，不可轻弃，故宁过而存之，是也。
其次则《竹书纪年》，实出于汲冢，《晋书·束皙[传]》叙之备矣。而《隋书·经籍志》亦云：
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裹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编，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案杜预《左传后序》扶作符。）
兹考《隋志·古史》一目，著录《纪年》十二卷，谓为《汲冢书》，当为束皙、荀勗所见十三篇之竹简，无可疑也。案《史记注》、《水经注》、《穆天子传注》、《文选注》，皆屡引《纪年》，而今本或有或无，即证以刘知幾所见之本，已与今本不同。请王宏撰写《纪年统笺》，则力辨之，以为可信。清朱右曾始取诸书所引之文，辑为一编，题曰《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因之，以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又撰《今本纪年疏证》，以明其伪，其言曰：“纪年佚于两宋之际，今本乃后人所搜集，复杂采《史记》、《路史》、《通鉴外纪》诸书成之。今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部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既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徵，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朱氏辑本，尚未详备，又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所取，亦不能无得失，乃以朱书为本，而以余所校注补正之，凡增删改正若干事。”据此则伪者之迹为不可掩，而真者亦因以明，于是王氏疏通证明之功，为前人所不及矣。要之汲冢所出之《纪年》，间有骇人听闻之纪载，然其大体多同《左氏传》，是即古史之教可信者。兹屏伪本，二转取辑本，以存其真，斯已可矣。再次则为《世本》。《后汉书·班彪传》云：“又有记录皇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录其书于《汉书·艺文志》。”或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
，惟未言作者究为何人。颜之推始云，《世本》左丘明所书，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
。章太炎先生信之，其说云，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胠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画以《春秋》，其言竟黄顼，将上攀《尚书》，下侪周典，广《春秋》于八代者也
。《隋志》史部谱系一目，著录《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疑即古十五篇之《世本》；又有刘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盖就古《世本》而为之注释。其书盖亡于宋代。今可考者，有《帝系篇》，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又有世家，有传，有谱。《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传文；或谓《史记·伯夷传》其“传”曰之“传”，即出于《世本》之“传”。其略见于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淋、张澍诸家之辑本，其何者为古本，何者为刘、宋二氏所补辑，则不易明。司马迁撰《史记》，多采取古《世本》，此亦古史之仅见者也。
再次则为《战国策》，著录于《汉志》者，凡三十三篇。内计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记春秋后迄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即号为战国者是也。据刘向《校书录序》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相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隋志》著录两本，一为二十二卷，刘向录；一为二十一卷，高诱注。今传高诱注本，即为二十一卷，是为真本，古今皆无异词，亦即见采于《史记》者也。
上述四书之外，又有二种，不可不述，一曰《穆天子传》，一曰《山海经》。《穆传》见于汲冢书目，愿为五篇。今本则为六卷，前五卷皆纪穆王西巡事，后一卷纪美人盛姬事。按《束皙传》所纪《杂书》十九篇中，有纪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之语，殆即此篇，而后人合之也。晋郭璞为之注，并传于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月日可寻，并详纪所行里数。郭璞《序》谓其体与今“起居注”同，故隋唐各志以之列入起居注。近人丁谦更为之作考证，以西图案其地望，言甚博辨，可指数者甚多。此其一也。《山海经》著录于《汉志》，前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秀即刘歆之易名也。《史记》亦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是其书已为子长所见。《列子》亦称大禹见而行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或疑《列子》为伪书，不尽可据。然考书中所纪，人名有夏后启、周文王，地名有秦汉郡县，是则其书虽不必为周代之古籍，然必有一部为晚周秦汉人所附益。清代毕沅为作校注，郝懿行为作笺疏，皆力言《山经》实古地理书，且以《水经注》证其域内地名，亦十得五六。此其二也。《四库书目》以二书夸诞不经，列入小说，尚非得实，考古史者，不宜置之。至若赵煜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虽详吴、越二国事迹，而皆撰于汉代，非上述诸书之比，故亦不复具论焉。
夷考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为列国之史。杜预所称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亦诸侯修史之成法也。孔子修《春秋》，得见百二十国宝书
，盖即墨子所见之百国春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晋韩献子聘鲁，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乘》与《梼杌》，即春秋之异名，而鲁《春秋》，又孔子修《春秋》之所本也。《汲冢琐语》又云有《晋春秋》（见《史通·六家》），当即晋《乘》之别名。又如《竹书纪年》，本为魏国之史，魏上承晋，故叙晋事独详，一如鲁之有《春秋》，是即魏之《春秋》，而原于晋《乘》者也。是则周代盛时，列国之史，林林总总，不可胜记。左丘明得见列国之史，故据以撰《国语》，而《战国策》亦列国史之支与流裔也。迨至晚周，诸侯恶其害己，始去其籍，又厄于秦火，于是所存者仅矣。
两汉经师，具有家法，递相传授，其学有今文、古文之分，盖自孔子以后师弟间口耳相传，至汉初始以隶体书之于册者，谓之今文学。其古人原本尚在，所书悉为古籀者，即就本书肄习，或以汉隶通之者，谓之古文学。因今文古文之异体，解者缘以纷纷而各立门户，是谓之家法，而争端亦由此起矣。古人以六经皆为王官之典籍，未尝有经史之别。《尚书》、《春秋》皆为古史，伏生所口授之二十八篇，为《今文尚书》，前已论之。又如著录《汉志》之《古文经》四十六卷，即《古文尚书》也
。公羊、穀梁二氏之传《春秋》，皆书以今文，是为今文学；左氏所传古经十二篇，传三十卷，原本具在，是为古文学；是则《尚书》、《春秋》之有今古文学，亦即古史之有今古二派也。《汉书·艺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尚书》之出于壁中，亦犹《纪年》之出于汲冢，自秦人燔书，古籍之不绝如缕，正赖壁中及地下之藏，得保十一于千百，此考古史者，所宜郑重记之也。凡古史之流传至今者，不为口耳相传，即为保藏原本，然后世之载籍，繁于古代者千万倍，徒恃口耳相传，为不可能，于是又有资乎古籍之流传。清代禁毁之书，不可指数，而终有其一部，不囚禁毁而失传者，则保藏之效也。古代简编，非甚繁重，师弟尤重传授，故历数百年，传十数世，而其书仍能不亡，非惟保藏，亦口耳相传之效矣。汲冢之发，所得古简独多，是为明证，可无述欤。再进而言古代之史学，试以刘知幾所论证之。知幾论史，概以“六家”“二体”。所谓六家者：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汉书》家，是也。《尚书》所载，多为典、谟、诰、誓之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其体略如后世所集之两汉诏令、唐大诏令、宋大诏令及明清两代之圣训，亦犹《毛诗》一编，为后代总集之开端，不惟后代继其体者为难，亦不得谓为史体之正宗。《春秋》本鲁史而成，左氏缘经以作传，经为纲而传为目，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是二家者，以编年体而垂为百代之法者也。其后司马迁以纪传书表之体，创为《史记》；班固继作《汉书》，改书为志，断代为史；后有作者，遵而不易，于是纪传一体，遂树正史之规模。若夫《国语》、《国策》二书，以国为别，而无复年月可寻，后世之书，惟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路振《九国志》、吴任臣《十国春秋》，差可比拟，然亦乙部之支流，不得以大宗拟之矣。是以知幾综其前说，约为“二体”；“二体”者，纪传与编年是也。《春秋》、《左传》为一体，是为编年；《史记）、《汉书》为一体，是为纪传。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编年体之所长也；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纪传体之所长也；刘氏论之详矣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或为鲁史旧法，然垂为不刊之典，以传之于后世者，则孔子与左丘明也。章学诚有言，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文史通义》所由作也。愚谓古代史学，只有史法，而史法当与史意并重。所谓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即史法也；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即史意也；史法即其文则史之文，史意即则丘窃取之义，曰法与意，曰文与义，皆为孔子之史学。是故摧论吾国之史学，必萌芽于孔子。至博采列国之史，萃为一编，以羽翼孔子之作，以阐发孔子修《春秋》之旨趣，是为左丘明之史学，而公羊、穀梁二氏，专明一家之学者，不得与焉。吾于古代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
总上所论，古代之史家，应为孔子与左丘明，古代之史籍，应为《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而《周书》、《纪年》、《世本》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亦以附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